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並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了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並不僅僅在於其文明的韌性，更在於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說得更準確點，一個龐大政治體的自我維持，與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個獨立的邏輯，並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文明在其復蓋區域內始終可以找到一個獨大強國作為其載體，該強國則始終可以該文明作為自己的身份識別標誌。而在其他文明區域內，由於沒有這種超大規模，沒有足夠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資源，因此能夠壓制各種地方性力量的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也因此，若幹彼此相持不下的強國，便不會以文明作為自己的根本身份標誌，以免混同於其他國家。

中國軸心文明的擔綱者在古代的流轉，最終必會落在起自農?牧過渡地帶的人群身上，過渡地帶分布在長城沿線及東北。因為只有這個群體同時熟稔農耕與遊牧兩種體系的秩序奧秘，能夠帶來超越於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長城南北的緊張關系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系。他們對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夠調動中原的龐大財富，這是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他們的草原身份使其擁有超越於中原的廣闊視野，有能力統治儒家文化無法直接整合的龐大非中原疆域，這是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因此，這個群體能構建起龐大的多元復合帝國，使得軸心文明所構想的“天下”，外化為一個現實的帝國秩序。這種多元復合帝國也帶來了中國的另一重超大規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規模性和帝國內部秩序上的超級復雜性。這兩個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在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任務變得極為復雜。

在擔綱者的流轉過程中，中國歷史經歷了復雜的變遷，變遷的主動要素，或說自變量，來源於社會分工最為復雜的中原地區。相對於非中原地區而言，因其分工的復雜性，內部各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系更為易變。每一次出現有歷史意義的技術躍遷，都會給中原帶來新的經濟資源，並打破此前諸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舊有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會在動蕩與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會結構就這樣經歷過幾次深刻變遷，從商、周之際的封建社會轉化為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社會結構的變化，會改變中原地區的財政與軍事邏輯、帝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力量關系、軸心文明的經典闡釋框架，以及中原地區與非中原地區的互動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片被稱作“中國”的東亞大陸的土地上，數千年的歷史呈現為一個多元體系的運動過程。這個體系內部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經濟生態區域，各個區域彼此間有著極為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系，以至於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幾大區域構成的多元復合結構里，歷史運動的主線是草原、中原、海洋這三大區域的互動關系；西域和高原這兩大區域構成副線，它們就像催化劑，影響著主線的發展路徑和歷史節奏。這樣一種深刻的有機聯系，讓各個區域互為條件，構成一個多元共生體系；所謂“中國歷史”，就是這個多元共生體系的演化史。這一體系不斷地尋求著從多元主體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演化為多元復合帝國的內部均衡；中原地區每一次社會結構的變遷，都將打破業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於是體系會回到外部均衡，前述運動過程在更高一階上再重復一輪。這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上升的邏輯過程。

經過幾輪的反復演化，這個多元共生體系在其古代歷史中落實為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多元主體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接受多元的統治。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一種真正的普遍性達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了，它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就物質層面而言，在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衍，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一種特殊的困境而無法脫出。過剩人口帶來過於便宜的勞動力，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因其不具備經濟可行性；中國因此便無法內生性地發展起工業經濟，因其以新的技術變遷為前提；而不能從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的人口。中國於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平狀態上，有學者稱此一狀態為“內卷化”。中國由此便有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循環，可能會反復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歷史那樣，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演化，而只有無變化的重復，便不再有任何歷史意義。就精神層面而言，朝廷能夠從這個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於社會已不再擁有對於朝廷的制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也將在政治的壓制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核有可能逐漸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間的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中國在內外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現代轉型的道路。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便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這個問題又一次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