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下半年，我接到駐伊朗大使館通知開會。會上有使館禮賓官員忠告我們今後開車攜夫人出門時，夫人即便在關上車窗的車內也必須紮上頭巾，不能因圖舒適和涼快而取下。因為使館剛收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份照會，上列有一長串違章案例，說有一些掛著中國外交牌照的汽車在何時何地被發現里面坐的女士沒有紮頭巾，裸露著頭發。照會要求中方督促改進，雲雲。聽到這個消息，我大吃一驚：我太太確實是偶爾有過這種情況，因為她習慣上車後再系頭巾。這麼做也算違規了？而且伊方是怎麼觀察到的呢？

後在傳看這份照會所附名錄時，我果然看到了在這一名錄中就有我平時所開的那輛深紅色本田雅閣汽車的牌號，且被發現的時間地點就在前不久我的住所附近。自那以後，我太太吸取了教訓，每次開車離家前在院子里就規規矩矩地先系好頭巾，然後再坐上汽車出門去，盡管很多時候上車時即便開了空調，停在露天院子里汽車內的溫度也都熱得燙人。其實，我太太還是很喜歡紮頭巾的。原因除了尊重當地伊斯蘭風俗外，就是她喜歡紮上頭巾後顯露出來的那種與平時不一樣的味道。她從國內帶出來幾條真絲圍巾，還有好幾條從德黑蘭和俄羅斯買的織有不同顏色和圖案帶有異國風情的毛織或化纖頭巾。當然，自那以後，每次出門我太太頭巾便紮得更勤了，忘記紮頭巾的情況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伊朗根據這些宗教規定的執法也開始逐步地放松了。後來，不少愛美的女人即便紮著頭巾上街，那頭巾顏色也日漸鮮麗，有人還有意識將有意紮染成綹黃束白並燙得卷曲的額發從頭巾下顯露出來，以圖從其遮蓋嚴實的頭巾下面將那一點兒美麗抖露出來。波斯女人身上所穿的袍子也不僅開始出現鮮艷的花色，有些人甚至還悄悄地將原本非常寬大的袍子做出了收腰或將其裁短，以襯托出波斯女子的窈窕來。有的時裝商店也開始悄悄售賣一些經過收束改裝的顏色多彩的外套和長袍。很多年輕的伊朗女子喜歡張揚個性，不僅披戴顏色鮮艷的頭巾，露出的頭發也越來越多，加上色彩豐富的外套或長袍，與波斯美女的高挑身材、高鼻深目一起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性時尚，讓人目不暇接。

這里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值得一說。

那是1991年7月，國務院總理李鵬偕其夫人朱琳訪問伊朗。我與太太也去機場歡迎。我太太那年春天剛到德黑蘭時也是穿的那種寬大的幾乎是全黑的黑色長袍，也叫“恰朵爾”（波斯語發音chator），因為在那之前的德黑蘭你到處只能買到這種女式袍子。但可能就是那些日子，德黑蘭的時尚顏色似乎突然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開始有除黑色和灰色等暗色以外的各種顏色靚麗的女式袍子出售了。在到機場去迎接的前幾天吧，我太太剛在德黑蘭的一家時裝店買了一襲五顏六色但以松石綠為主色調的印滿波斯傳統花紋圖案的女式長袍，頭上再佩戴上一幅前不久剛從莫斯科買回來的、也是印滿彩色的俄羅斯民族傳統花紋圖案的頭巾，穿戴起來很是好看。為表示對所迎接客人的尊重，她那天就穿著這套她最喜歡的行頭高高興興地到機場去了。

可是，當戴著黑色頭巾、身著黑色長袍的李夫人在穿戴同樣黑色衣著的大使夫人陪同下走下飛機，陸續與不算太多的排著隊的歡迎者們一一握手並走到我太太跟前時，站在後面的我看到正與我太太握手的朱琳女士看到我太太的那件彩色長袍，突然眼睛一亮，露出有點驚訝的神色，然後轉頭對陪同的大使夫人說，“咦，她不是穿花袍子嗎？”

大使夫人看著我太太給問得楞住了。

我太太不知就里，倒是很老實地笑著答道，“剛買的。”

我不知道李夫人下飛機前在穿上大使夫人送上飛機的黑色長袍時發生過什麼樣情景或有過什麼樣的對話，但我知道，沒有哪個女人會願意穿肥大如蓬的那種黑色袍子。過了兩天，我們到大使官邸接受李鵬總理接見時，果然聽說使館又已經給朱琳女士重置了一套色彩豐富、時尚漂亮、但又不失穩重大方的波斯女式恰朵爾長袍和頭巾了。

伊斯蘭教有不少清規戒律並為穆斯林確定了在生活、個人文化、飲食、穿著以及學習方面的生活方式。不僅生活中，就是藝術和體育方面，女人也不能拋頭露面。許多描寫女人不符合教規穿著的文學作品被封禁，所有顯示女人穿短袖衣褲不紮頭巾畫面的國際新聞、體育報道以及幾乎所有外國電影、電視劇等也都不準播放。由於兩伊戰爭，革命後伊朗的電影業還沒有復蘇，上映的伊朗國產電影並不多，即便有也大多與宣傳伊斯蘭革命文化以及當時的兩伊戰爭有關。由於不懂波斯語，那幾年我幾乎沒有去德黑蘭的任何一家電影院看過電影。很有意思的是，《地道戰》和《地雷戰》這兩部中國抗日題材的影片不知為何卻獲準在德黑蘭的電影院里放映了很長一段時間，據說還挺受歡迎。最初我想，這可能是由於伊朗與我國外交關系比較好的緣故吧。但後來我也想明白了，這兩部中國電影之所以會被允許在當時的德黑蘭上映，可能與電影中出現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的農村婦女的形象很有關系吧？在我印象中，這兩部電影鏡頭中的中國女性，無論年輕或年長，幾乎都總是穿著一身肥大而臃腫的棉襖（夏天也是長衣長褂）並大多在頭上紮著一個白肚毛巾。

伊朗當時的電視節目除了新聞外，大多是誦經或講解伊斯蘭教義。電視屏幕上則常常是一位主持人（大多是男性，偶爾也有蒙著頭巾的女性播音員）念新聞，很少配有電視畫面。誦經的一般是一個大胡子男人，也叫毛拉（Mulla）——伊斯蘭教職人員，國內多稱之為阿訇，在每天既定的祈禱時間內在電視上帶頭頌唱著可蘭經，當時，德黑蘭的各個區街的一些電線桿或建築物上都掛有那種老式的圓形大喇叭。每天天一亮（有時天還沒亮），這些大喇叭就開始播放誦經聲了。穆斯林習俗是一日五拜，這五次禱告分別稱為晨拜、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每周還有一次的聚禮拜及相關節日的會禮拜。這也就是說，這些街上的大喇叭平均每天至少要響上5次。平心而論，無論是電視里還是這些喇叭中誦經的大胡子毛拉們，百分之百都是好嗓子，其嗓音無一例外地充滿了渾厚的磁性，且精通韻律，誦經的語調則抑揚頓挫，低則婉轉徘徊，余音繞梁；高則高亢激越，直上雲霄，都是難得一聞的男高音。我不懂波斯語，但每次聽到這些都是用動聽的男高音吟誦出來的誦經聲都會覺得很新鮮，也覺得很好聽，但時間一長，便不再有新鮮感。這也許就叫聲樂欣賞疲勞癥吧。

伊朗人的家里或工作場所都備有一間禱告室，地上鋪著素色為主的波斯地毯，某處角落上還放有可蘭經或從沙特阿拉伯麥加等聖地帶回來的若幹個深色圓潤的小石塊。只要一到祈禱時間，都會很自覺地走到那間房間里去跪地俯首，面向房內標識好的麥加的卡巴聖堂方向虔誠地禱告。為了尊重這一宗教習俗及方便工作，我們在與伊朗方面，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進行商務洽談時，一般都會預約在上午某個時間，下午因1-2時以及3-5時穆斯林需要做晌禮和晡禮（具體時間因季節和天長夜短不同而有較大區別，但每月底伊朗官方會公布下月每天具體禱告時間的——作者注），約見談項目很不方便。剛去伊朗時由於不了解，我曾與伊朗工業部一官員某次就約在下午2:00時見面。可他因晌禱剛結束又必須先處理其他急事，與幹坐在他辦公室等他的我和助手小譚見面時已過了半個多小時。結果雙方還沒有談上多長時間，外邊誦經的喇叭又響了，他又要去隔壁房間做禱告了。於是我只好在他一再表達歉意下有點尷尬地告辭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