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當代雜文界，龍應臺是個"異數"。

在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以前，全臺灣幾乎還沒有人聽說過"龍應臺"這個名字；僅僅過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後，全臺灣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龍應臺"三個字。

她的經歷似乎極為平順、簡括。

無妨展視一下履歷表：原籍湖南省衡東縣，一九五二年生於臺灣省高雄縣大寮鄉水源地；一九六九年，進入臺灣成功大學外文系就讀；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學美國，攻讀英美文學，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獲博士學位，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臺灣，任中央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轉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蘇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遷居聯邦德國法蘭克福。

她的創作歷程，似乎也不復雜、漫長。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書月刊》，批評《孽子》；十一月，"龍應臺專欄"於《新書月刊》上開設；撰寫《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投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火集"專欄於《中國時報》上開設；六月，文學批評集《龍應臺評小說》由臺灣爾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雜文集《野火集》由臺灣圓神出版社出版其間，還以"胡美麗"的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不定期撰寫有關女性問題的雜文。一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間"副刊開辟"人在歐洲"專欄。一九八七年二月，《野火集外集》由臺灣圓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雜文、隨筆集《人在歐洲》由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出版。近年來，龍應臺尚在臺灣《皇冠》雜誌上撰寫專欄文章，透過"安安"視野審觀大千世界。

然而，她卻平地卷起了一陣"龍卷風"26野火集》一個月內銷售五萬多本，去年已高達一百○七版，十幾萬冊，臺灣百多人中即擁有一冊。《龍應臺評小說》也印行了二十幾版。而《人在歐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冊。《野火集》和《龍應臺評小說》分別評選為"年度最具影響的書"。同仁們稱她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響力的作家"。雜誌評她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風雲人物"。

如今，作為大陸的讀者，想要了解臺灣雜文，不能不讀龍應臺雜文。迄今為止，龍應臺雜文的主要成就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燒"野火"的龍應臺，談"美麗"的龍應臺，"在歐洲"的龍應臺，各具特色，紛呈異彩。

其一：燒"野火"的龍應臺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這話應於龍應臺，再貼切不過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為實在不能忍受熒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私自滿的談話，龍應臺一口氣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投給並無太深關系的《中國時報》，自此一發而不可收。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正如龍應臺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現，就有大學生拿到布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老師復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復印幾百份四處散發；郵箱裏一把一把讀者來信……

不過，另一種聲音卻也囂囂不已——

"龍應臺在-中時-寫文章，篇篇都是醜化我們中國，醜化我們中國人……以一點概全般，醜化我們的社會……"

"他（指龍應臺）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無主，易放難收，顯然，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評，不在建議，只想隨心所欲地隨手放火，火起之後，再拿一本外國護照出國，隔岸觀火。"

"用腳踩熄這點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煙蒂。不值得再為此人此事寫一個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險而驕、言偽而辯、激狹取寵"，"滿紙酸溜溜、臟兮兮、惡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腦兒地朝龍應臺頭上扣去。有些"特定"的團體明令將此列為禁書；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紙，詛咒她早日歸陰。

熱烈的掌聲與兇猛的罵聲，這一深具涵義的社會現象，更加凸現了龍應臺雜文的強烈的現實意義。

她嚴峻地剖視整個病態社會——

懦弱自私：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環境汙染：地面、地下的汙染，水的、空氣的汙染，無所不在的"標語口號汙染"，立體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靈，臺灣猶如"生了梅毒的母親"；

反仆為主：住在臺灣的中國人四十年來患了政治"敏感癥"，有許多陳腐觀念需要糾正，卻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聲，衛道者動機指斥為"民族叛徒"、"赤色嫌疑"；

封閉教育：在生活上"抱著走"，在課業上"趕著走"，在思想訓練上"騎著走"，犧牲學生自立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

龍應臺以她那銳利的辭鋒、靈轉的文字、縝密的思慮，悍然無畏地揭開社會中的種種病象，讓血淋淋的事實逼迫我們去自剖，去反省。她坦率承認《野火集》"很苦很猛"，這只是一個社會批評，一個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會批評"，"因為我不喜歡糖衣，更不耐煩戴著面具看事情，談問題"，她希望自己的批評"是不受傳統跟規範的拘束，超越出來的"，"-野-取其不受拘束，-火-取其熱烈"。這也正是龍應臺雜文風靡臺灣的根本緣由。

其二：說"美麗"的龍應臺

一條上了電視的標語："穿著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一則某專科學校強迫已婚女助教及職員辭職的新聞，

一封被歹徒強暴而自尋短見的十八歲姑娘的絕命書，

一家新開設的專賣"給女人看的書"的書店，

一樁開會時讓女警察提茶壺招待客人的尋常事，

一名嫵媚而年輕的大使的辭職，

一位主持人關於某小姐的介紹，

……

龍應臺以"胡美麗"的筆名，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了多篇雜文，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上觀察、思考和評論女性問題。龍應臺藉自我訪問的方式，這樣評價這些雜文："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而言語潑辣大膽，帶點驕橫"。有的論者認為龍應臺是理性的、中性的，"胡美麗"是感性的、女性的，而其為"善"則一！

社會生活中許多司空見慣的現象，如上述那些事例，在龍應臺眼裏，卻帶有另一番意味。她一針見血地揭示"結婚就得辭職"的真正涵義：一旦結了婚，在你眼中，我就成為一張擦臟了的茅廁紙、一朵殘敗的花、一個已經被人家"用"過的肉體——所以你要我離開。她直截了當地告訴受害者：殺了你女兒的，並不是那個醜惡的暴徒，這個社會對男性的縱容、對女性的輕視逼使她走上絕路，無形的貞節牌坊深深地建築在每個角落。龍應臺針砭痼疾絲毫不留情面，可又不令幽默感：一般的書店不能滿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女人書局"有個重要任務——時時提醒女人不要"撈過界"來。對於那些抽象、寬泛的事理，龍應臺常常用明快、簡捷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加以表述。比如，有個氣宇軒昂的男人每次見到她都會說："胡美麗，我不喜歡你。""為什麽？""你不像個女人！"什麽叫做像個"女人"呢？龍應臺開列了女人必備的幾個特質：首先，必須是被動的，第二個要件是害羞，最重要的還在於比男性要來得"柔弱。"龍——徐徐辯駁，而後舉重若輕，一語中的："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個模子來（被動、柔弱……），然後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這-一個-模子。"

說"美麗"的龍應臺，尖銳、深刻，卻又不帶片面性。其文鋒芒直指"愚女政策"——"這不是纏足，這是纏-腦-、纏-心-！"在淋漓盡致地抨擊輕視女人的傳統觀念、習慣勢力的同時，龍應臺毫不諱飾女性自甘示弱的頑癥：從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應該比男孩身體纖弱一點、頭腦愚昧一點、學歷低一點、知識少一點、個性軟一點嗎？既然心甘情願的作楚楚可憐的弱者在先，又怎能埋怨弱者的待遇在後？她以女性的觀點為出發點，又不囿拘於一方的單角度，褒貶得體，尖銳而不尖刻，激烈而不偏激，更有說服力。

其三："在歐洲"的龍應臺

"有一只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裏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裏透白，又被烏鴉驅逐。"龍應臺在描述旅歐心路時流露的情懷，幾多無奈，幾多感慨。

《人在歐洲》是龍應臺旅瑞一年多的心路。它詳盡、形象地顯現了龍應臺目前的關註點：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疑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有些基本信念，比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假如把《人在歐洲》的多數篇什概略地分類，不外乎有這麽幾種。一，談社會，如《清道夫的秩序》、《番薯》、《斜坡》、《思想欄桿》等。二，談人生，如《給我一個中國娃娃》、《燒死一只大螃蟹》、《阿敏》等。三，談文學，如《詩人拎起皮箱》、《視大獎·必藐之》等。換一個角度，從關懷面的寬泛和集中，還可以劃分：談國際問題，如《德國，在歷史的網中》、《醜陋的美國人》、《慈善的武器工廠》等；談臺灣問題，如《臺灣素描》、《臺北遊記》等。實際上，二者融為一體，她議國際問題，總是把臺灣作為參照對象，議臺灣問題，無不置之於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之中。一以貫之的，是力倡開闊的、平衡的、健康的世界觀：在彼此息息相關的世界裏，把人的價值擺在首位，從心靈的層面上真正地尊重人、關愛人。

在龍應臺寫《野火集》的時候，她那位外籍的先生曾調侃她："你的職業不是教授、作家，而是中國。"對本土問題狂熱的關切，到了《人在歐洲》，轉換成了對於民族主義與世界公民關系的探尋和反思。某些偏失和缺欠（視野、胸襟等），也獲得匡正和彌補。

當然，她並沒有、也不可能放棄對臺灣的關切，但立足點更高了，視野更寬了；臺灣已經從貧窮進入富裕，但要從依賴變得成熟，它需要用自己的清明兩眼逼視現實世界，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光線，自己的眼睛。"你如果不可能好好做一個-人-，也不可能做個有意義的中國人。在開發與未開發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就是世界觀的寬還是窄，大還是小。"

"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臺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龍應臺的這段心路，雖然打上了個人切身經歷的印記，但它對於華人作家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省思和啟迪是相當典型的。"這一個"龍應臺。

龍應臺遭受的諸多詬責，"別有用心"和"嘩眾取寵"是其中主要的兩項。

對於"別有用心"的罪名，龍應臺坦然應承。她直言不諱："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

這類責難是那樣的氣勢洶洶，連篇累牘，龍應臺不得已也針鋒相對地堅決回應。她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舉辦的一場公開演講中，剖明了自己所從事的社會批評的特點和價值："至於社會批評，我們的社會常常只說好不說壞，只褒而不貶，這種態度從好的方面說是-隱惡揚善-，但真實說來是-粉飾太平-而已，更不客氣地說則是-自欺欺人-"。"一個有自尊的民族就應該人人有批評的勇氣，才能使社會進步。而且社會批評無所謂專家，無論市井小民或販夫走卒只要肯於主動地對一件事物以理性的態度去表達、去批評，都是社會批評家。""如果社會大眾，都有自決自立的能力，去做客觀的批評，社會自然能夠日新永進了。"龍應臺的結論是"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批評！"

承續中國知識分子"感時憂民"的傳統，龍應臺把一己投入社會變革的大潮中去。她極坦率地自白："我之所以越過我森森的學院門墻，一而再、再而三地寫這些-瑣事-，是因為對我而言，臺灣的環境——自然環境、生活環境、道德環境——已經惡劣到了一個生死的關頭。我，沒有辦法去繼續做一個冷眼旁觀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不由使我們聯想到巴人對魯迅的一番評價：他一直面著現實，時時在觀察現實，掘發現實，分析現實。他那種對社會現實的關心，是在他那"熱到發冷的熱情"（魯迅評陀思妥也夫斯基語）的筆調中可以看得出來的。犀利、冷峻的字裏行間，躍動著炎黃子孫的拳拳之心，龍應臺無愧為大寫的"人"。

非議者還一再貶斥龍應臺"嘩眾取寵"。以虛浮之辭"嘩眾"談何容易！龍應臺雜文以其特有的魅力征服千百萬讀者。一位法律教授不勝感慨地說："龍應臺最大的優點是以文學批評家的筆法批評社會問題，落筆率直，且能以大眾化、淺白的筆觸突破過去的禁忌，獲得大多數讀者的支持，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換言之，感性的文學和理性的思考的交融，為文學性和政論性的統一，為大眾化的實際效果創造了基本條件。

龍應臺常常針對一種社會現象，一類具體事物，甚至於一個人、一句話、一件事，給予無情的透視和直接的批評，馬上讓人心有戚戚焉。這些事，就發生在周圍，看得見，摸得著，那麽具體、實在、確切；而內中的緣由、涵義、影響、作用，常人似乎無所感，一經點破；立時豁然開朗。

按照魯迅的看法，雜文的主要內容為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但批評不完全等同於雜文。"言之無文，其行不遠。"雜文離不開議論，但這種議論只有具備"理趣化"、"抒情化"和"形象化"的特點，才有藝術感染力。龍應臺相當講究素材的剪裁，結構的營造，語言的鍛煉；她的雜文，融知、情、理為一體，議中含情，情議相偕。

綜觀龍應臺的雜文，無一不是緣起於具體事物，有感而發；但無一僅僅局限於某一事物，就事論事。始終著眼於觀念的探討——作者和讀者，肯定意見和批評意見，都十分明了這一點。

龍應臺認為，人和烏龜一樣，背著巨大的殼，即觀念上的框框。她的雜文警策人們重新審視背上那個習為以常、見怪不怪的觀念的殼，"觀……每一篇大致都在設法傳播一種開放、自由、容忍，與理性的對事態度"。出版者對龍應臺的良苦用心也體悟得很透徹："長久以來的歌功頌德，已使大多數人失去了批評建議的勇氣，傳統文化的因循，促使一般人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龍應臺努力點燃的，正是獨立思考、勇敢質疑、熱心參與的新觀念。"無怪乎，對著名原子科學家孫觀漢所說的"小腳觀念"、"小腳行為"，她的揭示是那麽尖銳，那麽嚴峻，那麽不遺余力。客觀上，這是對魯迅先生改造國民性、倡導人道主義的歷史貢獻的繼承和延續。

新文學運動後，白話文興起，雜文勃然盛行，名家輩出，佳作如湧。這三四十年間，雜文在臺灣也久盛不衰。論其指向，大體分為社會批評和人生雜談兩大類。前者，率直、尖銳地揭穿社會缺陷，立懦敦薄，以促進社會改革。後者，由社會批評衍生而來，可能有較嚴肅的議論文學，也可能是幽默地閑談人生瑣事，但無不以議論的方式出現，以人類日常生活為主題。以社會批評見長者，柏楊、李敖等淩然卓立。以人生雜談專擅者，當然首推林語堂、梁實秋，臺靜農《龍坡雜文》的多數作品評說人生，娓娓道來，平實中見深沈。而龍應臺不落窠臼，獨步健行，開了一條新路。"龍卷風"終究要隨時而逝，然而，龍應臺在中國當代雜文史上書寫下的錦文華章永遠不會失卻它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