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那些從政的人——對他們來說公開演講就像做決斷一樣，是他們職業的組成部分——總是關起門來閱讀？為什麽這些人不多讀點兒書，從而掌握哪些話能說，哪些話不能說的基本火候呢？為什麽他們今天在反新納粹的講話中所使用的語言，從美學意義上講與法西斯慣用的形象語言幾乎毫無二致呢？所有他們使用的形象比喻都與納粹慣用語如出一轍，醜陋不堪：

“挽起袖子來”，統一後曾這麽號召過，然後是“低谷”，先是“還沒有達到”，後來是“達到了”，卻看不到“上坡”的跡象，德國不再是“繁榮的國家”，現在“船上人滿為患”。總理在慶祝其當政十周年時還依舊說：“每個人都是鍛造自己幸福的鐵匠。”所有這些比喻聽了都讓人起雞皮疙瘩。…

能讓我安心的是對1968年出現的代溝作用的信任，我想終於一勞永逸地出現了重大轉折。大多數1968年後出生的人不會再背離當年的反省原則。那時兒女們考察自己的父母們是不是希特勒的幫兇和沈默者，許多人也找到了相應證據。他們提出了罪責問題，特別是個人罪責，我想在這個國家以後應該一直這樣做。

一位漢堡的兒科醫生告訴過我，恰恰是年輕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療時往往會說：“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與外國孩子住在一間病房里。”那位醫生說，這些父母的孩子經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們為孩子擔驚受怕的同時腦子里還有這麽一句話，而且他們一點兒都不羞於把它說出口。…

那位在蘋果樹下憤怒開罵的老婦人指的不是一個尋求避難者，她指的是所有尋求避難者。她怎麽能指一個人呢，那個小偷她又沒看見。她知道一個尋求避難者是沒有房子、沒有屋頂、沒有果樹的，因而他要她那破舊的木梯子是派不上任何用場的。但這並不妨礙她死守著自己的偏見。

這位本地人的指責和誹謗是籠統的，她知道她可以這麽做，因為她不需要為自己所說的提供證據。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偷了東西，那麽她就希望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從這個村子以及這個國家的所有地方消失。她只是很多人中的一份子，她的所作所為在這一帶屢見不鮮。只要有機會，她天天都誹謗陌生人。她更換談話對象，但談話主題永遠不變。這能讓她和她那個小村子保持活力。…

一個小時以後我走在他身旁，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路過那個村子。那村子與西德上千個別的村子看上去沒有什麽兩樣：到處收拾得井井有條，就好像天上既沒颳過風、也沒下過雨、沒有一次霜凍或是酷暑損害過房屋的顏色似的。就好像時間僅僅在人們的臉上留下了痕跡，而對房屋卻高擡貴手了。與貧窮國家相比，這里的人也老得晚，而且老的方式也不同。我能夠想像，誰住在有桁架房屋、觀賞性灌木叢和晚秋植物的街上，是不願意聽貧窮這個詞的。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戰後他們貧窮，人口也銳減了一半。因為他們知道，是希特勒挑起這場戰爭的。

他們打輸了這場戰爭，失去了房屋和家園，他們的民歌和習俗也被用來為這場戰爭服務。所以他們沒有權利抱怨。在希特勒以他們的名義蹂躪過的世界各地，人們視他們為怪物。他們拼命做苦工，為了逃避這滿目瘡痍的一切。…

在羅馬尼亞每個被說出的威脅都是羅馬尼亞語。一個國家使用的語言轉眼間就變成了官方語言。這麽看來德語在羅馬尼亞還算運氣不錯，比在東德走運，比在第三帝國也走運。我被迫看到，我生活過的那個國家的語言和我的母語，盡管二者觀察世界的角度如此不同，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也被迫看到，世界各處各國的所有語言都可以成為兇手的語言。我親身經歷了，這種事一旦開了頭，其進展會多麽神速。

彼此熟悉的人們在談話時也會談到德國的排外主義。他們會說：在別的國家也存在排外主義。是的，但我們生活在德國這里。還沒有一個這里的德國人對我說過：我不是這樣的人，而且你也認識很多別的不排外的人。…

這首詩囊括了很長時間的恐懼——詩中的貝蒂娜指的是貝蒂娜岱·阿尼姆——從下兩分鐘直到今後十年。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東歐人對抒情詩的熱愛不是什麽美好的神話，這種愛是從恐懼中產生的。貨真價實的實用抒情詩。這里沒有貶義，因為恐懼是一種可靠的標準。用話語來打情罵俏是徒勞的，恐懼完全能夠感覺到每個詞是如何被說出來的。真情與假意是水火不相容的。許多人都有他們的詩，他們會一段接一段地背誦，而且自己會沈醉於所背誦的詩。不信上帝的人這麽背詩時會讓人想到禱告。

恐懼這個詞兩種語言中都有：在我的母語中是一個音節，在羅馬尼亞語中是兩個音節：frica.…

那時我對柏林的朋友們說，為了能在這麽空蕩蕩的住房里生活，人的內心得特別堅強。 

我在羅馬尼亞的房間——即使我不在，安全局的主仆們也在那里進進出出——里的冰箱上多年貼著一首詩。這首詩是薩拉·基爾施在東德寫的，當我把它貼到冰箱上的時候，基爾施早已被從東德趕到西德去了。

今夜，一如往日

貝蒂娜，我們的心依舊孤寂

筆尖滑落信箋，為他們…

有一天報紙上登了一條消息：“下大雪時房主沒有義務掃雪和撒石頭子防滑。雪下得不那麽急時才需要拿起雪鏟和沙石桶。鑒於這一理由，紐倫堡-菲爾特地區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駁回了一名過路人的賠償訴訟。這位婦女要求房主賠償5000馬克，因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們卻認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體到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時’，才有義務鏟雪和撒防滑石子。”

誰要是來自獨裁體制和一貧如洗的國家，他就很難想像這種對公正的追求。我讀這則消息時無意間覺得像模仿式的諷刺滑稽小品，然而我卻出於害怕笑了起來。就像我看到以下場面會害怕得笑起來一樣：有兩位老太太在柏林散步，她們要去人民公園，在路過某後排房屋的籬笆墻前她們站住了。在一片草地上有個小池塘，像扇門那麽大，上面遊著三隻鴨子。其中一位老太太說：那是人民公園的鴨子。另一位說：那我們得報告。…

人們經常聽到一種論點，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長大的人不應該進行批判。在以下情況下有關國家安全部的辯論就無法結束：只要受傷害者還在尋找他們那遭到竊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還在對此進行思索，而且他們和受害者一樣擁有這種權利。誰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聞，那他就無論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評判。

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應該允許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位藝術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後果中？我們有理由期待他這樣做，就像我們期待其他人這樣做一樣。…

我的書在德國總會遇到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我什麽時候才能寫寫德國的事。另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麽要寫德國。第一個問題認為我看德國的角度不對，因為它與眾人習慣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視角刺激了某些人，讓人嗅到一種非法的幹涉。第二個問題給我明確規定了寫作範圍：我從什麽地方來，就應該寫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種較好的生活中，我雖然有權利啃一角德國麵包並咽下去，但我這張從前空著、現在塞滿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應做到食而不語。…

外交部長雖然說政治和政治家需要家鄉，實際上他卻是在應用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把昂納克歸入薩爾州。人們很難反駁金克爾的地方主義，金克爾在德國確實很有根基。盡管如此，為了談論家鄉，他還是要用航海方面的隱喻，這樣他的語言就滑向了失去家園的方向。航海的畫面給了他詩意的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無家可歸過。羅馬尼亞對這個國家剛剛發生在我眼前的事來說意味著更深含義。

德語是我的母語，但與這里的語言相比，它是我帶來的語言。在我學會它的地方，政治上隱喻的乏味是類似的。那里和這里一樣，這類詞匯同樣經過人為的過度牽強而不可避免地變得滑稽，從而詞不達意。雖然這樣還是有區別：那邊的意圖更陰暗，目標直指生活本身。…

在這家店里我一點機會都沒有，我做什麽都不對。因為我不是一個個人，而僅僅是引起他對糟糕往事回憶的契機。我是德國人生的，他說話的聲調讓我無法給予任何反駁。為了能承受這一切，我必須在腦子里想出點兒什麽，以證明受傷害者有權這樣做。我想到普里·莫萊維，腦子里想著他我總能再次走進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兒買東西我都想帶上赫爾穆特·科爾，以便他不會再說：戰後的歷史已經結束了。科爾這麽說是想抹去戰爭受害者那不斷湧現的回憶。德國人沒有權利宣布戰爭造成的傷害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