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柯對格勞秀斯和普芬道夫的批評中，上帝觀念的缺失占了絕大部分篇幅，維柯對這兩位作者懷有崇高的敬意，他視其為自然權利學派的「君主」。他說，這兩位作者都沒有把神聖天意的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和本質。格勞秀斯沒有明著拒絕它，但是，由於他過分依戀真理，他盡量地拒絕它，並且聲明，他的理論體系即使去掉所有關於上帝的知識仍將成立。因此，維柯控訴他是索西奴斯教的門徒[1]，因為他認為人類的天真無知在於人類本性的單純性。普芬道夫更是錯誤，他好像忽視了天意的指引，以那個令人驚駭的伊壁鳩魯主義假設——人是被拋入這個世界的，沒有上帝的幫助與關注甚至沒有藏於人心中的注定要成為道德火焰的火花——為開端的，這一點現已被印證，普芬道夫在一篇特殊的文章中努力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成功地發現真正的能獨自解釋社會的原則。…

第七章　道德與宗教…

在這些功利主義者中，維柯重視不幸的斯賓諾莎，他認為，斯賓諾莎作為一個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被妒忌驅使著獻身於形而上學的重建，「目的是推翻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他對那個時代的倫理學狀況作出了嚴厲的判決。倫理學是他在機械主義和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基礎上不帶宿命論的偏見所能做的一切。笛卡兒在這一領域一無所成，因為笛卡兒關於這一主題的為數不多的遺作沒有形成一個學說，他的關於情感的論文與其說屬於道德不如說屬於醫學。馬勒布朗士和尼科爾同樣勞而無獲，帕斯卡爾的《思想錄》是一個例外，它只是「閃射著的思想光輝」。意大利人帕拉維奇諾的論文《對幸福的思考》未提供任何深刻的倫理思想；穆拉托里在他的《哲學道德》一書中的嘗試是極不成功的。…

然而，哲學在自然權利小冊子的作者那里或多或少是隱含的，在闡發這一學說的哲學家那里則是明晰的。哲學與時代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總體特征是眾所周知的。這樣就產生了自然權利的第三個或倫理特征，即它的功利主義特征。有時候，這種特征或多或少是隱匿的，有時候是開誠佈公的，它也時常通過數學原則或危言聳聽的方法，唯物主義原則或理性主義取向來實現。否則，凡是在實際生活中可歸於功利主義的東西，抽象的和唯理智主義的道德，時刻都有陷入功利主義的危險。唯理主義和功利主義與這場精神運動的實際的和革命性的特征緊密相連，與其說這場精神運動旨在辨明何者真的在歷史中發展，不如說這場精神運動旨在引發權利的抽象體系的勝利。在這場運動的諸多形式與變化的複雜體系中，引申出了自然權利學派的第四個特征，即缺乏歷史感，或者該學派的反歷史態度，該學派建立了一個脫離人類歷史的人性的抽象理想，未把這種抽象理想和歷史融合在一起，也未使它生活於歷史之中。…

現在，我們開始考察維柯的實踐理性學說。我們可以看出，維柯不像對待理論理性那樣，他並沒有站在與他時代思潮尖銳對立的方面，而是把自己與當時的運動切實地統一起來，即和自然權利學派結盟。格勞秀斯是這一學派的領袖，這一運動的領導者，維柯稱他是自己的「四大權威」之一，這四大權威分別是格勞秀斯、柏拉圖、培根和塔西佗。柏拉圖給了他理想主義哲學的靈感；培根使他心中萌生了實證的和歷史的社會科學的觀念；塔西佗是維柯的債主，最起碼，維柯認為他受惠於塔西佗，我們接下來將要對此進行考察。除格勞秀斯外，維柯頻頻提及自然權利的其他權威人物——塞爾登和普芬道夫，忽略掉了他們的不計其數的追隨者，與其說維柯把這些追隨者看作是科學的權威人物，不如說他把他們看作是格勞秀斯理論體系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