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全盤西化”，進入的是文化自覺的誤區

什麽是誤區？就是不該進入的地區、有危險的地區，被誤認為是無問題和安全地區，在無意之中闖進來。稱“全盤西化”是個文化自覺誤區，比喻的是將西方的一切籠而統之地對待，誤將不管什麽西方做法都認為可做中國效仿的對象，西化就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辦法。於此而有這樣結論：如果還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西化。這是胡適先生的問題，也是中國近現代思想的問題。直至1988年放映的一部政論文獻片還在喋喋不休：中國文明衰敗了！中國將被開除球籍！中國的封建死而不僵！刷新中國文化的顏色！

然而這樣激進結論的得出，不由理性邏輯的深刻追索，而由沖動情緒的一時感覺，以致由此種心理狀態對西方文化發生的迷信。人的迷信往往出自掌握不了自己命運的感覺。中華民族的近現代的命運是悲慘的，與世界列強的相遇發生的軍事、政治失敗，也伴隨精神的落魄。西方思想的湧入與沖擊讓中國的一部分精英對自己的文化變得看不懂了，驚魂忐忑使自己以為中國文化全盤地不行了。除了少數個人精英，近代歷史性疾風暴雨突變讓中國在整體上來不及細細思考，一時尚研究不出西方為什麽強大、中國為什麽失敗的邏輯。哪些面對西方變成驚弓之鳥的部分精英，則在惶恐萬狀之中不假思索地使用了非理性、最不平靜心理感覺的簡單邏輯。這段歷史向我們表示，部分精英進入與胡適先生名字相連的那個“全盤西化”版本的文化自覺誤區，是由下面的幾點導致而來的：

1）如胡先生說，凡是夠得上文化這名詞，必須先有物質的進步基礎。其實也就是物質與精神為獨立二元基礎之上的物質決定論；因此推理必然是：西方在物質上如此強大，其文化是必然進步的；只有先進物質才會有先進文化。也是說，按照西方“文化”的定義，中國是個毫無文化可提的人群；即使說有文化，也是落後、可憐的文化。

2）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胡適先生以為“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為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而文化衍進在“大趨勢，大運動上都是理智倡導的結果”。這是說，達爾文主義進化決定論做出的判斷是，在西方優勝文化面前，中國文化正面臨淘汰失敗命運，唯一救命之舉，是接受失敗，張開雙臂迎接優勝文化的征服。

3）接受西方單線單向進步發展的歷史觀，相信面臨失敗淘汰的文化，是物質不進步的結果，必然是屬於落後的文化。所以中國的生路在於把將自己拖入失敗與淘汰的文化拋棄。

4）主張“全盤西化”，但在胡適先生與一些人內心里都不相信最終的結果是“全盤西化”。大膽地去這樣提倡，其實是個“矯枉過正”策略。就是說，是因為不會實現，才故意這樣提。況且，從文化理論證明“全盤西化”論，不是簡單可以做的。反而只是提倡“全盤西化”，實際做起來卻總能達到怎麽做也不會過分。這是說，除“全盤西化”這個極度點，不再有適度性可言。

5）除了絕對性的物質決定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單線單向的歷史觀和“矯枉過正”的策略，提倡“全盤西化”論還出自對一系列例如“現代化”、“文藝復興”、“啟蒙”、“先進與落後”、“民主與獨裁”許許多多概念的誤解，亟待作為後胡適時代的後人去深刻認知，從以往的誤解中解脫出來。

可以作這樣的總結，之所以說提倡“全盤西化”是進入文化自覺的誤區，緣由是胡適先生時代和今天時代的部分精英都沒有覺察到，在近代西方顯示的物質強大、物質決定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單線單向的歷史觀以及一系列諸如“現代化”、“文藝復興”、“啟蒙”、“先進與落後”、“民主與獨裁”概念的背後深層處，隱藏著一個絕對論（非白即黑）與二元論（萬物之間毫無聯系）的體（或結構）。而中國文化具有的是個內涵上非絕對論（黑白相對而言）、非二元論（萬物渾然一體）的體（或結構）。之所以它成了一個誤區，是人們沒有覺察到，尤其是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的絕對論與二元論的體，在邏輯上決定著它不僅不能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藥方，反而是讓大家被忽悠去作文化自殘、文化自殺傻事的催命符。承認采用“矯枉過正”的策略激進地提倡“全盤西化”，恰恰也是承認自己由於對中西這兩個不同體差別的無所察覺而做出的非理性選擇。從西方文化絕對論、二元論的體上生成的那些概念，一直到今天在中國社會里仍尚未得到消化，一直哽咽在它喉嚨，吐不出來也走不下去，堵塞著生命的通道；越是西化得多，越是讓中國無法活得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