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選自《我在伊朗下圍棋》一書第一章第一節，主要談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在文化上推行的政策及其對伊朗人生活的影響。有意思的是，這種生活方式顯然為大多數伊朗人，尤其是中低階層人所接受，當然，中產階層和部分知識分子除外。好在現在的伊朗自魯梅尼就任總統以來也開始在慢慢地發生變化，管制開始放松了。

我是一個不喜歡寂寞的人。

我記得，從北京抵達德黑蘭機場下了飛機後，坐在接我的汽車後座好奇地觀賞德黑蘭夜景時（飛機要飛8個小時，但德黑蘭與北京時差4個小時，也就是說我北京時間晚上7點從北京登機，當晚德黑蘭時間約11點鐘即可抵達——作者注），出於對自己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就要生活其中的城市的好奇，就曾問過前面正在開車、也是專門到機場去接我的駐伊使館經濟參贊處二等秘書王超先生說，

“德黑蘭的文娛生活如何？”

王超先生當時是我駐伊經濟參贊處的一位年輕有為的二秘，個子高高的，帥氣而瀟灑，人很聰明能幹，但為人卻謙虛而真誠。我和我太太到伊朗，都是他專門去德黑蘭機場迎接的。在伊朗時他對我的工作給予過很多支持。平時在業務工作開展上遇到需要駐伊使館經參處協調的問題時，多是由他代表官方出面與我一起向伊朗方面進行交涉。工作能力非常地強。他也喜歡研究實際問題，而且研究能力很強。我曾仔細閱讀過他當時所寫的一篇論述促進中國和伊朗商貿關系發展的工作研究文章的手稿，里面側重分析了伊朗市場開放的動因、投資環境改善的趨向以及國際環境和伊朗當時的新經濟政策對中伊經貿關系的影響等，有理有據，邏輯縝密，文筆甚佳，工作實用性的確很強。

還有一事也值得一說，王超先生大約是1991年秋天與夫人趙麗萍女士一起回國述職的。他回國時似乎什麼也沒有帶，只帶了他在伊朗購買的一整套三十二卷1985年版的英文原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整整裝了好幾個紙箱子。這套全書圖文並茂、裝幀精美、價格不菲（當時估計至少要兩千美元，但國內那時卻買不到——作者注），都是他們夫妻倆用在伊朗期間節省下來的國外津貼購買的。那個時候外交官國外津貼很少，每月也就一兩百美元。那些年，人們回國時一般都是用節省下的外匯到國內各大城市設立的出國人員服務公司購買家用電器，但王超先生則沒這麼做，而是傾其幾乎所有節余從國外買書帶回國。此舉顯得如此與眾不同，令人驚訝。

當年我去駐伊經參處送他們回國，看到他們在宿舍里打包這套全書時，心下很是感慨：歷史上很多大學者，如現代出版家王雲五先生和著名作家錢鐘書先生等，據我所知，都是在年輕時閱讀這套全書得以增長知識、厚積而薄發的。眼前這位年輕的王超先生確實不一般啊！所以，這些年來，每當得知他榮膺高職時我都並不感到意外，反而覺得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王超先生後來曾任國家外經貿部美大司司長和國際司司長，在商務部部長助理位置上也幹過三年，2010年7月升任國家商務部副部長，2014年初改任外交部分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至今——作者注）

那天，我記得正坐在前面開車的王超先生聽了我的問題只是平淡地笑了一下，說了一句堪稱經典的話：

“你以後就知道了。”

是的，他說得很對，我以後的確很快就知道了。

革命後的伊朗開始尋求伊斯蘭文化的復興，重視伊斯蘭教法律對本民族文化、信仰、風俗、習慣和語言的影響，同時著力清理巴列維王朝時期遺留下來的西方文化影響。但是文化的重建並非朝夕可至，何況革命後又連續打了十年殘酷的兩伊戰爭。這都導致伊朗在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的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伊斯蘭文化講求簡樸，遠離奢華。卡拉OK、舞廳、酒吧和夜總會等都是被嚴令禁止的，音樂和影視方面也不得違背伊斯蘭文化的價值標準。根據1983年伊朗議會通過一項法案，恢復了伊斯蘭傳統刑法，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性被要求嚴格遵從伊斯蘭教規，出門必須用黑布或寬松的長袍裹身並提倡黑紗蒙面，外衣要蓋過臀部，頭發要用頭巾包裹，不能裸露出除臉龐以外的任何部位的皮膚。那一段時期，德黑蘭經常開展“整肅著裝”之類的運動，大街上到處是所謂風紀警察在認真地巡邏。這些風紀警察有男有女，常穿便衣在街上人多處轉悠，專司糾正那些違反著裝規定的婦女，輕則訓誡，重則罰款。

頭一年我是一個人在伊朗，所以從未想過出門還有個著裝問題需要考慮。第二年春天，夫人來了，使館也曾通知在伊朗的中國女性出外時需要按照伊朗當地要求注意著裝，即出門需要穿長袍戴頭巾。對此規定，我們一般都是遵守的。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空曠地帶或周圍無人時，包括我太太在內的很多外國女士也曾有過取下頭巾，拍個照片，然後再將頭巾帶上的做法。由於比較注意周邊環境，還沒有遇到過被人當場勸阻糾正的情況。不過，到了1992年秋天，我太太的外出著裝還是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