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是很喜歡體育的。如伊朗足球，到今天仍然是亞洲的一支勁旅。但當時伊朗對於體育比賽的很多項目類別卻進行限制，觀看體育比賽也有嚴格限制。比如，男子項目只能由男人觀看，女性觀看是不被允許的。反過來也是一樣。再如，女性的體育項目，如球類、田徑及所有可能會讓女性裸露皮膚的體育項目也都是被禁止開展的。伊朗女性除了無須更換衣物，甚至連頭巾也無須取下的射擊類項目，可能再也沒有什麼體育項目可以一展身姿了。所以，那段時間能在伊朗觀賞到一場體育比賽，對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奢侈。但於我而言，有時想愜意痛快地看一場喜歡的體育比賽卻並不容易。…

那年下半年，我接到駐伊朗大使館通知開會。會上有使館禮賓官員忠告我們今後開車攜夫人出門時，夫人即便在關上車窗的車內也必須紮上頭巾，不能因圖舒適和涼快而取下。因為使館剛收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份照會，上列有一長串違章案例，說有一些掛著中國外交牌照的汽車在何時何地被發現里面坐的女士沒有紮頭巾，裸露著頭發。照會要求中方督促改進，雲雲。聽到這個消息，我大吃一驚：我太太確實是偶爾有過這種情況，因為她習慣上車後再系頭巾。這麼做也算違規了？而且伊方是怎麼觀察到的呢？…

此文選自《我在伊朗下圍棋》一書第一章第一節，主要談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在文化上推行的政策及其對伊朗人生活的影響。有意思的是，這種生活方式顯然為大多數伊朗人，尤其是中低階層人所接受，當然，中產階層和部分知識分子除外。好在現在的伊朗自魯梅尼就任總統以來也開始在慢慢地發生變化，管制開始放松了。



我是一個不喜歡寂寞的人。



我記得，從北京抵達德黑蘭機場下了飛機後，坐在接我的汽車後座好奇地觀賞德黑蘭夜景時（飛機要飛8個小時，但德黑蘭與北京時差4個小時，也就是說我北京時間晚上7點從北京登機，當晚德黑蘭時間約11點鐘即可抵達——作者注），出於對自己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就要生活其中的城市的好奇，就曾問過前面正在開車、也是專門到機場去接我的駐伊使館經濟參贊處二等秘書王超先生說，…

中小規模的國家，僅僅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性地拉動起來；中國倘若只靠外部拉動，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和紐約、倫敦的聯系，會遠遠大於它們與幾百里之外中國鄉村的聯系。這是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中期的現實歷史。這些被拉動出來的飛地經濟與社會，與那些無法被外部拉動的龐大鄉村地區，會形成深刻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劇烈的內在沖突，乃至於內戰。

所以，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要完成現代轉型，必須要先實現政治整合，然後才能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把中國的巨量人口轉化為競爭優勢；這個步驟如若走反，就會在內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種局部性的發展。…

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並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了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並不僅僅在於其文明的韌性，更在於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最近幾年，中國興起了歷史熱。圖書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從各種視角重寫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並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賣。

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與學術努力。

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系》《惠此中國》等著作中對於“天下”觀進行了著力闡發，力圖在傳統中發掘出現代中國的普遍主義視野之可能性，許紀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論文中做過相近的努力；但是對於“天下”觀念的再發掘，忽視了塞北、西域等地區並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導，因此對這些邊疆地區的說服力和解釋力可能會遇到困難（近年可看到許紀霖先生有了對於邊疆問題的大量關注），並且從觀念到觀念的敘事，也會流於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