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

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

我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

張愛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在台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托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發的尼克森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發，為了避免引起註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森太太這時候到台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森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森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森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郁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裏，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裏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註視，也不知道是註入還是註出，仿佛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銜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台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台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台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裏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myfavorite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布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畫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鉆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幹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裏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余，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台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郁塞，仿佛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墻裏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裏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藤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裏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墻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裊裊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