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時代：海疆憂患與捍衛主權

與宋元政府鼓勵對外貿易的海洋政策相比，明清兩朝整體上趨向保守。明初，受陸權思想的影響，朝廷雖於寧波、泉州、廣州等港口設置了市舶司專管海上貿易，並有鄭和下西洋和“廣州—拉丁美洲航線”開拓等外向性交流，但伴隨倭寇、海盜與西方殖民者的不斷侵擾，為保障政權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統治者開始摒棄較為開放的朝貢貿易形式，采用日趨嚴酷的禁海、遷海政策，並頒布《開海征稅則例》《防範夷商規定》等法規，使原本繁榮的沿海港口與南海貿易大受影響。與此同時，因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海上貿易一體化趨勢的不可阻逆，漸趨壯大的海上民間商業力量為了經貿利益常與朝廷政策周旋。 

明清時期保守、嚴酷的海洋政策影響了南海及其周邊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詩壇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詩壇對漢唐以來南海詩的主旨、題材與表現手法多有承繼，對南海的關注度與創作量均有很大的提高，僅清代南海詩就有260首(94)，分別是漢唐、宋元南海詩總量的5倍、2倍多。同時，由於倭寇、海盜、土匪等入侵擾襲，明中後期南海詩中開始表現憂患海疆安全與捍衛領海主權的一面。這是民族憂患意識與疆域主權意識並存狀態下產生的一種新特點，它賦予南海詩深刻的思想性與現實性。與前代的南海詩相比，明清時期的詩作呈現出以下特色。

1.描繪的生活圖景更豐富

海路交通的延伸與拓展，增進了東西方商貿往來，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發展，對明清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反映到詩文書寫中，就表現為文人對南海及其周邊國家人們生活的描繪更加全面細致。除明代汪廣洋《嶺南雜詠》“阇婆真蠟船收澳，知是來朝起颶風”(95)與清代潘有度《西洋雜詠》“祈風日日鐘聲急，千裏梯航瞬息回”(96)等一些綜合性書寫外，還出現諸多針對某類具體活動、事物或問題的專題題詠，大致可分為寫景、記行、詠物、贈答、頌德五大類。

寫景類，如明代湛若水《遊海珠寺》、倫以訓《遊靈洲山》、何維柏《遊五仙觀》、孫勛《登粵秀山》、湯顯祖《宿浴日亭因出小浪望海》，清代黎遂球《春望篇》、屈大均《觀海》、釋大汕《虎門望海》、成克大《望洋臺》、廖燕《九日登鎮海樓》、竇光鼐《登越秀山》、陳官《望濠鏡澳》、李文藻《蓮花峰觀海》、林伯桐《黃木灣觀海》、何健《海島回瀾》、簡嵩培《登浴日亭再步蘇韻》、鄭顥若《登五層樓望海》。 

記行類，如明代朱元璋《聞人嶺南郊行》、張和《送行人劉諭使滿剌加》、羅頎《送下洋客》、吳寬《送林克沖給事使暹羅》、何景明《送宗魯使安南》、湯顯祖《看番禺人入真臘》《香嶴逢賈胡》，清代王鐸《過訪道未湯先生亭上登覽聞海外諸奇》、丁耀亢《同張尚書過天主堂訪西儒湯道味太常》、梁佩蘭《送人入安南》、陳恭尹《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趾說法》、釋大汕《初抵大越國》、成鷲《送高二尹伴貢入京》、勞之辯《同滿漢榷部巡歷濠鏡澳》、黃任《珠江夜泊》、陳官《貢象行》、胡其砥《晚泊海光寺分賦》、潘有原《海船行》、曾望顏《洋舶早發》、李宗瀛《送鄒石生之廣州》。

詠物類，如明代陳登《應制賦白象》、王佐《波羅蜜》、郭棐《波羅樹》、湯顯祖《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清代林古度《觀大西洋自鳴鐘刻漏》、馬之骦《西洋火器》、岑征《素馨花》、屈大均《玻璃鏡》、陳恭尹《題西洋畫》、彭孫遹《西洋琥珀酒船歌》、徐乾學《西洋鏡箱》、王士禛《荷蘭四馬》、宋犖《大食索耳茶杯》《番菊》《洋山茶》、田雯《貢獅子應制》、汪森《香槎歌》、吳暻《水匱歌》、蘊端《西洋四境詩》、汪後來《火浣布》、馬振垣《紅毛酒歌》、羅天尺《大龍篇》《觀貢雞歌》、陶元藻《西洋鏡屏》、蔣士銓《泰西畫》、阮元《同人分詠遠物得紅毛時辰表》、許宗彥《鼻煙》、陳初田《詠鼻煙》。 

贈答類，如明代高啟《謝友人惠兜羅被歌》、王恭《海上仙槎贈丘二之儋州長史》、楊一清《贈林黃門》、李日華《贈利瑪竇》、韓上桂《廣州行呈方伯胡公》，清代法海《擬南海神答查悔餘先生謁廟詩》、汪後來《答日南國王鄚君見寄》、馮敏昌《鎮海樓示季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