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法官考夫曼執筆的裁決書以描述艾麗絲康妮斯之死為開頭，認為她是被毫無意義、怯懦卑劣的暴力行為害死的。隨後它筆鋒一轉，把該案的法律問題描述成處於一種不幸集中地暴露了刑法及其實施中最醜惡一面的境地。因為這種處境，裁決書寫道：

了解到謝爾頓西格爾這個告密者採用了一些他與之合作的人使用的策略，他自己暗中偷錄了許多談話，就毫不足怪了。西格爾，甚至在他身為政府必不可少的告密者之時，本人就參與了胡魯克和哥倫比亞爆炸事件，這隻不過是這些窮凶極惡活動參與者魑魅魍魎面目的又一暴露而已。

法庭然後轉到政府塗抹竊聽錄音帶：…

鮑曼法官認為，事實是，沒有記錄證明西格爾的論點，即帕羅拉曾答應西格爾，如果他提供那些胡魯克爆炸事件肇事者的名單，他就可以免予出庭作證。這種看法根本不對。帕羅拉在質證中承認，在本質內容上他對西格爾講了我們永遠也不會要你出庭作證的話；帕羅拉的同事約瑟夫吉布尼曾作證說，他對西格爾作過他不會被揭露，不會被迫出庭作證的總體上的保證；錄音帶也無可置疑地顯示，在其他談話中，帕羅拉數次向西格爾保證，政府不會利用你，我甚至不可能傳你出庭。32鮑曼法官還決定相信帕羅拉的證詞，相信他不知道有竊聽錄音存在，從來沒有從竊聽中獲得過任何關於西格爾的材料，或從聯邦調查局得到過這類材料。當然，法官有個難題，他在聽證過程中對這個問題有過結論，聽了幾遍錄音帶后，他認為帕羅拉曾告訴西格爾；他是從竊聽中發現西格爾的（你知道這些都竊聽了這就是你怎麼栽到我們手上的）。解決這個癥結的辦法很簡單：鮑曼法官只需再一次改變他對錄音內容的看法：…

「竊聽時有錄音」

我們回到法庭，準備放那些作為物證的錄音帶。聯邦調查局已經對這些錄音帶作過技術檢驗，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錄音帶都是原始錄音，未經任何塗抹。可是那段關鍵的談話聽不清楚：在1971年秋，帕羅拉向西格爾說了如下一段話，這幾句話要麼是你知道，那些都竊聽了或是你知道，那些都沒有竊聽這段錄音給法官放了一遍又一遍：

法庭：聽起來像是沒竊聽，可我還得再聽一遍。再放它兩、三遍！

（放錄音。）

法庭：我聽錯了。你知道，這些都竊聽了才是錄音帶錄下來的內容。…

在周末這幾天，當我們忙於準備帕羅拉談話錄音帶的記錄抄本時，鮑曼法官顯然開始覺察到帕羅拉證詞的本質含義。在帕羅拉的可信性破碎之前，法官不用過多考慮我們提出的動議中包含的複雜法律問題，即：警察承諾不會傳喚告密者出庭作證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那時，他只須相信警察的否認即可，就像許多法官習以為常那樣。可是在有了錄音帶，帕羅拉承認他確實作過這個承諾之後，這條路就行不通了。星期二，當鮑曼法官再次開庭時，是討論胡魯克案中另一個被告提出的動議。我們和西格爾那天都不在法院。可是鮑曼法官卻喋喋不休地渲染他對我們提出的動議有疑慮：

我要跟德肖維茨教授談談，他到底想叫我做什麼。要求法庭阻止在一場尚未開庭的訴訟中傳喚一個證人？他認為我有這種權力的法律根據是什麼？我還沒認識到我有這種權利，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以我30年漫長法律生涯而論，這種說法簡直是聞所未聞。…

我把眼光從抄本上移開，直直地盯著帕羅拉的眼睛。你記得有過含有這種內容的談話嗎？帕羅拉眼睛瞧著別處，嘴裡咕嚕咕嚕地說：這種內容我有可能說過。我看著珍妮和哈維。他們眼裡閃耀著勝利和期待的光芒。這策略成功了至少到此為止。帕羅拉以為我們掌握了錄有關於胡魯克案談話的錄音帶。我回過頭來接著念道：

帕羅拉：只要我們搞清楚是誰干的，你不信我們能叫這些傢伙都招了嗎？你跟我逗樂嗎？我們讓他們都招了，我告訴你，我們能做到。西格爾：如果有人發現了怎麼辦？帕羅拉：沒人會發現。你甚至不用去大陪審團為此作證。我們會解決這些烏七八糟的事情，可能都不用麻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