龔自珍比較西北與東南之不同，東面的遼東和南面的閩粵，均臨大海，而最西端至愛烏罕，最北端則是烏梁海，陸地的那邊還是陸地。但高宗皇帝，也就是乾隆，用兵西征，鋒芒所至，竟距北京一萬七千裏之遙，或許就要打通抵達西海的道路了。這個西海龔自珍並沒有具體描述。但從今天的視角看，西海不就是印度洋嗎?路線是不是就是通往瓜達爾港的這條中巴走廊?樞紐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置身的喀什?我們現在把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不就是因為龔自珍曾經描述的這個從海洋視野中展開內陸地區的地緣重要性嗎?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這篇奏議是“一帶一路”(內陸與海洋)設想的前奏，或許也有一點道理吧?

內陸與海洋關系發生逆轉

意識到內陸與海洋關系正在發生逆轉的當然不止龔自珍一人。林則徐、魏源都有深刻的洞察。為什麽呢?因為到了這個時代，海洋對於中國來說變得極端重要了。恰恰是因為海洋變得特別重要，內陸的重要性發生了一種質的變化，即不能只在防禦遊牧部落對於農耕部落的沖擊，或者穩定清俄邊境的意義上談論內陸了，而且必須從大一統王朝與海洋時代的關系中思考這片距離海洋最遠的地域。即便是清俄關系，也必須置於新的關系中進行考察。這是一個變動的視野。

放在歷史變遷中，這個觀察的新意就在於，龔自珍清楚地意識到對於中國的主要威脅，不再來自內陸，而是來自海洋，這是兩千多年來歷史動力的逆轉。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種內外動蕩之外，1820年鴉片進口量躍升至5000箱，是鴉片貿易的一個轉折關頭。河水泛濫、安置移民、平定動亂消耗了國力，而鴉片貿易又導致大量白銀流失，反過來使得邊疆和社會秩序更加不穩定。這是國家財政困難，治理能力越來越力不從心的時代，也是海洋壓力對中國變得如此地緊迫的時代。因此，在思考內陸問題時，意識到海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龔自珍在這個時期的著述中，將更大量的文字留給了青海、西藏、蒙古和回部。他當時就意識到在這一輪的海洋時代的競爭裏，中國已經處在弱勢的地位了。將近20年之後，他給赴命廣東的林則徐的信中談及中英軍事鬥爭，已經包含了以內陸抗衡海洋的思想。而在魏源的《海國圖志》中，以陸戰對抗海戰已經是基本的戰略。這也是林則徐長期思考的結果。

我曾經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對龔自珍的西北論與哥倫布對美洲的發現做過一個比較，或者說，試圖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聯系。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評論說：哥倫布時代並不是天然的海洋時代，在開始的時候，它以海洋時代的面目出現，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對於以“大陸”的權力分布和結構為基礎的利益關系的反應。

從這個角度看，龔自珍的西北論既是對清朝社會危機的反應，也是對所謂“海洋時代”——以軍事、工業、城市化和政治制度的擴張為實質內容的時代——的反應。如果說海洋時代以民族國家體系的擴張為標志，試圖通過賦予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以民族國家的性質，來瓦解原有的朝貢關系和多元性的禮儀制度，那麽，清帝國出於內部動員和免於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應地改變內部的政治結構，通過加強內部的統一性，把自身從一種“無外”的多元性帝國轉化為內外分明的“民族－國家”。但由於這個“民族－國家”所內含的“帝國性”，它又不可能不是一個“跨體系社會”。這個地區的獨特性、內在張力和矛盾全部植根於這一轉變之中。我在這裏所說的獨特性、內在張力和矛盾並不僅僅指族群、宗教信仰、語言和人口的混雜性，而是這一混雜性所居於其中的新的政治形式、社會組織及其規範下的內外關系和日常運作的動力。

正是因為理解了海洋時代的重要性，懂得這個時代的真實挑戰，龔自珍才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新疆的重要性。所謂海洋時代，其實也正是海洋失去其先前的無限性的時代，失去其未知意義的時代，即海洋從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作為無限的範疇轉變為西方的“內海”。

我們今天看到，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曾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即當年只能依托陸地的國家，正在試圖將這個“西方的內海”變成“互為內海”。全球化將20世紀之前的海洋統統變成了“內海”，也就開始了“全球律則”（the Nomos of the Earth）的時代。因此，歐洲資本主義所確定的各種政治規則和經濟規則的“普世性”不過是在海洋內海化的過程中產生的。從方法論上說，所謂“普世性”是通過對“無限性”的消解與所謂“袪魅”，以理性建構的方式，運用於或強加於世界的一套規則體系。

在晚清時代，寫出了《大同書》的康有為，實際上就是綜合大同理念與科學方法為全球治理訂立規則。但是，這個大同構想產生於古典理念與社會主義思想的綜合，也就是一套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律則的全球律則。事實上，康有為在《大同書》之外，還出版了《諸天講》，前者是大同學說的外篇，後者才是大同學說的內篇，也可以理解為他為大同宇宙建立律則的嘗試。《大同書》書寫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外部的世界，一個只有內陸和內海的、可以用經緯線加以衡量和治理的世界，那麽，其原理既源自宇宙自然，也必然可以運用於宇宙自然——這是人類試圖將外太空內在化的想象，雖然這個過程還看不到盡頭。

在龔自珍給林則徐的信裏，提了許多具體的建議，從禁絕鴉片、整肅吏治、打擊腐敗，到如何與外商打交道，甚至海防等軍事部署和武器的配置，他都有很精確的建議。林則徐很驚訝於他對廣東的了解，知道他不是那些書齋中論兵的士大夫可比。我們反過來說，他的敏感還由於在思考這些問題之前，已經思考了西域的問題。他思考海洋問題，包含著內陸的視野;而他思考這個內陸的重要性時，恰恰是從海洋的視野出發的。海洋成為了西方的內海，西域就必須被納入帝國的行省，這兩者之間有呼應的關系。也正由於此，我們才會讀到《西域置行省議》中那段如今聽起來有些突兀和奇特的句子，即“天下有大物，渾圓曰海”或者“西北不臨海”。

魏源後來也曾感嘆，原來從新疆到印度洋的距離比從新疆到北京的距離還要近。中國人想象天下的時候，常常局限在一個帝國的範圍內，所謂“外面”總顯得更加遙遠，可是當魏源、龔自珍有了新的地緣視野的時候，中國的“四海”意識發生了質變。中國現在進入了“兩洋”的時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時代了。我是說印度洋也成為界定中國的潛在視角了。新疆的重要性就在這兒：東南沿海面臨著西方列強的壓迫，但對出海口的需求已經不可避免，這是一個時代的主題。因此，一定要找到內陸跟海洋的關聯，找到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關聯——如果太平洋成了西方的內海，印度洋那邊還有一點可能性嗎?其實兩邊都在內海化，但無論如何，當東南沿海面臨問題的時候，恰恰要從另外一個部分去思考我們這個大陸跟海洋的關系。事實上，龔自珍提出的是將古代界定中國的作為“渾圓大物”的“四海”變成中國能夠抵達並自由通航的四海。這是對於殖民主義世界秩序的突破，但這個突破同時采用重回古典的道路——亦即因海洋時代的到來而被廢棄、貶低的絲綢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茶鹽之路——的形式。但對他而言，這一次“重回”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含義，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制度構想。
1821年的時候，這不過是一個身處京師、地位不高的士大夫對世界的思考。這個思考有一個特殊的意義，與今天的發展有關。今天我們講“一帶一路”等等，新疆再一次地變成了真正的戰略中心，新疆是“一帶一路”的重中之重，最切近的著力點。我們可以說，從1821年到今天，有一個思想的線索是前後相聯的。龔自珍意識到當內陸-沿海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並引發劇烈的挑戰時，中國內部的政治結構和社會關系也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轉變，例如內部行政體制需要變化，所以他提出置行省，其他的財政關系、人口結構也會發生變化，以儒家為中心的世界觀也要發生變化。這就是為什麽他同時寫了一些對內地儒學學者的批評，說你們到今天還以長城為邊界，守著過時的夷夏之辯，其天下觀是如此的狹窄。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他的遠見卓識會把他孤立於他的同僚們。那些人根本不知道這個地區的地緣重要性及未來潛力，卻自以為高明，抱殘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