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胡適先生誕辰120周年的日子，拿什麽紀念他呢？我以為，談一談中國文化從自覺到自信，應該是對他最好的紀念。因為胡先生生前所執著的，恰恰是中國文化自覺。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整個近現代思想都處於一個文化自覺過程，至今還沒有完結。胡適先生正是文化自覺的先驅之一。他的名字與“全盤西化”在一起，盡管這個自覺版本受到廣泛批評，卻也使他與中華文化現代命運緊緊聯系，以致今天，其沖擊力與影響力，仍然為人們深切地感受著。本人於紀念胡適先生這種場合想說的是，胡適先生那年代的文化自覺，畢竟是開始起步階段，更濃重地表現於心理感覺層次，而欠理性成熟的認知層次。如果仍停留在那種認知狀態，中華民族迄今的現代路則等於白走了。中國文化進入自覺成熟階段的標志應在於中國人對西方認知的新深度，在於與其相比較的視野下產生出對中華文化認知的新深度，在於中國人由文化自覺的初級臺階走上更高的自信臺階；達到的自覺與自信的表現則是找到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體”，從中國文化“體”之中找到了讓自己可自信、可自豪的東西，找到可自強的大智慧與動力；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找到與西方文化的恰當關系；而這樣找到的，決不是曾讓中國人感到過的那種無奈、那種被逼迫的“全盤西化”關系乃至奴性感的自慚形愧。如果我們達到這一步了，胡適先生在天之靈除欣慰之外，不會有其他感覺。因為胡先生在骨子里畢竟是一個與中國文化精神血肉相連的人。

在胡適先生與現代思想文化不可分的意義上紀念他

人們不會平白無故紀念某人；紀念與否、如何紀念全然取決於與他之間構成的關系。胡適先生1891年出生，比本人早生50多年，本為隔代之人，無任何謀面機會，或有些什麽特殊“因緣”，使得自己具備“紀念”他的理由。但無論如何作為後輩中國學人，是不能忘掉他。讓我可以將自己拉到“紀念”字眼上的，正是不知多少人都會對他發生的那樣的一點點感覺，也即那種不管出於什麽印象，作為一名學人會對他不忘的感覺。胡先生是個歷史的思想的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必然有著普遍性；同時胡適先生也是中國整個近現代心態的一個縮影。

不過，本人還是有一點特殊感覺的。胡適先生自1910年8月19歲時從上海赴美國讀書開始，就與西方結下不解之緣。斷斷續續出於各種原因，在其72年的人生旅途中，至少有30年是在美國度過。由於本人在美國也學習生活過將近20年，長期的西方經歷使本人在感覺上似乎與他有幾分接近。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威夷進行中西比較哲學研究，偶爾讀到他的文章，特別有一篇是本人研究儒學與科技思維的課題時，讀到他1959年7月出席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大會發表的《中國哲學的科學精神與方法》。那是胡適先生反駁美國學者諾斯羅普“中國沒有推演法”的論文，他列舉朱熹、王充、顧炎武、錢大晰等許多古代學者的考證和格物致知，指出那些都與西方科學假設、取證的類似程序和推演相符。這篇文章讓本人眼睛一亮，實在是第一次看到，像他這樣一個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居然寫出過如此為中國文化辯護的文章。現在已經了解，胡先生晚年思想與倡導“全盤西化”年間已多有改變。這恐怕是我所獲得有關胡先生思想材料中印象最為深刻的。憑這點，這篇紀念文章其實不如稱是“感念”更為妥當。

評價胡適先生是複雜的，複雜性在於胡先生他自己複雜。比如他毫不含糊稱自己是主張全盤的西化，但又解釋說這與“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充分世界化”是同一個意思。是什麽邏輯把這兩個完全不同口號聯結為同一個意思的？這閃爍其詞是他明顯的把自己的複雜化，令人費解。同樣，他的一面集中火力攻擊以孔儒為代表的傳統，另一面在“整理國故”口號下以《說儒》等作品又對孔子贊頌有加、肯定儒家歷史價值，都加重很多人在理解他思路方面的困難。更有，即使他生命約七分之三時間身居西方，卻將“不知足是神聖的”、“自由、民主、男女平權、勞工神聖、社會主義運動”等匯為一談，也將社會主義公有制度與英美“級進得所得稅和遺產稅”誤為一談，認為兩者可以達到“財產權已經不是私人的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了”；這種種情況，給人們對胡先生思想作出邏輯性評論增加複雜度。

所以紀念胡適先生，本人選擇超越他個人的范疇，在他與現代思想文化的不可分意義上紀念他；這樣對他本人、對近現代思想史，對今天的人，對明天中國思想文化的去向，才是更有益處的。這是由於不管怎麽說，胡適先生都是近現代中西文化碰撞過程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歷史合理、自然的一個表態。所以，對他的紀念具有文化意義、歷史意義、普遍意義。我們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中國仍然很大程度上處在與胡適名字相連的“全盤西化”歷史公案漩渦之中。大抵因為，倘若將“全盤西化”作為胡適先生自己“充分世界化”、作為“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解釋，聽起來實在是與三十年的“實行全方位開放”、“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有必然性的關聯。胡先生的見解似乎本來就沒有什麽不對，甚至可視為先知先覺，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證明，中國的開放道路符合它提出的主張。

已不乏有人這樣地將胡適先生做出超越個人范疇的看待，將他如此與現代思想、今天和明天、中國文化的前途取向聯系起來；當然也是將胡適先生與中華文化的自覺、自信和自強聯系起來了。是這樣，我們用這個紀念胡適先生的機會，談一談如何才叫文化從自覺走向自信、自強，才成了是紀念胡適先生最好不過的意義。紀念他，需要溫習“全盤西化”論的話語和歷史，真正從這一歷史公案中總結教訓，叫它在這里結束，而不是讓它沒完沒了地公案下去。這個公案的結束應在實質上是進步的開端。

當然，今天紀念他，情緒化是多余的。百年思想史的浪跡至今，一旦情緒化，往往與淺薄連在一起。今天是該可以做到理性、客觀的時候。本人著實相信，文化自覺，不該停留在胡先生這里，而是要百尺竿頭。少則已七十年之久，多則也為一百多年，人如果往死里只守著“全盤西化”的說法不變，實是反常；除僵化不開，別無他哉！如果比胡適先生更進步了，這才是對他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