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規模的國家，僅僅靠外部世界的經濟拉動，便可被整體性地拉動起來；中國倘若只靠外部拉動，僅會被局部性地拉動起來，也就是諸如上海、廣州之類的口岸地區，它們和紐約、倫敦的聯系，會遠遠大於它們與幾百里之外中國鄉村的聯系。這是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中期的現實歷史。這些被拉動出來的飛地經濟與社會，與那些無法被外部拉動的龐大鄉村地區，會形成深刻的撕裂；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導致劇烈的內在沖突，乃至於內戰。

所以，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要完成現代轉型，必須要先實現政治整合，然後才能讓這個國家整體性地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並且把中國的巨量人口轉化為競爭優勢；這個步驟如若走反，就會在內在撕裂中吞噬掉各種局部性的發展。
要實現政治整合，革命就是繞不開的選項；革命的代價巨大，但超大規模國家要實現現代轉型，幾乎無法避免。這就有了20世紀中國跌宕起伏的革命歷程。

實現了自我整合的後革命時代的中國，在進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後，其超大規模人口終於煥發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難以想象的經濟奇跡，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的經貿結構，全球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乃至社會秩序在此過程中出現失衡。中國因其超大規模性，對化解這種失衡有著特殊的責任；同時，失衡有可能對於全球化造成傷害，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對化解失衡也有著深刻的利益關涉。

正是在這個階段，我們過往的許多精神資源，在解釋這種新的格局時失效了；我們過往用來理解自身與世界所依憑的參照系，因中國的崛起而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失效了。中國走到了十字路口，發現似乎越來越難以理解自身與世界了。因此，重述中國的歷史、重構我們的史觀便成為一種必須，如此才能讓我們獲得精神自覺，把握住這一切過程的深刻歷史含義，進而構想更加可期的未來。

新的歷史敘述必須能夠在以下諸方面發現特殊性之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之上的一致性：在空間意義上，發現中原與非中原地區的內在一致性，以及中國與世界的內在一致性；在時間意義上，發現古代歷史與近現代歷史在精神現象學邏輯上的內在一致性。如此，則內安邊疆，外安四鄰；如此，中華民族潛意識當中的普世主義沖動、直觀可見的超大規模屬性，以及其中所隱含的世界歷史民族的潛力，才能真正地獲得釋放和通往建設性的方向。

在對中國歷史做過如此反思的基礎上，本書對“何謂中國”這一問題的回應，可以簡單表述如下：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國家，從內部來看，它是個體系，從外部來看，它是現代世界秩序當中的海陸樞紐；中國也正是因其內在的體系性，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陸樞紐地位。

現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構成性要素，分別是海洋秩序、大陸秩序，以及海陸中介/樞紐秩序。作為體系的中國，內在地包含著海洋和大陸等多種要素，它們通過歷史的演化與現代的整合，而凝為一個共同體；中國因此得以同時嵌入在現代世界的海洋秩序與大陸秩序之中，作為海陸中介/樞紐，因其超大規模而獲得動能，將人類秩序聯為一體。這是中國作為世界秩序自變量的真實體現，是中國作為世界歷史民族的責任擔當。

筆者與“大觀”學術小組的諸位同人共同研究已歷八年之久，其間通過激烈的學術爭吵而發現真問題的過程，為了理解真問題而進行的各種思想操練，以及因各種機緣而得以參與的實踐，實令筆者受益極豐。“大觀”小組的諸位同人各有術業所長，在相互砥礪的過程中，讓筆者不斷見識各種跨學科的視野，見識各種思想的張力。本書便是在這八年來思想砥礪的基礎上完成的。當然，書中有何錯漏，文責自應由筆者承擔。

由於本書所要處理問題的復雜性，使得本書的敘述，無法在任何單一學科的話語當中完成，必須在地理、歷史、哲學、思想、經濟、財政、貨幣、軍事、人口、社會、法律、國際政治等各個學科領域的綜合下，才能對中國這數千年的復雜歷史、百年來的成敗興衰，以及這一切與世界的關系，給出統一連貫的解釋框架。

筆者深知，此書所涉問題過於宏大，所觸學科過於龐雜，以筆者的淺陋見識，在各種領域的討論都只能是淺嘗輒止，對任何一個領域的文獻的理解與調用也必定是掛一漏萬。唯望書中所觸及的學科與話題領域的專家，原諒筆者在專門領域的見識不足，而在筆者所嘗試構建的整體框架上給出更多指教。

筆者也深知，本書的寫作很可能是一個過於大膽的嘗試，因此不敢期待書中建構的歷史敘述框架能夠說服足夠多的人。唯願其中所論或有些許價值，能夠真正地打開新的論域，激起一定的討論，以使我們民族對於自身的歷史處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覺，這大概就是筆者對本書所能擁有的最大期待了。

施展

2017年3月1日於京城

（愛思想網站2018-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