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這位最怕爬樓梯的老教授又來了。一坐下他就聲明這回不是代表大學，而是以一個對共產黨有些“了解”的老朋友來對我進行一些規勸。他講的大都是戰後中歐的一些事情：瑪薩裏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國案啦。總之，他認為在西方學習過、工作過的人，在共產黨政權下沒有好下場。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聲音顫抖地說：“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隨說隨戲劇性地站了起來，看了看腕上的表說：“我後天飛倫敦。明天這時候我再來——聽你的回話。”對於我說的“我不會改變主意”的聲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個毛茸茸的指頭逗了一個搖籃裏的娃娃說：“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慮一下。”…

我真以為是在同一個惡魔談話哩，就帶點嚴峻的口氣責問他為什麼喜歡打仗。

“你知道嗎？我是個無國籍的人，”他接著又重復一遍，“無國籍。我媽媽是個白俄舞女，（隨說隨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嗎？（他猴子般地聳了聳肩頭，然後攤開雙手。）不知道。他也許是個美國水兵，也許是個挪威商人。反正我是無國籍。現在我要變成一個有國籍的人。”

“怎麼變法？”他肯於這麼推心置腹，使我感動了。於是，對他也同情起來。

“平常時期？沒門兒。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國缺男人。他們得召雇傭兵。所以，（他用一條腿作了個天鵝獨舞的姿勢。）我的運氣就來了。船一到馬賽，我就去報名。”…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風冷得能把鼻涕眼淚都凍成冰。衣不蔽體的人們一個個踩著腳，搓著手，嘴裏嘶嘶著；老的不住聲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來。

最擔心的是隊伍長了。因為粥反正只那麼多，放粥的一見人多，就一個勁兒往裏兌水。隨著天色由漆黑變成暗灰，不斷有人回過頭來看看後尾兒有多長。

就在兩天前的拂曉，我聽到後邊吵嚷起來了。“‘大鼻子’混進來啦！中國人還不夠打的，你滾出去！”接著又聽到一個聲音：“讓老頭子排著吧，我寧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種取暖的辦法。…

語言是跟著生活走的。生活變了，有些詞兒就失傳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要是年紀還不到五十，又沒在像東直門那樣當年的貧民窟住過，他也未必說得出“倒臥”的意思。

乍看，多像陸軍操典裏的一種姿勢。才不是呢！“倒臥”指的是在那苦難的年月裏，特別是冬天，由於饑寒而倒斃北京街頭的窮人。身上照例蓋著半領破席頭，等驗屍官填個單子，就擡到城外亂葬崗子埋掉了事。…

凍麻木了的手，給熱水一燙，就刺痛起來。他洗出一只瓶子，照例要用那鬃刷子捅捅，迎著窗外的陽光照照瓶肚上的一塊亮光。這亮光常像座仙井似地映給他看許多止住他眼淚的景象。除了自己的面龐之外，他還看見許多他想見的親人。

當干凈的瓶子已經擺滿了五只桌子的時候，李頭兒又氣勢洶洶地進來了。這回他臉上那些條橫肉上又添了點如大仇將報時候得意的笑，用對即將執行槍斃的囚犯那樣的口吻對小蔣說：“掌櫃的請！”

這“請”字落在小蔣的心上，就是：“叫你滾！”

“差你幾天錢呀，小蔣？”一到賬房，掌櫃的就這麼破例用和藹的口氣說。…

上了橋頭，向北拐去，沿著蘆葦岸是一堵寫了鬥大黑字的白墻，那正是消磨他的時光和精力的劉氏牧場。

他踏進高門檻兒的車門，把口袋卸在東廂房，就撅著嘴走到後院兒去了。

這兒是他的王士：廣漠的人間，那麼寬，各處皆結了冰，只有這兒藏著他一點溫暖，一點慰藉。一拐影壁，便是一個嶄新的世界。空間會變成匈奴的地域，時間會裝成蘇武年代。塞北的腥羶味，纏綿的咩咩，飄滿了這塊給糞潤成焦紅了的羊圈。圈裏幾只有了兒孫的老羊，在刻滿了圖案畫似的蹄跡的地上，正散步著，且低了頭嗅著，神氣間活像是想從自己黑棗般的糞球中尋求些殘余的食料似的。年輕的羊們則多數擠在一處，有些或側著頭撞著那對小犄角，聽著那點足以沖破這沈寂空氣的脆響。…

送羊奶的夥計小蔣，像個仆仆風塵的北極翁，背著那條白口袋，沿著後海剛上凍的水溝向廠裏踱。坡上過路的人很稀，且還沒見一個體面人影兒。因為這天剛發亮的時節，正是多數穿長褂兒人的午夜呢！時間太早了些，連那些每早照例得由熱呼呼被筒兒裏鉆出來的買賣人，也還見不著多少出了門。小蔣卻不問季節，每天總照老規矩按時到廠。

他這人身體小小的，兩手卻異常粗大，說話時常常把雙眉聚斂起來，忽然又放開。得了點零錢時他也喝盅酒，拈一支香煙叼在嘴邊。精神不爽快，事情不順利時，就花上二十個大銅子，到後門楊半仙處去測個字，看看本月份命根同什麼有了沖犯。與同伴說笑話過分了時，便相互罵著，有時甚至揪打成一團。過不久，一切又像完全忘去，什麼恩仇也不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