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時有錄音」

我們回到法庭，準備放那些作為物證的錄音帶。聯邦調查局已經對這些錄音帶作過技術檢驗，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錄音帶都是原始錄音，未經任何塗抹。可是那段關鍵的談話聽不清楚：在1971年秋，帕羅拉向西格爾說了如下一段話，這幾句話要麼是你知道，那些都竊聽了或是你知道，那些都沒有竊聽這段錄音給法官放了一遍又一遍：

法庭：聽起來像是沒竊聽，可我還得再聽一遍。再放它兩、三遍！

（放錄音。）

法庭：我聽錯了。你知道，這些都竊聽了才是錄音帶錄下來的內容。

我們在這個最關鍵問題上贏了，法官對那句含糊不清的話的理解和我們一致。聽證現在結束了。鮑曼法官答應儘快公布裁決結果。可是好幾個星期過去了，從他的辦公室里沒有傳來隻言片語。律師消磨時間的方法之一是猜測裁決遲遲不來是吉是禍，不管是由陪審團裁決還是由法院裁決都一樣。西爾沃格雷特這個至死不渝的樂天派把消息姍姍來遲看作好兆：他確實下功夫讀我們的辯護詞哩。我這個冥頑不化的悲觀主義者，卻看不到一絲光明：他正在寫一篇冗長的結論，把我們棺材上的釘子砸瓷實。

珍妮貝克這個萬世不變的務實主義者早已在準備上訴材料了，她肯定不管鮑曼法官如何處置胡魯克案動議，我們都得上訴。等待鮑曼法官裁決的那段時間裡，還有其他事情要辦。聯邦助理檢察官托馬斯帕特森一直把西格爾在蘇聯外貿使團爆炸案里的認罪當作一種額外的威懾，一旦西格爾不肯合作，就會亮出來進行恐嚇。

所以，我們得想辦法除掉這個威脅。我們隨即在聯邦東部地區紐約法院起訴，要求撤銷西格爾的認罪，原因是豁免信排除了這樣做的有效性。時至今日在政府機構里還廣為流傳著西格爾把與政府檢察部門和警察的談話都錄了音。誰也不知道西格爾究竟錄了些什麼內容，因為我們只是把與胡魯克案件有關的錄音帶交給政府，與此無關的並未交出。

在我們與帕特森的談話中，我們露出口風，他與西格爾的談話也在秘密錄音之列。在我看來，帕特森唯恐會對他進行質證，就像帕羅拉那樣，促使他決定建議法官批准不經聽證就撤銷西格爾的認罪。法官接受帕特森的建議，撤銷了西格爾的認罪。

1973年4月25日，康斯坦丁諾法官簽署撤銷西格爾在聯邦東部地區法院的認罪那天，鮑曼法官的裁決也下達了。這幾乎像是有一位法院的小丑跟我們說笑話，我給你們帶來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壞消息。鮑曼法官長達38頁的結論中帶來的壞消息是，應該要求西格爾在胡魯克謀殺案中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