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行萬里路 發現臺灣發現我~背著包袱的驢子

三十萬人手舉著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裏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舉行了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只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白玫瑰"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象征,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不覺黯然。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別的混混沖上街頭打砸商店、縱火燒車、群毆混鬥。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表示社會大眾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認為平常雖是"沈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風而逃。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燭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雲,壓著人心。

該怎麽看待德國的排外風潮?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英法國內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只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在美國媒體的呈現中,事態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將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采取經濟制裁。而德國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著一片自我檢討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別的歷史情結。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德國是現代的該隱,額上烙著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別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態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回避、躲閃。六八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歷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

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標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裏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一種集體罪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歷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別顯得緊張。在任何國家,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象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國,別說不容易找到這麽一個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歷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後生者無罪",為下一代減輕負擔。可是他沒有辦法防止人去觸犯那個禁忌——那個禁忌目標也太大了。

失業的、失學的、沒有家庭溫暖的、心裏朦朧著反抗沖動的少年和青年,找尋發泄的目標。他怎麽樣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下,讓全世界為他震動?有什麽東西,在這個社會裏,是絕對絕對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國,強奸、放火、殺人、搶劫,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都只是一般社會新聞,連亂倫、殺父殺母,都只是犯罪學家和社會學者關懷的小領域。在這個國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轟轟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殺人,而且必須是殺外國人。

只要殺的是外國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頭條新聞,而且不只是國內新聞的焦點,也是國際媒體的寵兒:街頭巷尾,莫不談論,舉國為之震動。

牽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和極左的赤軍不同,沒有組織的帶領也沒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們多半來自低收入階層,失業,失學,酗酒。去年縱火殺人的十九歲青年拉爾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母親在他九歲那年自殺死亡,他就在扶養中心長大,一向是個問題兒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歲的克裏斯強,沒有父親,母親常換伴侶。他解釋自己恨外國人的動因:母親從前有個情人,他很喜歡。那個人經營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搶了,據說是被外國人搶了。克裏斯強被警方逮捕時,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國的排外風潮,必須有這麽一個歷史焦距:在對納粹歷史進行自我批判的過程中,德國文化形成了一個絕對的禁忌。對禁忌挑戰,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實是青少年階層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導的反外風潮,究竟有多少是屬於法西斯理念的推動?有多少是屬於青少年對一個龐大禁忌的盲目反抗?還等時間來澄清。不考慮這個禁忌形成的歷史背景而遽下斷語:日爾曼民族主義復蘇、希特勒精神復活、納粹主義橫行德國等等,恐怕都是未經深思的危言聳聽之辭。

值得擔心的是,危言聳聽造成影響,將原來已經森嚴的禁忌再加幾道鎖,而導致更強的反彈。每次事件發生,就有人提議將所有極右黨派指定為非法集團,以杜絕影響。真那麽做了,無非使地上活動轉流地下,更難監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強,猶如在發炎的腫塊上塗辣椒水,恐怕只能誘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國的排右暴力?歐美各國尚做不到,德國人自己也做不到。事件發生,德國正派媒體極少自我辯護說,他們英國美國法國種族問題一樣嚴重雲雲.反倒只是不斷地自我鞭策,討論如何讓外國人可擁有雙重國籍、如何給予外國人投票權、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寬容……這種"好孩子"的反應舉止,也和那個禁忌有關——德國人必須做個世界村裏的好孩子,他必須被打不還手,被罵不回嘴,理性而自制。

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告訴你,在這麽強大的制約壓力之下,那個好孩子不變成問題兒童才怪!事實上,殺人放火的拉爾斯和克裏斯強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國問題兒童。就歐美其他各國來說,德國人的集體罪惡感或許是驢背上一個包袱,壓著不讓它亂蹦,可是包袱太重,驢要反抗鬧病的。

寫到這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麽說,日本那頭驢子可更理直氣壯地不馱它該馱的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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