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興起了歷史熱。圖書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從各種視角重寫中國史的著作，既有國人的著作，也有譯著；既有傳統式的史學著述，也有跨學科的歷史研究，並且往往都出人意料的大賣。

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與學術努力。

趙汀陽先生在《天下體系》《惠此中國》等著作中對於“天下”觀進行了著力闡發，力圖在傳統中發掘出現代中國的普遍主義視野之可能性，許紀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論文中做過相近的努力；但是對於“天下”觀念的再發掘，忽視了塞北、西域等地區並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導，因此對這些邊疆地區的說服力和解釋力可能會遇到困難（近年可看到許紀霖先生有了對於邊疆問題的大量關注），並且從觀念到觀念的敘事，也會流於空泛。

葛兆光先生在《宅茲中國》《想象的異域》等著作中通過對周邊朝貢國史料的挖掘，呈現出從周邊看中國的不同視角，對於純粹基於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個很大的思想刺激；但這種視角同樣將遇到“天下”體系所會遭遇的質疑。姚大力先生、羅新先生的諸多著作，從草原史、內亞視角開啟了不同於中原視角的中國史反思；這種反思非常有啟發性，但對於內亞與中原的歷史共性何在，尚需給出更進一步的解釋。王柯先生在《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一書中，對於中國內在的多元性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但對於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礎的發掘還需進一步深入。趙鼎新先生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國歷史的早期，從戰爭與政治秩序的生成關系的角度再論了中國史；這種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學研究中較少運用的社會學方法，但是對於非中原地區的解釋力仍嫌不足。

王明珂先生、馬戎先生等從人類學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思考；這樣的人類學思考對於歷史學是一個巨大的補充，但是過於強調了社會層面的自生秩序，而對政治層面建構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國外學術界在這方面也有相當多的思考，諸如美國新清史學派對於大清帝國的內亞性的探討，日本京都學派對於中國史的重構，以及劍橋的中國史系列、哈佛的中國史系列等等。這些思考都極富啟發性，外國學者有他們不同於中國學者的問題出發點，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價值，而不足以成為中國理解自身的基礎。此處的梳理，只是從有代表性的幾個入思角度展開，必定掛一漏萬，除筆者所列學者之外，還有許多學者做出了大量值得欽佩的研究，筆者的思考也從中受到許多啟發，篇幅所限，恕無法一一列出。

實際上，歷史熱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揆諸世界歷史，一個迅猛崛起的大國，其崛起本身會造成所處體系的深刻變遷，過去所習慣的參照系不再起作用，基於該參照系所設定的國家目標也會失效；於是，它無法再說清自己是誰、自己想要什麼、自己與世界的關系是什麼，往往會陷入一種深刻的身份焦慮。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沒有路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在這個路口上，倘若它能夠在對歷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就能夠將其龐大的力量轉化為對世界的建設性力量，並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歷史地位；否則，它將浪費自己所經受的苦難。為了真實地理解自己的處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處在十字路口的大國往往都會關注歷史，它們渴望通過對於歷史的重新理解，來廓清當下，構想未來。

這種身份焦慮的化解，無法簡單地通過對於某種價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自我身份，要基於兩種理論敘事的構建：一是政治哲學的敘事，它會為該政治體確立其所要追求的正義之目標；一是歷史哲學的敘事，它會確立該政治體的認同邊界，確認何者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兩種敘事加在一起，才會帶來政治體的精神凝聚力。單純依靠政治哲學的價值表述，無法回應共同體的特殊歷史處境；單純關注歷史的特殊性，則無法理解共同體與世界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當下中國的身份焦慮，實際上表達著對新的歷史哲學或者說新的歷史敘事的渴求；人們渴望通過對於中國各種特殊性的統合性敘述，來尋找中國通達於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對內對外的各種精神緊張。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回答“何謂中國”這一問題。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敘事，直觀上呈現為對過去的重述，實際上是在勾勒未來的方向；換言之，我們對於未來的想象，是基於對過去的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就是未來學。

要構建新的歷史敘事，首先需要有對於中國歷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基於對特殊性的深刻理解，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當中的結構性地位。那麼，中國歷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書認為，現它體在兩點上：一是中國是一個軸心文明的載體，一是中國的超大規模性。這兩點以一種人們經常意識不到的方式相互發生作用，幾乎中國歷史的所有運動邏輯，理解當下中國問題的所有切入點，都在對這兩點的把握里面了。

所謂軸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的軸心時代出現的原生性文明。這個時候出現的中國文明，或許曾受到過其他文明的激發，並且在後續的年代中吸納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資源，但其內核中一些原生性的東西，作為基本識別要素，始終存在。軸心文明的特征在於其普世主義取向，絕不自囿於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為思考單位；對應地，軸心文明不會設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擔綱，它所關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獲得普遍傳播。軸心文明的這一特征，使得中國的精神結構中天然地有著普遍主義的沖動。在古代，它將自己理解為世界本身；在現代，它只有通過普遍主義才能理解自身與世界的關系，因為單純的民族主義理念無法提供足夠的精神容量，以支撐起它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