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德類，如明代朱元璋《念以寧涉江海》、朱棣《滿剌加鎮國山詩》、祝允明《海珠寺送黃提刑》，清代查慎行《謁南海神廟》、杜臻《香山澳》、陳恭尹《鐃歌》、西密揚阿《媽祖閣》、王文誥《長牧庵制府帶同荷蘭國貢使詣海幢寺接詔恭紀》、樂鈞《嶺南樂府》、袁嘉言《赤灣謁天後廟》、儀克中《昔遊詩效姜白石》。 

綜合類，如明代汪廣洋《嶺南雜詠》、田汝成《廣州竹枝詞》、孫蕡《廣州歌》，清代尤侗《佛郎機竹枝詞》《荷蘭竹枝詞》《古裏竹枝詞》、王士禛《廣州竹枝》、王時憲《廣州竹枝》、趙侗敩《羊城竹枝詞》、莊肇奎《嶺南雜詠》、陳官《澳門竹枝詞》、李調元《南海竹枝詞》、張臣《竹枝詞》、潘有度《西洋雜詠》、鐘啟韶《澳門雜詩》。

上面所列僅是明清南海詩中的一部分，但卻足以反映南海詩在明清時期題材範圍顯著擴大。與側重書寫經貿往來和大國氣象的宋元詩不同，這些詩作側重關注南海及其周邊國家人們的日常生活，因而詩作內容更為具體、豐富。具體來說，一是詠物類詩更豐富，所詠對象不僅有前代所提到的珍珠、翡翠、水晶、珊瑚、琉璃、香料、象牙等珍稀物品，還有自鳴鐘、火器、西洋畫、西洋鏡箱、西洋鏡屏、時辰表、琥珀酒船、索耳茶杯、鼻煙等工藝品，說明這一時期國內市場對海外商品需求進一步擴大。二是人們的行跡地更廣，名勝遊覽地從南海廟、浴日亭、越臺、瓊臺，擴展至海珠寺、五仙觀、鎮海樓、靈洲山、越秀山、黃木灣；貿易港口則在原有的廣州、海口、泉州、福州的基礎上，增加了香山澳、澳門(“濠鏡澳”)和虎門，反映出港口經濟更加活躍。如李調元《南海竹枝詞十首·其二》：“自是繁華地不同，魚鱗萬戶海城中。”(97)《其十三》：“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歸時亦置裝。”(98)這些詩作從側面反映出南海航道延伸與朝貢貿易發展對中國沿海及內陸百姓生活的影響。

2.反映社會題材更深刻

明清時期，朝廷推行的嚴酷的禁海、遷海政策，打破了漁民“以海為田”的傳統，切斷了濱海居民賴以謀生的途徑，激發了漁民、海商與官府之間的矛盾。在這種大背景下，南海詩描寫的內容逐漸由書寫對外貿易與交流轉向描寫南海民生疾苦、關注海上貿易中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命運。這對較少關注普通商人與百姓的前代南海詩而言，是很好的補充與發展。這些詩作不僅表達出對底層百姓的同情，同時也揭露出海疆官吏橫行不法，致使弱勢群體利益受損的狀況。如明代黎民表在詩歌中控訴官員蠻橫搶掠海船、殺害商人的現象：“紅旗五丈畫蚩尤，海艚掠盡行商死。廟堂肉食運權謀，刀尺紛紛搔獄市。”(99)肆意掠奪使南海貿易受到沈重打擊，並直接導致“農夫夙夜憂不飽”(100)、“昔日十家空九室”(101)，凸顯“只有萁豆相熬煎”(102)的社會矛盾，揭示出“四方郡國皆太平，唯有粵南多戰爭”(103)的真相，深化了民生疾苦的主題表達。還有詩作直接揭露出官員縱容下的特殊矛盾。如明代李東陽《送羅大理太常擢廣東僉憲》“即看萬裏澄清地，野虎城豺浪作群”(104)、孫勛《登粵秀山》“淳樸舊憐吾土勝，未堪群盜日縱橫”(105)、清代陳王猷《泊廣州城下作》“力竭東南難總貨，饑驅盜賊漫叢奸”(106)等揭示了海盜襲民亂象。有的詩作強調要重視海疆百姓安全，如法海《擬南海神答查悔餘先生謁廟詩》：“鹽法榷法不可問，山盜洋盜爭強梁。職守一方司民命，安敢坐視蒼生殃。”(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