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讀《紅樓夢》，是十歲左右還在村裏上小學的時候。我先在西頭劉家，借到一部《封神演義》，讀完了，又到東頭劉家借了這部書。東西頭劉家都是以屠宰為業，是一姓一家。劉姓在我們村裏是僅次於我們姓的大戶，其實也不過七、八家，因為這是一個很小的村莊。 

從我能記憶起，我們村裏有書的人家，幾乎沒有。劉家能有一些書，是因為他們所經營的近似一種商業。農民讀書的很少，更不願花錢去買這些“閑書”。那時，我只能在廟會上看到書，書攤小販支架上幾塊木板，擺上一些石印的，花紙或花布套的，字體非常細小，紙張非常粗黑的《三字經》、《玉匣記》，唱本、小說。這些書可以說是最普及的廉價本子，但要買一部小說，恐怕也要花費一、兩天的食用之需。因此，我的家境雖然富裕一些，也不能隨便購買。我那時上學念的課本，有的還是母親求人抄寫的。…

父親十六歲到安國縣（原先叫祁州）學徒，是招贅在本村的一位姓吳的山西人介紹去的。這家店鋪的字號叫永吉昌，東家是安國縣北段村張姓。 

店鋪在城裏石牌坊南。門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樹。前院是櫃房，後院是作坊——榨油和軋棉花。

我從十二歲到安國上學，就常常吃住在這裏。每天掌燈以後，父親坐在櫃房的太師椅上，看著學徒們打算盤。管賬的先生唸著賬本，人們跟著打，十來個算盤同時響，那聲音是很整齊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學徒們報了結數，先生把數字記下來，說：去了。人們掃清算盤，又聚精會神地聽著。…

母親生了七個孩子，只養活了我一個。一年，農村鬧瘟疫，一個月裏，她死了三個孩子。爺爺對母親說： 

“心裏想不開，人就會瘋了。你出去和人們鬥鬥紙牌吧！” 

後來，母親就養成了春冬兩閑和婦女們鬥牌的習慣；並且常對家裏人說： 

“這是你爺爺吩咐下來的，你們不要管我。”

 …

一九三九年，我被調到阜平一帶工作。阜平山窮水惡，地瘠民貧，公糧匱乏，食不得飽。每至下午三、四點鐘，即覺饑腸轆轆，不得不到村外山溝，揀些黑棗、紅棗充饑。一日，同陳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頂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蟲飛躍其間，我與陳君各捉母蝗蟲一大把，另揀枯樹枝一堆，在臺階上架火燒之，得飽餐焉。幼讀《水滸》，言浪子燕青，於不得食時，常到野外覓些蟲蟻充饑，當時頗不知蟲蟻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謂蟲蟻，殆指此等物品耳。然此詩非由此回憶引起。年老多病，夜間夢多。夢中時現童年鄉土景象。既寫鄉裏舊聞若干則，今並及昆蟲細物，以見童年印象之深，旅人思鄉之切耳。（1981年1月28日記於幻華室）

卻有深刻的記憶，在我的心中。在農村，觀猴戲，當時不過六、七歲。今我年近七十，種種景象，仍宛然如在目前。

特別是猴子的那種驚恐眼神，賣藝人手中皮鞭的抖動，思之令人身冷。吳承恩創造了一個美猴王，以後有許多演員，以人去演猴，皆能成為藝術。然以猴演人，鐵鏈、皮鞭訓練出來的表演，並非藝術，乃生財糊口之道耳。猴子並未進入角色，所思當在山林同夥之間，騰攀擲跳耶？（1980年12月29日）當晚又記）

這叫那老太太聽見了，便大聲喊起來，第一句是：“你們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還是“先生”調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來擔任，可是有一回，一個女同志病了，叫一個男“先生”去代課，一進門，女人們便叫起來：

“呵！不行！我們不叫他上！” …

鮮姜臺的識字班開學了。 

鮮姜臺是個小村子，三姓，十幾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戶，原本是個“莊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蓋起來，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條小河，水長年地流著。河那邊是一帶東西高山，正午前後，太陽總是像在那山頭上，自東向西地滾動著。

冬天到來了。

 …

春天，天晚了，我來到一個村莊，到一個熟人家去住宿。

走進院裏，看見北窗前那棵梨樹，和東北墻角石臺上幾隻瓦花盆裏的迎春、番石榴、月季花的葉子越發新鮮了。

我正在院裏張望，主人出來招呼我，還是那個寬臉龐黑鬍鬚，滿臉紅光充滿希望的老人。我向他說明來意，並且說：

“我還是住那間南房吧！”

“不要住它了，”老人笑著說，“那裏已經堆放了家具和柴草，這一次，讓你住間好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