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柯對格勞秀斯和普芬道夫的批評中，上帝觀念的缺失占了絕大部分篇幅，維柯對這兩位作者懷有崇高的敬意，他視其為自然權利學派的「君主」。他說，這兩位作者都沒有把神聖天意的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和本質。格勞秀斯沒有明著拒絕它，但是，由於他過分依戀真理，他盡量地拒絕它，並且聲明，他的理論體系即使去掉所有關於上帝的知識仍將成立。因此，維柯控訴他是索西奴斯教的門徒[1]，因為他認為人類的天真無知在於人類本性的單純性。普芬道夫更是錯誤，他好像忽視了天意的指引，以那個令人驚駭的伊壁鳩魯主義假設——人是被拋入這個世界的，沒有上帝的幫助與關注甚至沒有藏於人心中的注定要成為道德火焰的火花——為開端的，這一點現已被印證，普芬道夫在一篇特殊的文章中努力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成功地發現真正的能獨自解釋社會的原則。

面對維柯關於宗教對道德的必要性所有充滿活力的陳述與爭論，我們為什麼要像上面所言：在一般情況下，維柯和格勞秀斯、普芬道夫以及自然權利學派之間，唯一真正相似之處在於維柯的那個純粹永恒的倫理觀念呢？其原因在於，如果我們嚴格地考察這一觀點，維柯並沒有反對那個學派的方法。他像自然權利學派一樣，在創建他的人類社會的科學的過程中，和格勞秀斯一樣排除一切神的觀念，和普芬道夫一樣把人視為沒有神的關注和幫助，那就是說，人被排除在天啟的宗教和它的神之外。維柯和這兩位作家考慮的主題是一樣的，他們都在考慮自然的權利而不是超自然的權利；他們考慮的是異教民族的法律而非上帝選民的法律；考慮的是在洞穴中自發產生的法律，而不是從西奈山上掉下來的法律。維柯用他習慣性的含糊不清的語言表達出來的相反觀點關鍵不在於這一方面，而在於現實的宗教觀念。一言以蔽之，維柯所說的宗教不同於格勞秀斯和普芬道夫所說的宗教，更確切地說，他們根本就沒提宗教。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宗教對維柯並不意味著必然的啟示，而是意味著實在的觀念，或者是那些在心靈充分發展的階段以理智形而上學形式自我表現的觀念，那些從思考上帝轉變成通過推理來說明它的邏各斯並且屈尊俯就，通過道德凈化人類心靈的觀念，或者是那些在人類最早階段以詩性形而上學形式具體化的觀念。當人們探究道德的基礎時，他很容易會忽視啟示的宗教：既然這種自然宗教和真理知識相一致，那麼一個人怎麼會忽視了它呢？普魯塔克討論了恐懼的原始宗教之後問道，與其以如此不虔敬的方式崇拜諸神，不如沒有宗教，這樣不是更好嗎？他忘記了，卓越的文明是從殘酷的迷信發展來的，沒有哪一種文明可以從無神論中生長出來。如果沒有宗教，無論這種宗教是優雅的還是暴烈的，無論是合理的還是古怪的，提供一種多少有所規定的，多少有所鼓舞人心的，超出個人並聯合一切個人的某種存在物的觀念，那麼道德將沒有意願的對象。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了被我們描述為第二層的，維柯著作中「宗教」一詞的實踐的或倫理的含義。在這種意義上，維柯證明並剖析了這句不敬的諺語：「恐懼創造諸神。」他甚至把宗教的源頭置於人們對永恒生命的渴求中，這種對永恒生命的渴求是由藏於心靈深處的普遍的不朽感所激發而感受到的。在這第二層含義中，宗教是一種實踐的事實，實際上，它就是道德本身，就像在第一層含義中它是真理本身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