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末這幾天，當我們忙於準備帕羅拉談話錄音帶的記錄抄本時，鮑曼法官顯然開始覺察到帕羅拉證詞的本質含義。在帕羅拉的可信性破碎之前，法官不用過多考慮我們提出的動議中包含的複雜法律問題，即：警察承諾不會傳喚告密者出庭作證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那時，他只須相信警察的否認即可，就像許多法官習以為常那樣。可是在有了錄音帶，帕羅拉承認他確實作過這個承諾之後，這條路就行不通了。星期二，當鮑曼法官再次開庭時，是討論胡魯克案中另一個被告提出的動議。我們和西格爾那天都不在法院。可是鮑曼法官卻喋喋不休地渲染他對我們提出的動議有疑慮：

我要跟德肖維茨教授談談，他到底想叫我做什麼。要求法庭阻止在一場尚未開庭的訴訟中傳喚一個證人？他認為我有這種權力的法律根據是什麼？我還沒認識到我有這種權利，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以我30年漫長法律生涯而論，這種說法簡直是聞所未聞。

現在，事實對我們有利，鮑曼對法律又有了新的考慮。在這星期，我們把錄音帶交給了政府。公訴人聽了以後理所當然地發現，已錄音的帶子里沒有胡魯克案承諾的那段談話。普澤爾給我往劍橋打電話，對我們的小計謀表示憤慨，又對我們的機敏表示讚賞。他同時通知我，鮑曼法官要我在星期五下午去他的更衣室27向他彙報錄音帶和記錄抄本的情況。因為這種談話屬於事務性例行公務，我隻身一人前往紐約，也沒有帶任何文件，以為最多不過在法院待半小時。那個星期五的情形後來成了我整個法律生涯中最險惡的時刻。當我坐定之後，美國副檢察官約瑟夫賈菲立即起立，發表一篇精心排練好的演講，譴責我從頭到尾地，徹頭徹尾地哄騙了法庭，哄騙了證人帕羅拉。賈菲指責說，我故意念錄音帶上實際不存在的引言來迷惑帕羅拉。鮑曼法官抓住這一極大錯誤，告訴我們，在這些做法的基礎上，你敗壞了該證人，導致我作出他是個說謊者的結論。鮑曼法官顯然忘記了是錄音帶而不是我們的所作所為總結性地證明了帕羅拉是個說謊者，他開始把帕羅拉當作一個受害者，而把我當成一個暴徒。鮑曼用與其說是法官，更不如說是公訴人的口氣開始對我發動進攻：

法庭：現在，我想建議你，先生，至少在這個法庭，人們指望律師出拳時應打在腰帶以上德肖維茨先生：閣下，我不以為我們拳頭打在腰帶以下了。法庭：那麼你和我，先生，對從事法律工作的看法就有著兩種不同的標準德肖維茨先生：我只是不明白您的論點，閣下。法庭：別錯以為我是在跟你爭論，先生。我是在陳述法庭的結論。德肖維茨先生：如果，實際上他以為不存在任何錄音帶，就用這種方法作證；他以為有錄音帶，又用另一種方法作證，我不明白這麼做怎麼能夠得到真實的結果。

鮑曼法官不為所動。

法庭：你的看法是，你可以問實際上從竊聽或錄音里得來的問題，在這些真正的問題之間，比方說，編造出另外一個你自己加進去的，從不存在的小問題德肖維茨先生：當您談到從不存在的，您是指編造？法庭：是的。德肖維茨先生：不，那就不太合適了。如果您是問，如果在談話之間加進證人以為有錄音，我們問他一些我們認為已經發生過的可並未錄音的談話是否合適，我敢肯定是合適的。法庭：既使用你的行為、表現、念記錄的神態和在法庭上的其他姿態，就好像這些都錄了音似的？德肖維茨先生：當然，是合適的。法庭：你我之間看法水火不相容。德肖維茨先生：我琢磨是這麼回事兒，閣下。法庭：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德肖維茨先生：如果您可以解釋一下法庭：我可不是來解答問題的，你明白這一點，是不是？德肖維茨先生：我一點兒也不明白那樣做錯在哪兒？法庭：那我就愛莫能助了。

很明顯，我們在進行辯論。我要求鮑曼法官對這個問題不要匆匆作結論，至少等我們有機會對政府的指責作出書面回答后。可是法庭急不可耐地做出如下裁決：

法庭：本庭茲授權書記員把這些問題及回答從證詞中刪去。

這麼說完全清楚了嗎？現在，我想免去德肖維茨教授撰寫書面答辯之累，因為我已經裁決它完全不符合程序。如果我錯了的話，上訴法院會告訴我這一點。28這樣，鮑曼法官一個鷂子抓鼠就作出了裁定，他將無視錄音帶的內容，帕羅拉明顯的謊言，以及帕羅拉欲言又止地承認他做過那個關鍵的承諾。轉瞬之間一個謊話連篇的警察就變成了真理的堡壘，對他進行質證的律師成了棄道德不顧的訟棍。鮑曼法官暗示，在他書面裁決中，將正式對我違反職業道德在質證中進行哄騙的行為提出譴責。

27　指法官辦公室套間的裡間，這裡有衣櫃，掛著法官的黑袍，還有桌椅，可以開會，也可以找人個別談話。譯者注

28　鮑曼法官不加任何解釋就斷然結束討論使我想起林拉德納描寫的一段父子對話。當兒子問爸爸他是否輸了，為父的就斷然結束討論。拉德納這麼形容父親的話：閉嘴，他已經解釋過了。林拉德納（Ring Lardner，1885-1933），美國短篇小說家，語言多以棒球運動員生活為特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