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事吧？跟你隨便聊聊。

每個星期二，我從法蘭克福搭火車到海德堡大學去教課。昨天，在火車上，看到這麽一件事，說給你聽聽。

我站在曼海的月臺上，等著換車。這天人特別的多。一群外國旅客，總有十來個吧，腳邊圍著大大小小的行李，顯然是出遠門的，愉快地說笑聊天。

火車進站了。這是班開往意大利的快車，一路上要經過許多阿爾卑斯山的湖泊和隧道。

車子停下來，一大堆人堵在狹窄的車門口。沒有行囊、只夾著一本書的我，第一個上了車。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種的車程，所以我就在車廂與車廂的銜接走道裏找了個角落站著，居高臨下，看著旅客艱難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體從密集的人體中擠上來。那門，真窄。…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園的草地上松手放走一個粉紅色的氣球，氣球上系著一張小紙片，寫著兩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歲半，住在德國克倫堡麥河街六號，收到氣球請來信。"

十二月底，一個下雪的早上，胡須上沾著雪花的郵差送來一封信，給安安的信，來自波蘭。

鄰居把波蘭文譯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飄來的氣球。我今年三十六歲，名叫可蘭波斯基。有三個孩子，分別是十八歲、十六歲、十歲。波蘭通貨膨脹得厲害，這裏什麽都貴，我們什麽都買不起。我也失業了，今年冬天不知怎麽過。我們住在華沙一百公裏外一個小村子裏。收到信後請給我們一個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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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邊上有幾株野生蘋果樹，秋天的蘋果熟透了滾落地上，在草叢裏露出一點紅艷，也沒人去撿。曠野裏只有風吹著悠悠長草，襯著一片遼遠的天空。

好些天沒去，昨天再去的時候，驀然發覺草原上這兒一落、那兒一落的花白乳牛，閑閑地晃著尾巴吃草。草原的四周由一條細線圍了起來，一條細得幾乎看不見的線，但是充了會讓你麻手的電，使乳牛不致於越界。

我們立在細線的外頭，訪客說："真美！好一片田園風光！"我卻沈默著，悵然若有所失。…

這兩天，全德國街頭巷尾都響著一個話題：星期天晚上被燒死的三個土耳其人，一個女人，兩個十四歲和十歲的女孩；焦黑的屍體用塑膠布裹著，由消防隊從冒煙的房子裏擡出來。

消息傳出之後。大城市裏，人們紛紛匯聚在市中心，沒有組織的，只是不約而同，每個人手持著一枚燭火，在暗夜的街上沈默地遊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慘案發生處不遠的地方；他趕來小鎮，走在隊伍的前頭。

沈默的隊伍在燭光中顯得悲傷；盤據在每個人心頭的，更沈重的，是對現狀的震驚和對未來的恐懼、不安。

兩棟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縱火之後，縱火者打電話給消防隊："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燒了！希特勒萬歲！"…

1我這一口漂亮的國語

往往在一場演講之後，群眾中會有人到後臺來找我，不是和我理論演講的內容，而是特別來說，"你的國語講得真漂亮"，或者，"聽你的華語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話說得這麽好"。

我知道我的國語、華語、普通話說得"漂亮"，從小如此。

小學時候，我是那個永遠被老師派出去參加國語演講比賽、朗誦比賽的小女生。比賽題目，不外乎四維八德等。

初中時代，我是那個坐在披滿彩帶的小卡車裏的播音員，對著麥克風念："武昌起義……普天同慶……全體軍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車走在遊行的學生隊伍前頭，哦，還有，卡車兩旁紮著巨大的總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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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麽辦？

把彈簧墊掀起來。就找到了毛病。這是一張巨大的床，中間支撐的梁木斷了，斜插在地毯上。沒有客人的時候，孩子們把這張客房裏的床當作體操墊，木梁都給蹦斷了。床墊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樣努力貼著床面，才不致於滑下來。

怎麽辦？

華德和我分別站在斷梁的兩邊，打量那毛須須的斷裂處。半晌，我說："不難！拿一疊雜誌來墊在下面就可以。"…

三十萬人手舉著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裏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舉行了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只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象征，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不覺黯然。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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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了！你懷念那個從地圖上消失了的國家嗎？"選擇西德或是東德，"東柏林長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說，"就譬如要我選擇霍亂或是鼠疫，選擇一個豪華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東德不值得懷念，統一更不值得慶祝。只是每當電視上西德人將東德說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場不好笑的笑話，他就覺得徹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東德只是金錢的結合，新婚夜或許有幾度性高潮，接下來的4年卻是夜夜強暴。老實說，我並不在乎東西德的結合，只是頭痛怎麽結合了就無法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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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時代炙手可熱的作協領導康特說：我不跟你虛偽，坦白地說吧！對，我不得不懷念那被抹掉的國家，而且一丁點兒也不後悔曾經為她投入一切。…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墻守衛案子終於有了結論。一九八九年二月，圍墻頹倒的半年前，十歲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時被擊倒；克利斯當場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槍。

被告的四個年輕的士兵，兩個被判無罪，因為他們只是口頭發出命令："射！"用槍射擊高定腳部的士兵判了兩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釋；最重的，是開槍射殺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法官對被告解釋他的判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沖突的時候，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不是法律。…

從定陵一出來就聽到他們憤怒的聲音。

賣飲料的小攤旁，兩個穿短褲的男人正使盡全身力氣地吵著架，脖子粗了短了，臉漲得紫紅。兩人之間還站著個七八歲大的小孩，手裏握著罐要喝未喝的可樂，眼睛怯怯地望著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聲音越來越激昂，緊依著男人身後的兩個女人——一個是賣飲料的小販的妻，一個是買可樂的孩子的媽——火雞似的插進來幫著吵，各幫各的男人，只是四個人同時扯著喉嚨嚷嚷，誰也聽不見誰的。

當小販突然彎身去拔他的板凳時，看熱鬧的人都嚇了一跳。小販黑虎著臉，兩手高舉板凳，做出馬上要砸下來的架式。…

火車站

四九年，兵荒馬亂中，母親終於不顧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車，她要回衡山把一歲大的孩子帶出來。當初是為了避免讓幼兒受流離顛沛之苦而將他托給了鄉下的奶奶，現在，思兒心切，管不了那麽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見，孩子顯得大多了，可是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他瞪著眼前陌生的女人，像貓一樣緊纏著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麽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聲奶氣地喊著。

踩著黃泥路，到了火車站，孩子開始呼天搶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車轟然進站的時候，傷了心的母親轉了念頭："算了，不勉強吧！鄉下大概還是平靜點，反正很快就會回來……"…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來的董橋夫婦、為《當代》雜誌獻身的金恒煒夫婦、剛從瑞士回國的我，和從通霄北上、一身鄉村氣息的七等生。

我們談到民族主義和世界公民的問題。地球村裏，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臭氧層中一個破洞，對紐約高級住宅區中紳士淑女的影響和對南美叢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響一樣。伊索比亞的饑民手中的奶粉來自瑞士，也來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個西歐要變成一個沒有國界的大邦聯。在這個彼此息息相關的新世界裏，民族主義是不是該淡化？

"種族、國界，對我都沒有意義，"七等生說，"我相信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那價值是共通的……"

與我初識的七等生，留著齊頸的長發，用溫文而緩慢的聲調講話，講的是他對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裏透著夢幻似的光芒。…

這是個人口在三四萬之間的小城，名叫衡東，在東西南北街交匯的十字路口。我將單車停下來。

乍看之下，這是一個亂成一團的路口，四個方向都在鋪路，每一條路都只有半邊可行，尚未鋪的半邊矮下去，鋪好的半邊高上來，水泥路面到了路口便像懸崖一樣陡然截斷。土路上擺著農人的攤子，這兒一簍絲瓜，那兒一籠橘子。水泥路面上鋪著一層泥濘幹草，保護新鋪路面的潮濕，三三兩兩的驢子搖晃著尾巴，閑閑地扯弄著幹草，各種各色的車輛擁擠在鋪好的和未鋪好的路上鉆來鉆去，忽上忽下，時左時右，爭奪前行的每一寸空隙，拼裝的載客車——載滿了人，幾個年輕人還懸吊在車尾——駛到斷崖路口，唉呀，這麽小而禿的車輪，這麽高聳的路面，我以為它肯定要翻車了，可是不，它像個螃蟹一樣攀爬下來，噴出一團黑煙，繼續勇往直前。…

綜觀當代雜文界，龍應臺是個"異數"。

在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以前，全臺灣幾乎還沒有人聽說過"龍應臺"這個名字；僅僅過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後，全臺灣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龍應臺"三個字。

她的經歷似乎極為平順、簡括。

無妨展視一下履歷表：原籍湖南省衡東縣，一九五二年生於臺灣省高雄縣大寮鄉水源地；一九六九年，進入臺灣成功大學外文系就讀；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學美國，攻讀英美文學，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獲博士學位，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臺灣，任中央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轉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蘇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遷居聯邦德國法蘭克福。…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歲，燙著短短的鬈發，穿著好走路的平底鞋，嬰兒抱在臂彎裏，兩個傳令兵要護送母子到江蘇常州去，冬英的丈夫是常州的憲兵隊長。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時候，冬英倉促上路，並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馬蹄達達的石街，還有老宅後邊那灣新安江水，對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樣是永恒不變，理所當然的東西，時代再亂，你也沒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別吧？人會死亡，朝代會顛覆，城，總不會消失吧？更何況，冬英向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堅強。…

電梯小姐將鑰匙插進孔裏，電梯就晃蕩晃蕩地上升。五樓？

您好。麻煩您。是五樓。謝謝。再見。

一把行李拖進公寓，再出來，我傻了。這不是自動電梯，我得按鈕，樓下值班小姐得從她小房裏出來，拎著鑰匙，啟動電梯，上來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對不起又要麻煩您。是的，出去辦點兒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謝謝，不客氣。再見。

進進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讓我受不了了。我是個討厭寒喧客套的人。甚至於在社交場合裏，我也有一種本事：和對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說話的時候就是不說話，我可以忍受；雖然社會習慣要求你談談天氣、問問貓兒狗兒、淺笑兩聲，我不怎麽在乎社會習慣。…

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回臺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裏塞著一本《萬歷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幹凈、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新的車站那麽大，萬頭攢動，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還沒從計程車裏卸下來，她已經貼著我的身體，挽著我的手臂，像個極疼愛我的老人家，很久不見了，不放我走。

她長得也像個慈祥的老太太，頭發在腦後紮成一個髻，梳得光亮，一絲不亂，身上穿著傳統中國婦女的黑藍色布衣布褲布鞋，顯得樸素端莊，可是她的嘴，對著我毫無準備的耳朵說："給點兒吧！給點兒吧！"我不禁擡頭仔細看看她——是得擡頭，因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個頭來——老太太長得高頭大馬，健康硬朗，纏著我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讓我把行李卸下來。"我說。

她還好商量，手放了開去。…

我們踏進和平飯店的咖啡廳。客滿。角落裏倒是有張桌子只坐著一個客人，白種人，我們走近，問他是否能讓我們共坐；他點頭，我們坐下。

侍者看見了，有點緊張地走過來問："你們跟客人打過招呼嗎？"

我楞了一下；他憑什麽以為我們不懂這個基本禮貌呢？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卻以質問來冒犯我們？反過來說，如果原先坐著的是長著東方臉孔的我們，而兩個西方人前來與我們共坐，他是否也會緊張地質問他們："你們打過招呼嗎？"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國主義橫行的上海，能住進典雅的和平飯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個上海人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麽愉快的事。我擺出主人的架勢為陪我的朋友點飲料："有鮮榨的柳橙汁嗎？"我舉頭問侍…

海德堡古城臨河，河對岸山坡上有條羊腸小徑，蜿蜒數裏，覆著野花或莓果，看季節變化，小路無人不知，因為歷代哲學家，歌德、亞斯培斯、黑格爾、韋伯、海德格爾……都曾經在路上徘徊，從"哲學家小徑"遠眺，可以望見古城的石墻紅瓦和漸行漸渺的河景。

我到長沙，什麽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條小路，也是一條山中小徑；在那條小徑上，朱熹，張栻，王陽明，左宗棠，曾國藩……都曾經徘徊，從小徑遠眺，可以望見古長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漣灩的湘江。

那條小路在嶽麓山裏，蜿蜒穿梭於書齋亭臺、老樹池塘之間，覆著青苔或落葉。小路沒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牽引環繞的範圍，叫嶽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