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說明：本文發表於《中國文化產業評論》第4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部分內容亦將發表於《文化產業學概論》（書海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書之中。因種種原因，初稿中的一些錯漏未能及時校改刪除，謹向讀者致歉。定稿發表於此，請讀者留心。 

20世紀中葉以來，充滿戲劇性變化的政治、經濟形勢向傳統文化形式提出挑戰，而新的技術、新的生產與傳播模式又有力地改造了文化格局。經由資本化、組織化和機械化的過程，文化產業迅速崛起，不但直接成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而且在當代社會的每一個領域都占據著從未有過的重要地位，成為社會化的主要方式。美國後現代理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稱之為文化的“爆炸效應”：“文化的威力，在整個社會範疇里以驚人的幅度擴張起來。而文化的威力，可使社會生活里的一切活動都充滿了文化意義，從經濟價值和國家權力，從社會實踐到心理結構。”

巨大的變遷要求新的理論和方法來闡釋當代文化的種種問題、沖突、挑戰和可能性，當代西方文化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文化產業論。但是，要清晰地界定西方文化產業的論域是比較困難的。第一，盡管文化現代性是相對獨立於政治、經濟而建構的，盡管各種“反文化”的先鋒派此起彼伏地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與價值觀，指控商品化對文化的傷害，但西方文化生產並沒有真正遊離於資本主義市場體制之外，不但大量的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直接與市場同謀，參與資本增值，即使是拒絕商品化的先鋒文化也與文化市場構成“反模仿”的模仿關系。文化產業是西方現代文化發展的結果之一而不是其斷裂，因此，在論域廣泛、主題多樣的西方文化研究中，較少籠統抽象的“文化產業”研究，而總是與文學批評、藝術批評、大眾文化、媒體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義、殖民主義歷史、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研究等聯系在一起。第二，當代文化產業研究吸收了各種相關的理論資源，包括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社會理論中的大眾理論、符號學、結構主義、現象學、詮釋學、後殖民主義、解構哲學和後現代主義等，舉凡當代重要的理論學說和研究方法，都被運用到文化產業研究之中；而這些理論與方法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產業論。尤其重要的是，沒有與經濟學無關的文化產業理論。文化產業化蘊涵著文化經濟化，文化產業研究同時是、甚至主要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第三，當代文化研究較少抽象地談論文化產業，而是集中研究具體的產業實踐，諸如電視、電影、流行音樂、購物廣場、日常消費、電子遊戲、廣告、時裝、大眾政治等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在充分體認上述三點的前提下，主要就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和文化研究中與產業化相關的部分內容略作述評，以期把握西方文化產業理論的主要特征和內容。

一、生產視角：文化產業的“批判理論”

古今中外都有以文化行為及作品謀利的現象，但文化產業卻是20世紀的產物，包括政治民主、教育普及、媒介技術、資本擴張等現代性要素是文化產業崛起的必要前提。“文化產業”（cultureindustry），一譯文化產業，英語世界多稱“創意產業”（creativeindustry），也有人稱為“意識產業”（consciousnessindustry）、“思想產業”（mindindustry）。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化範疇，它主要是指興起於當代都市的、與當代大工業密切相關的、以全球化的現代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為介質大批量生產的文化，是處於消費時代或準消費時代的，由消費意識形態來籌劃、引導的文化。文化之成為產業，首先是由於文化生產方式的變化，這就是由傳統的那種分散的、個體的、手工作坊式的創作轉化為依照大規模生產的模式加以組織並遵循慣例性的程式、規則和規定的商品生產。不再是孤獨的深思、不再是靈感的顯現、不再是長期的積累，文化產業的生產者是組織化集體，其生產過程是精心設計的可控的批量覆制，其產品是可以進入交換市場的物品。不同於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文化形態，文化產業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商品生產已經滲透到精神與無意識領域的時代的產物。正是基於文化產業的這種“生產”特性，西方文化理論率先從生產的視角考察當代文化。

“文化產業”這個概念是由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criticaltheory）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與阿多諾（TheodorWAdorno）於1940年首次提出。把“文化”與“產業”結合在一起個這個概念本身，就說明批判理論家不讚成忽視藝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的“為藝術而藝術”論，也反對把文化僅僅視為經濟基礎和政治結構的反映，而是辯證地理解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文化工業’這個概念引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繼續信奉（工業是資本主義的主要動力），和對該學派貢獻的變革和原創特點的信奉（文化以其自身的權利成為一種基本的構成要素）。”在1975年重新思考1940年代有關文化產業的研究時，阿多諾指出：“‘文化產業’這個術語可能是霍克海默和我於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啟蒙辯證法》一書首先使用的。在我們的草稿中，我們使用的是‘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大眾文化的鼓吹者認為，它是這樣一種文化，仿佛同時從大眾本身自發地產生出來似的，是流行藝術的當代形式。為了一開始就避免與此一致的解釋，我們用‘文化產業’代替了它。”文化產業“在它的各個分支，特意為大眾的消費而制作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費的性質的那些產品，或多或少是有計劃地炮制的。各個分支在結構上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互相適應的，以便使它們自己構成一個幾乎沒有鴻溝的系統。

這成其為可能，既是由於當代技術的發展水平，也是由於經濟的和行政的集中化。文化產業別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費者。它把分隔了數千年的高雅藝術與低俗藝術的領域強行聚合在一起，結果，雙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藝術的嚴肅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機利用時遭到了毀滅；低俗藝術的嚴肅性在文明的重壓下消失殆盡--文明的重壓加諸它富於造反精神的抵抗性，而這種抵抗性在社會控制尚未達到整體化的時期，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因此，盡管文化產業無可否認地一直在投機利用它所訴諸的千百萬的意識和無意識，但是，大眾絕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們是算計的對象，是機器的附屬物。顧客不是上帝，不是文化產品的主體，而是客體。”只是在“大眾”一詞的批判性意義上，即它是操縱大眾而非表達大眾的意義上，批判理論才交替使用“大眾文化”與“文化產業”兩個概念。文化產業的批判理論有三個要點。

第一，文化產業是國家權力與商業機構控制和改造大眾的手段。批判理論誕生於30年代國家和獨裁資本主義（當時主流的社會形態）時期，這是一個大型機構控制國家的時期，其中國家和大公司主宰著國家經濟的命脈，個人受制於國家和公司的控制。這也是一個規模生產和消費的階段，體現出需求、思想和行為的統一性和單一性特征，並產生了“大眾社會”和批判理論描述的“個人時代的終結”。

在此期間崛起的文化產業成為產生思想和行為模式——適合於高度秩序化和大眾化社會秩序的工具。經歷了納粹極權的批判理論家從歐洲來到美國，對獨裁制度有著高度的敏感和警惕。在他們看來，美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生產，也正面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全面控制，文化獨裁主義正在侵蝕這個多元民主的國家。在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眼里，獨裁主義國家“有組織的恐怖”已轉變為“福利國家”，即它通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生活更為舒適和安逸來對其進行全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