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貿易往來頻繁，除原有的番禺、廣州港外，海康、海口、泉州、福州等港口城市也加入南海始發港和貿易港之列，促使這些城市迅速壯大，成為與廣州並列的貿易大港。宋代張俞《廣州》、陶弼《廣州》、秦觀《海康書事》、劉克莊《(廣州)城南》，元代郭昂《客廣州有懷》、貢奎《次王士容經歷賦廣東二十二韻》等，分別以“巨舶通蕃國”(72)、“外國衣裝盛”(73)、“取具船客”(74)、“瀕江多海物”(75)、“朔風偏喜過番船”(76)、“富聚海南船”(77)等描繪了港口貿易的繁榮興旺。樓鑰《送萬耕道帥瓊管》具有前瞻性地指出海口的港口地位：“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78)南海貿易的拓展，豐富了商品種類。海外進口商品受到人們的追捧，多次被寫入詩中。如宋代丁謂《犀》、歐陽修《鸚鵡螺》、李綱《再賦孔雀鸚鵡》等描寫珍稀動物犀象、鸚鵡螺、孔雀、鸚鵡；程師孟《題共樂亭》“千門日照珍珠市”(79)、洪適《沈香浦》“炎區萬國侈奇香”(80)，元代謝宗可《龍涎香》“瀛島蟠龍玉吐涎”(81)、陳謨《海漁公子為宋昌裔作》“珊瑚入網高”(82)等，歌詠珍珠、香料、珊瑚；丘浚《贈五羊太守》描寫奴隸貿易的情況：“碧睛蠻婢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83)

其次，從詩作表現主題來看，宋元時期的南海詩揭示了士人面對海疆牽系經貿發展與國家形象時所表現出的擔當與情懷。 

為適應與南海周邊諸國交流的需要，宋元時期在廣州、明州、泉州等港口設置了專門的海上貿易管理機構，它們在詩作中多有體現。如宋代曾幾《廣南韓公圭璉舶使致龍涎香三種，數珠一串贈》、洪適《海山樓》，元代郭昂《水站亭供給海船》、潘純《送顧仲父赴廣東市舶提舉》等，分別對市舶司、海山樓、站赤等機構作了介紹。這些機構官員的工作牽涉大量財物，加之他們又是朝廷形象的代表，因此其官風一直是詩人關注的焦點。“南宋四大名臣”之一李光《阜通閣》談及南海貿易時強調，要推動海貿經濟發展，就要先除去國家蛀蟲：“千帆不隔雲中樹，萬貨來從僥外舟。富國要先除國蠹，利民須急去民蟊。”(84)他強調以官廉推動海外貿易發展，這也成為此後詩作歌詠的一大主題。如洪適《海山樓》直接表達了官廉的重要性：“須信官廉蚌蛤回，望中山積皆奇貨。”(85)劉克莊《兼舶》“而今更遣兼琛節，羞寫冰銜寄故人”(86)、李昴英《送舶使孫叔諧東歸》“萬寶集登天子庫，諸蠻遮潤海山樓”(87)、元代潘純《送顧仲父赴廣東市舶提舉》“合浦明珠久不還，使君風釆動群蠻”(88)等，則分別從官員個體和海商群體的角度闡述了官廉的影響。

正是由於朝廷和地方的重視，宋元時期南海貿易取得長足的發展，湧現了一批歌頌國家強大之作。它們延續了前代此類作品的藝術風格，同時在表達上又各有側重。宋詩主要書寫遠洋古國入貢情況。夏竦《進和禦制占城國貢師子詩表》記敘中南半島古國由南海入華朝貢：“懿文德以經天，靡聖風而柔遠”(89)，劉敞《客有遺予注輦鸚鵡，素服黃冠，語音甚清慧，此國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萬裏，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描寫印度半島古國跨越重洋進貢鸚鵡：“素質宜姑射，黃冠即羽民。”(90)這些詩歌中所描寫的遠洋古國朝貢是四夷賓服的表現，也是國家強大的反映。 

與宋詩不同，元代作為中國疆域最大的王朝，其關涉南海的詩歌表現的多是大一統思想。如馬臻《題畫海南入責天馬圖》“九夷入貢賓來服，畫出猶能駭人目”(91)、陳樵《海人謠》“九譯來朝萬裏天，北風不動瑯玕死”(92)。貢賦往來促進了民族交往，也有利於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正如元後期詩人王尚誌《暹國回使歌》所述：“先皇在位歷五載，風清孤嶼無揚波。方今聖人沾德化，繼進壤貢朝鸞和。”(93)上述宋元詩作中，南海被不同程度地賦予了國家統一的象征意涵，對於推動國家意識的朦朧覺醒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