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快十一點了；我走進玻利瓦爾街和委內瑞拉街拐角處的一家雜貨鋪，如今那裏是酒吧。角落裏有人向我打了一個招呼。他的模樣大概有點威嚴，我應聲走了過去。他坐在一張小桌前；我不知怎麼覺得，他面對一個空酒杯，一動不動地在那裏已經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個規矩的手藝人，或許是個老派的鄉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經花白。他像鄉下人那樣謹小慎微，連圍巾也沒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點酒。我坐下後同他攀談起來。那是一九三幾年的事。

那人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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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個夏天的傍晚，小說家卡洛斯·雷伊萊斯的兒子卡洛斯在安德羅格對我講了下面的故事。長期積怨的歷史及其悲慘的結局如今在我記憶裏已和藍案樹的藥香和鳥叫混在一起。

我們和往常一樣，談論的是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混亂的歷史。卡洛斯說我肯定聽人提到胡安·帕特裏西奧·諾蘭其人，他以勇敢、愛開玩笑、調皮搗亂出名。我撒謊說知道這個人。諾蘭是1890年前後去世的，但人們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說他壞話的人，這種人總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許多胡鬧行為中的一件講給我聽。事情發生在泉城戰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羅拉爾戈的兩個高喬人，曼努埃爾·卡多索和卡曼·西爾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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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亂。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並且聽說書店老板堂聖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復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種豐富多彩的復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幾裏德幾何學的繁蕪，給那異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裏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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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必看伊格羅塔山峰在普拉西多灣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國，不必在圖書館裏辨認玻利瓦爾的手跡，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確切的形狀和難解的謎團。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準備接著往下寫時，它那憂傷而又誇大的筆調使我感到驚訝。一提那個加勒比海的共和國，似乎不能不遙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筆力千鈞的歷史學家何塞·科澤尼奧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還有另一個理由。我寫第一段的隱秘的目的是給一個令人痛心而又無足輕重的事件增添一些傷感色彩。我把經過情況和盤托出；或許有助於我對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實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行為人就成了見證人，觀察者和敘說者就不再是執行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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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朋友保林諾·凱恩斯替我弄到一套萊恩本的《一千零一夜》（倫敦，1840年）。我們在第一卷裏發現了一份手稿，我現在把它翻譯成西班牙文。工整的筆跡——打字機的推廣使書法這門藝術逐漸失傳——表明手稿的年代和抄本相同。萊恩抄本以詳盡的註解著稱；邊白上加了許多文字和疑問號，有時還有修訂，筆跡和抄本一模一樣。可以說，使抄本讀者更感興趣的並不是山魯佐德的奇妙的故事，而是伊斯蘭教的風俗習慣。手稿末尾有大衛·布羅迪紅色的花體簽名，此人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是阿伯丁出生的蘇格蘭傳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揚基督教義，由於懂葡萄牙文，後來又去巴西的某些叢林地區。我不清楚他去世的年份和地點。據我所知，這份手稿從未刊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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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給蘇珊娜·邦巴爾

每天早晨瀏覽報紙的人不是過目就忘，便是為當天下午的閑聊找些話題，因此，誰都不記得當時議論紛紛的著名的馬內科·烏裏亞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記得也恍如夢中，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再說，事情發生在出現彗星和獨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後，我們經歷和遺忘的東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經去世；目擊證人莊嚴地發誓保持沈默。當時我只有十來歲，也舉手發誓，感到那浪漫而又嚴肅的儀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註意到我作過保證；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信守諾言。不管怎麼樣，下面是事情的經過，由於時間久遠，文字表達的好壞，難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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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在1969年2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別人會把它看做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是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後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但這並不是說別人聽了也會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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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一章二十六節

有人說，這個故事是納爾遜兄弟的老二，愛德華多，替老大克裏斯蒂安守靈時說的。克裏斯蒂安於一八九幾年在莫隆區壽終正寢。揆乎情理，這種說法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落寞的漫漫長夜，守靈的人們一面喝馬黛茶，一面閑聊，有誰聽到這件事，告訴了聖地亞哥·達波維，達波維又告訴了我。幾年後，在故事發生的地點圖爾德拉，又有人對我談起，這次更為詳細，除了一些難免的細小差別和走樣外，大體上同聖地亞哥說的一致。我現在把它寫下來，因為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我認為這個故事是舊時城郊平民性格的一個悲劇性的縮影。我盡量做到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但我也預先看到自己不免會做一些文學加工，某些小地方會加以強調或增添。…

雖然他必殺我，我仍對他信賴。

《約伯記》十三章十五節

我名叫奧托·迪特裏希·林德。我的一個祖先，克裏斯托夫·林德，在決定住恩道夫戰役勝利的騎兵沖鋒時陣亡。我的外曾祖父，烏爾裏克·福克爾，於1870年底在馬歇諾森林中被法蘭西狙擊手冷槍打死；我的父親，迪特裏希·林德上尉，在1914年圍攻那慕爾和兩年後橫渡多秒河的行動中屢建功勛。至於我，我將因嚴刑拷打和殘殺無辜的罪名被槍決。審理過程公正合理；我一開頭就承認自己有罪。明天，當監獄的鐘敲響九點時，我將接受死刑處決；我想起先輩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已接近他們的陰影，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我就是他們。…

他認為悲劇無非是贊美的藝術……

埃內斯特·勒南：《阿維羅斯》，48（1861）…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紮伊爾是一種面值二十分的普通硬幣。我那枚硬幣一面有刀刻出來的NT兩個字母和數字2，反面刻著年份1929。（18世紀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頭老虎叫紮伊爾；爪哇的梭羅清真寺前有個盲人被信徒們用石塊砸死；波斯的納迪爾國王下令把一個星盤扔進海底；1892年前後，馬赫迪的監獄裏，魯道夫·卡爾·馮斯拉廷撫摩用頭巾撕下的布條包著的小羅盤；據佐膝伯格說，科爾多巴寺院的一千兩百根大理石柱子中有一根的一條紋理叫紮伊爾；摩洛哥土得安的猶太人區裏，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紮伊爾。）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淩晨，那枚紮伊爾到了我手裏；今天的我已經不是當時的我了，但我還能記得，並且也許還能敘說發生的事情。我即使不那麼完全，還是博爾赫斯。…

石牢很深；幾乎是完美的半球形，地面也是石砌，面積比球體最大的截面稍小一些，因而加深了壓抑和空曠感。半球中間有一堵墻；雖然極高，還沒有砌到圓形拱頂；墻的一邊是我，齊那坎，也就是佩德羅·德·阿爾瓦拉多焚毀的卡霍隆金字塔的巫師；另一邊是頭美洲豹，它悄悄地、不緊不慢地踱來踱去，消磨囚禁生活的時間和空間。中央隔墻靠近地面處有一道鐵柵長窗。中午太陽直射時，牢頂打開一扇門，一個被歲月遺忘的獄卒擺弄鐵滑車，用繩索給我們垂下水罐和肉塊。光線射進圓拱頂；在那一刻我才能看到美洲豹。

我躺在暗處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年了；我以前年紀還輕，可以在牢裏踱步，如今離死不遠，幹等神道為我安排的下場。以前我用隧石制科爾特斯攻克墨西哥首都特諾奇蒂特蘭後去外地作戰，委托阿爾瓦拉多留守，阿爾瓦拉多殘暴屠殺阿茲將克土著，激起反抗，西班牙殖民軍大敗，曾被迫撤出首都。的長刀剜開犧牲者的胸膛，如今失去法力，從塵埃地上爬起來都做不到。…

馬車把他送到西北區那條街道的四千零四號。早晨九點的鐘聲還沒有敲響；那個男人贊許地看看樹皮斑駁的梧桐，每株樹下一方暴露的泥土，帶小陽臺的整齊的房屋，旁邊一家藥房，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門面裝飾。對面行人道是一家醫院的長圍墻；遠處一些暖房的玻璃閃閃反射著陽光。那人心想，這些東西（仿佛在夢中見到似的雜亂無章、毫無道理地湊在一起）以後日於一長，假如上帝允許，倒是不變的、必要的、親切的。藥房的櫥窗裏擺著瓷制店名牌：布雷斯勞爾。猶太人正在取代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曾擠掉了本地白人。還是這樣好；那個男人寧願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

車夫幫他搬下大衣箱；一個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終於開了門。車夫從座位上退給他一枚錢幣，自從在梅洛旅館的那晚以來一直揣在他口袋裏的一枚烏拉圭銅幣。那人給了車夫四毛錢，當即想道："我的一舉一動都不能給別人留下印象。我已經犯了兩個錯誤；付了一枚別國的錢幣，並且讓人註意到我很重視這個差錯。"…

比奧伊·卡薩雷斯從倫敦帶回一把奇特的匕首，三棱形的刀身，豎工字形的刀柄；我們那位英國文化協會的朋友，克裏斯托弗·杜威說，這種武器是印度斯坦人常用的。這一見解使卡薩雷斯打開了話盒子，說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那一地區工作過。（我記得他還誤引了玉外納的一句詩，用拉丁文說"恒河之水天上來"。）我根據他那晚講的見聞，編寫了下面的故事。內容肯定忠實於原意：願真主助我摒絕誘惑，以免添校加葉，或者像吉蔔林那樣夾敘夾議，渲染故事的異國情調。此外，這篇故事有一種簡古的意味，或許可以和《天方夜譚》裏的故事比美，讓它泯滅，實在是一大憾事。…

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堅果殼裏，我仍以為自己是無限空間的國王。《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場他們會教導我們說，永恒是目前的靜止，也就是哲學學派所說的時間凝固；但他們或任何別人對此並不理解，正如不理解無限廣闊的地方是空間的凝固一樣。

《利維坦》第四章第四十六節…

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亂。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並且聽說書店老板堂聖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復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種豐富多彩的復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幾裏德幾何學的繁蕪，給那異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裏買的。…

比奧伊·卡薩雷斯從倫敦帶回一把奇特的匕首，三棱形的刀身，豎工字形的刀柄；我們那位英國文化協會的朋友，克裏斯托弗·杜威說，這種武器是印度斯坦人常用的。這一見解使卡薩雷斯打開了話盒子，說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那一地區工作過。（我記得他還誤引了玉外納的一句詩，用拉丁文說"恒河之水天上來"。）我根據他那晚講的見聞，編寫了下面的故事。內容肯定忠實於原意：願真主助我摒絕誘惑，以免添校加葉，或者像吉蔔林那樣夾敘夾議，渲染故事的異國情調。此外，這篇故事有一種簡古的意味，或許可以和《天方夜譚》裏的故事比美，讓它泯滅，實在是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