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蘇珊娜·邦巴爾

每天早晨瀏覽報紙的人不是過目就忘，便是為當天下午的閑聊找些話題，因此，誰都不記得當時議論紛紛的著名的馬內科·烏裏亞特和敦坎案件，即使記得也恍如夢中，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再說，事情發生在出現彗星和獨立一百周年的1910年，那以後，我們經歷和遺忘的東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經去世；目擊證人莊嚴地發誓保持沈默。當時我只有十來歲，也舉手發誓，感到那浪漫而又嚴肅的儀式的重要性。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註意到我作過保證；也不知道他們是否信守諾言。不管怎麼樣，下面是事情的經過，由於時間久遠，文字表達的好壞，難免同真情有些出入。…

那天晚上快十一點了；我走進玻利瓦爾街和委內瑞拉街拐角處的一家雜貨鋪，如今那裏是酒吧。角落裏有人向我打了一個招呼。他的模樣大概有點威嚴，我應聲走了過去。他坐在一張小桌前；我不知怎麼覺得，他面對一個空酒杯，一動不動地在那裏已經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個規矩的手藝人，或許是個老派的鄉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經花白。他像鄉下人那樣謹小慎微，連圍巾也沒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點酒。我坐下後同他攀談起來。那是一九三幾年的事。

那人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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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個夏天的傍晚，小說家卡洛斯·雷伊萊斯的兒子卡洛斯在安德羅格對我講了下面的故事。長期積怨的歷史及其悲慘的結局如今在我記憶裏已和藍案樹的藥香和鳥叫混在一起。

我們和往常一樣，談論的是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混亂的歷史。卡洛斯說我肯定聽人提到胡安·帕特裏西奧·諾蘭其人，他以勇敢、愛開玩笑、調皮搗亂出名。我撒謊說知道這個人。諾蘭是1890年前後去世的，但人們仍常像想念朋友似的想起他。也有說他壞話的人，這種人總不缺少。卡洛斯把他許多胡鬧行為中的一件講給我聽。事情發生在泉城戰役前不久；主角是塞羅拉爾戈的兩個高喬人，曼努埃爾·卡多索和卡曼·西爾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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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亂。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並且聽說書店老板堂聖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復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種豐富多彩的復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幾裏德幾何學的繁蕪，給那異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裏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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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必看伊格羅塔山峰在普拉西多灣洋面上投下的倒影，不必去西岸共和國，不必在圖書館裏辨認玻利瓦爾的手跡，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完全可以揣摩出它確切的形狀和難解的謎團。

我把前面一段文字重新看了一遍，準備接著往下寫時，它那憂傷而又誇大的筆調使我感到驚訝。一提那個加勒比海的共和國，似乎不能不遙想到它的大名鼎鼎、筆力千鈞的歷史學家何塞·科澤尼奧夫斯基，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還有另一個理由。我寫第一段的隱秘的目的是給一個令人痛心而又無足輕重的事件增添一些傷感色彩。我把經過情況和盤托出；或許有助於我對事件的理解。此外，如實說出一件事情的時候，行為人就成了見證人，觀察者和敘說者就不再是執行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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