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是中國通往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它在歷朝歷代交通運輸與中外交流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情況實際上也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的一種縮影和體現。由此，歷朝歷代的南海詩記錄了中國人民開拓南海航道、發展海洋經濟、加強地區交流、捍衛領海主權的具體情況，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人探索海洋、謀求幸福生活的艱辛過程，同時也展現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氣質。 

“南海是中國最大海域，是中國最早、最直接、最廣泛通向世界的海域，所以，中國南海文化是中國海洋文化的突出典型代表。”(124)但是，與古代邊塞詩相比，以南海詩為代表的南海文學研究“並沒有形成與其他類型文學研究一樣重要的影響力”…

3.表現主題思想更突出

入清後，以英國、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西方列強，為打開海外市場，擴大商品貿易量，加大了對南海地區的經濟掠奪，貽害無窮的鴉片也隨之輸入中國。因此，抵制西方列強的掠奪與入侵，成為這一時期朝廷的一項重要任務。盡管此前南海詩中也有反映倭寇、海盜、土匪侵擾海疆之事，但其數量與影響遠不及清代。清代的南海詩真正達到對西方列強行為的見微知著與預先警示，體現了詩人的憂患意識與疆域主權意識。清初愛國詩人屈大均察覺到澳門租居者佛郎機的野心，在《澳門》一詩中提醒朝廷“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108)和“築城形勢固，全粵有余憂”…

頌德類，如明代朱元璋《念以寧涉江海》、朱棣《滿剌加鎮國山詩》、祝允明《海珠寺送黃提刑》，清代查慎行《謁南海神廟》、杜臻《香山澳》、陳恭尹《鐃歌》、西密揚阿《媽祖閣》、王文誥《長牧庵制府帶同荷蘭國貢使詣海幢寺接詔恭紀》、樂鈞《嶺南樂府》、袁嘉言《赤灣謁天後廟》、儀克中《昔遊詩效姜白石》。 

綜合類，如明代汪廣洋《嶺南雜詠》、田汝成《廣州竹枝詞》、孫蕡《廣州歌》，清代尤侗《佛郎機竹枝詞》《荷蘭竹枝詞》《古裏竹枝詞》、王士禛《廣州竹枝》、王時憲《廣州竹枝》、趙侗敩《羊城竹枝詞》、莊肇奎《嶺南雜詠》、陳官《澳門竹枝詞》、李調元《南海竹枝詞》、張臣《竹枝詞》、潘有度《西洋雜詠》、鐘啟韶《澳門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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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清時代：海疆憂患與捍衛主權



與宋元政府鼓勵對外貿易的海洋政策相比，明清兩朝整體上趨向保守。明初，受陸權思想的影響，朝廷雖於寧波、泉州、廣州等港口設置了市舶司專管海上貿易，並有鄭和下西洋和“廣州—拉丁美洲航線”開拓等外向性交流，但伴隨倭寇、海盜與西方殖民者的不斷侵擾，為保障政權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統治者開始摒棄較為開放的朝貢貿易形式，采用日趨嚴酷的禁海、遷海政策，並頒布《開海征稅則例》《防範夷商規定》等法規，使原本繁榮的沿海港口與南海貿易大受影響。與此同時，因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海上貿易一體化趨勢的不可阻逆，漸趨壯大的海上民間商業力量為了經貿利益常與朝廷政策周旋。 …

至中晚唐，貫休的《南海晚望》不僅書寫了南海遼闊兇險的自然風光，還描摹了海上舟楫如鯽的繁忙景象，並歌頌了統治者以德治南海之策，全面賦詠了南海自然環境與生產生活形態，堪稱南海詩之傑構。可見，“南海詩”作為一個專門的題材門類應不早於唐中期。唐末之後，出現一系列以南海及其沿線地區人類活動為主題的詩作，它們已成為一類專門的題詠詩。唐代以後的南海詩題材表現、詩體運用、書寫角度等可能更豐富，但大體都在先唐南海詩所開拓的範圍內。因此，從漢至唐奠定了南海詩創作的基礎。

二、宋元時期：多元交流與大國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