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第二巡迴區上訴法院是一個有優良傳統的重要法院。它的司法管豁區包括整個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和佛蒙特州。由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只複查上訴案子中極有限的一部分，美國的聯邦上訴法院出於實際的原因，就成了大部分刑事訴訟被告的終審法院。第二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中不乏法界巨擘，如勒尼特漢德，約翰哈蘭，傑羅姆弗蘭克和查爾斯克拉克都出自第二巡迴區。（司法界出產的宵小之徒，該法院當然也佔有其應得的比例。）該法院位於紐約市的聯邦法院大樓17層，俯瞰著布魯克林大橋和華爾街的金融中心，給人嚴厲而又莊嚴的深刻印象。法院有九位現職法官及幾位資深法官，由他們輪流擔任由三位法官組成的審判庭。複審某一個案子具體由哪幾位法官組成是高度保密的，只有開庭辯訴前一兩天才會透露。這麼做的原因是為防止律師為適應法官人選而相應地選擇他們的辯訴策略。這使進行上訴的律師任務更為艱難，更富挑戰意味，因為每一位法官的法律觀點、做派，特別是在刑法和憲法領域中迥然各異，對某個法官胃口的辯訴在另一個法官看來可能一無是處。我特別存有戒心的是首席法官歐文考夫曼。在他任地區法院法官時，年輕的考夫曼主持了該法院最後一例死刑判決，即惡名昭著的1951年盧森堡夫婦間諜罪審判。他判處並執行盧森堡夫婦死刑引起的軒然大波至今尚未平息。雖說作為一個獨立思考和工作效率高、成績斐然的上訴法庭法官，考夫曼早已聲名鵲起，但他仍然無時無刻地為他在盧森堡夫婦案件作的裁決受到責難。對考夫曼的非難之一是，作為猶太人，他在處理自己的同族時過分縮手縮腳，唯恐沾上偏袒之嫌。我就是擔心他在牽涉到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猶太人組織的審判中會有這種考慮。我倒是希望主持審判的法官由非猶太裔人組成，這樣他們就更容易放開手腳對付該案的敏感部分，專心致志地考慮其中錯綜複雜的法律問題。終於，法官的名字公布了由首席法官歐文考夫曼主持該案審判。另外兩位是有點垂垂老矣的約瑟夫史密斯法官，他來自康涅狄格州；及弗里德里克范派爾特布賴恩，一位暫時代理上訴法院職務的紐約地區法院法官。該名單一公布，我就鑽進哈佛大學法學院圖書館，通讀由他和他的同事裁決的所有與本案有關的判例。上訴辯訴常常由於對某法官在某判例中一個問題的詮注進行深入爭論而變成律師與法官個人間的對立衝突。研究了考夫曼法官主持下的上訴法庭判例，我感到信心大增。他不是一個聽憑政府駕馭的人他經常無情地鞭笞聯邦檢察官們（當然也同樣懲戒辯護律師們）。他很明顯聽得進律師有理有節的上訴辯述，他也隨時可能至少是偶然地準備不追究明顯有罪的罪犯，以此維護憲法原則。我的一些律師朋友聽說考夫曼法官主持這次上訴，打電話給我，要我特別小心，特別是他對那些工作敷衍塞責的律師，態度極為尖酸刁刻。心裡有了底，我開始準備口頭辯訴，我知道勝敗在此一舉。口頭辯訴是律師在上訴過程中與法官僅有的一次直接接觸，是了解他們究竟如何考慮此案並回答他們疑問的唯一機會。案子常常是在律師當庭向法官陳述的15~20分鐘之間決定的。一般來講，上訴法院辯訴沒有一審法院審判場面那麼激動人心。法庭里人不多，一般情況下只有文書，偶然來旁聽的被告及等候輪著他們上場的律師。在6月里那個炎熱的星期二，日程上只有一次開庭事項，法庭里熙熙攘攘，來去的都是猶太同盟的支持者，還有新聞界、家屬、聯邦總檢察長辦公室的全部官員都出席了。書記員用傳統的口歐呀33聲宣布法官入場（這聲音使那天參加旁聽的瑪蒂埃利法特情不自禁地用意第緒語傳統的絕望哭嚎聲模仿起來：口歐哇，口歐哇。）書記員宣布：西格爾訴美利堅合眾國一案開始。我走上講台，陳述西格爾被迫成為告密者的具體情況。幾乎在同時，首席法官考夫曼打斷了我，開始問我銷毀竊聽錄音帶的情況。很明顯，考夫曼下功夫讀了我們的書面上訴狀及案卷內的材料，因為他問的這個問題在鮑曼法官結論中沒有提及，我們在上訴辯訴中也沒有特彆強調。（哈維西爾沃格雷特曾力主將這一點加進上訴狀中，以便保留，一旦上訴至最高法院時可以再提出來。）考夫曼法官的問題使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可是作為一個上訴律師，你得準備好法官問任何問題。我們有備無患。正當我在醞釀如何回答時，珍妮貝克遞給我一個娟麗清秀地標有銷毀錄音帶字樣的文件夾。夾子里有與此有關的判例、法規及錄音帶整理材料，重要的段落下面都用紅筆勾出。我揣摩到其他法官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就拋開原來草擬好的辯訴提綱，集中談銷毀錄音帶的法律後果。為了把其他問題也囊括進去，我提出，由於聯邦調查局非法地銷毀了竊聽錄音帶，使我們難於證明政府是用竊聽手段發現西格爾的。法官們連連發出詰問，很明顯，法官們尚未就此案做出決斷。（有許多案子法官很明顯已有定論。確實不乏律師辯訴時法官尚未看過上訴狀而且很可能永遠也不會讀上訴狀的情況。）以亨利普澤爾為檢察官的政府公訴方面也受到法官們毫不客氣的盤詰，問的也是關於銷毀錄音帶的問題。在辯訴結束時，考夫曼首席法官保證因為暫時休庭的胡魯克案審判在等待本案上訴結果，法庭決定將在幾天之內對上訴作出裁決。好的律師總是為他的委託人預料到最壞的結果。（可我直到現在仍然感到不解，刑事被告對他們的前景表示樂觀，即使監獄的大門已經在面前砰然一聲關上時仍至死不渝。）在等待上訴法院裁決時，我們繼續和西格爾討論他決定作證或不作證的得失。口頭辯訴兩星期後，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辦公室里接到上訴法院打來的電話。一位文書通知我，法庭已經做出一項全體通過的裁決，推翻鮑曼法官關於藐視法庭罪的裁決。我隨即安排航空快遞服務，把這份裁決的影印件在幾小時內送到我案頭。

33　oyea，意為遵命。譯者注

23 「治安長官已釀成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