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雄辯、魅力、學術氣的背後，激動人心也好，充滿誘惑也好，這種語言的核心仍是消沈懈怠，甚或可以說，一丁點活力也沒有——如果說那隻小鳥已經死去了的話。

她不想讓這幫來訪的年輕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以為語言非得勉強維持一點生氣。語言的活力，其實就在於為說它、寫它、讀它的人鮮明地刻畫出實際的、或是想象的卻又可能存在的生活。雖說它有時偏向於取代實際經驗，然而它又不能當作實際經驗的替代物。



它向可能產生意義的地方傾斜。當一位美國總統將他的國家想象成一塊墓地時，他曾說過：“世界對於我們此時此刻說過些什麽將不太注意，也不會長久地記住，但它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里曾經做過些什麽。”這番話言詞簡單，卻含義雋永，令人振奮，因為它無意囊括這場內戰浩劫中死去60萬人這一事實。…

但是，說它是僵死的，它卻還將產生影響，它將阻塞人的心智，扼殺人的良知，壓製人的潛能。由於它還受質詢，所以它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不能容忍新的思想，不能與別的思想相互砥礪，不能講述另一個故事，不能填充令人困惑的沈默。那久經錘煉的、用以鼓勵愚昧和維護特權的官方語言，是一具鎧甲，被打磨得光可鑒人，然而，騎士早已離去，只留下一具空殼。就這樣，它擱在那里，默默的，虎視眈眈，充滿感傷色彩。它讓學童們肅然起敬，它為暴君強人提供庇護，它在公眾中能喚起對穩定和諧的虛假回憶。…

“從前有一個老婆婆，她雙目失明，卻無所不曉。”或許是從前有一個老頭子，一位智叟？或是一位能讓坐立不定的孩子安靜下來的說書人。我從不止一種文化中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或與此相仿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老婆婆，她雙目失明，卻無所不曉。”

在我所知道的那個故事里，老婆婆是一個奴隸的女兒，是個黑人，美國人，她孑身一人住在城外的一所小房子里。她智慧過人，聞名遐邇，在她周圍的那些人中，她說是就是，她說非就非，什麽都由她說了算。她的聲望，以及人們對她的敬畏，一直流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一直流傳到民間智慧和預言被當作種種笑話的城里頭。

有一天，老婆婆的門下來了一幫年輕人，他們似乎決意要證明她並沒有那種神力，他們相信她是在行騙，要讓她的騙局大白於天下。他們的計劃很簡單：…

西田在晚年回顧自己的哲學歷程時曾說：「當我們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存在深處有深刻的矛盾時，以及自覺到我們自己是矛盾的存在時，我們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成為問題。人生的悲哀、自我矛盾云云雖然是前人重復無數遍的套語，但許多人並沒有深刻地體悟到這一事實。一旦我們去直面這一事實就意味著宗教的問題的誕生（哲學的問題也是由此而生）」[21]。正是從這一立場出發，西田在《哲學概論》（1927）中將哲學定義為追求「心」即精神與肉體相統一的全生命的本質的學問。在他的哲學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無的邏輯」就與佛教禪宗的「『無』字公案」以及西田本人的參禪體驗有著密切關係。…

中村的「場所哲學」繼承了西田哲學對生命的關注的主題，這從他對人的無意識、人的身體的場所性的論述中可以看出。與西田一樣，中村也吸收了榮格的心理學思想，對意識的「自我」與無意識的「自己」做了區分，強調了「無意識」作為人的存在根據的重要性。但中村的「場所哲學」又對西田哲學做出了重大修正，那就是他沒有像西田那樣把「場所」限定為一種心理事實，而是進一步擴展為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習俗等宏大的背景。這就是固有環境、社會共同體與象征空間的「場所」所表達的意義。日本當代的許多哲學家也力圖從本土的神話傳說、民俗和宗教中發現日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從而更準確地把握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結構，對日本人的生命有更準確的觀照。可見，對人的存在根據的關注和追尋是日本現代哲學的共同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