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的，德勒茲發現，白墻與黑洞的結合，恰恰匯聚成一張臉：「頗令人驚奇的是，它是一張面孔：白墻-黑洞的系統。」這顯然不僅是簡單的相似性類比，如上所述，兩種符號系統分別依靠想像與激情，分別顯現了國王的正面與先知的側臉，另外，根據符號系統的能指與語言，也正是發自面孔：「能指的此種純粹的形式上的冗余不能脫離它自身的表達的實體而被思索，應該為此種實體找到一個名字：顏貌（臉性）」；「面孔就是表意體制所特有的圖像，就是系統內在的再結域……能指始終是被顏貌化（臉化）的。」在此，德勒茲正式提出「臉性」及「臉化」（be facialized）的概念，他發現，無論何種傳統的符號體制，均可以「臉」為形象的代言，也都試圖生產符合標準的面孔，試圖將奴隸與臣民吸納入黑洞與白墻，將他們差異性的身體塑造為千人一面的臉型，而倘若失去面孔，他們便再度淪為身體，淪為「神聖人」（Homo Sacer），遭到如動物般的對待或懲罰。這一整套塑造「臉」的過程，這一調節性與生產性的機器運轉，被德勒茲稱作「臉性抽象機器」（an abstract machine of fac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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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君主成為了國家的有形身體，或者說，國王擁有兩個身體，在國王自然的、可朽的肉身之外，另一由權力所編碼、捆綁的身體，被塑造成為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的化身，即一張威嚴肅穆的國王正臉，一種藏身於宮殿與金字塔的符號體系內部供人想像的神秘權威。這，被德勒茲稱作是「一種表意的、妄想狂的、專制的體制」；而與此同時，還有一種「後-表意」的體制，如果說「表意體制」來自君主的權威，「後-表意」則指向一種先知式的獨裁，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寄托在中心式的想像，後者依賴於內在性的激情：「超越的中心化的專制權力讓位於一種內在的無處不在的權力形式。」德勒茲同樣用一種化身作比，「表意體制」代表「妄想狂的埃及法老」，而「後-表意」體制則是「激情性的希伯來人」的出場。…

德勒茲論過喬托嗎？實際上，與這位法國哲學家對於英國畫家弗蘭西斯·培根的專著論述不同，喬托的名字只出現在其理論文本的片段。然而在《千高原》的「第七原」中，圍繞一幅喬托的《聖方濟各領受聖痕》，德勒茲卻連接了他一系列有關「身體」、「凝視」、「臉性」及「臉性抽象機器」的重要概念，一方面，借由從喬托到培根的繪畫史梳理，德勒茲重新思考並描摹出一條在藝術領域不斷解轄域的逃逸線；另一方面，這一有關繪畫的理論，同樣關涉德勒茲圍繞符號系統及權力體制的分析，「臉性」的概念也被置於了對西方基督教與白人殖民史的政治批判之中。

1. 作為符號體制的「臉的歷史」

德國美術史家漢斯·貝爾廷（Hans…

【核心提示】福柯對現代人的經驗描繪有兩個特點：一是認為現代人是「碎片化」的，二是在「非人」與人的對立中來描述現代人。　　

福柯理論研究的根本動機是對現代個體生存處境的關注。這一點，從後期福柯將自己的理論總稱為「關於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可以得到佐證。某種意義上說，福柯關於瘋人、囚犯、不正常的人以及性經驗史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對現代人生存真相及其解放方案的追問。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人」不是時間概念，不等於生活在現代的人，而是指生活在現代社會中，按照現代社會所推崇的生活方式生活著的絕大多數。極少數拒絕現代文化和現代生活的人，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而是為現代社會所排斥的「非人」。…

在君主制時期，關押薩德的理由是道德敗壞、有傷風化。君主制崩潰後，關押薩德的理由是精神病。雖然都是監禁，但是後者有了精神病學作為基礎，似乎更為「科學」、更為「合理」。大家可能會問：難道對薩德的行為，社會不能進行幹預嗎？這個問題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但它不是我們討論的問題。從薩德的例子，我們想說的是：精神病學成為了對薩德這個異議者進行禁閉的一個「幫兇」。想想福柯的話——精神病學有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在現代，精神病學除了純粹的醫學功能，還有名副其實的鎮壓功能。當社會試圖對思想異議者進行懲罰的時候，如果在法律上沒有很好的辦法的時候——以有傷風化來對付薩德，只能判處輕罪，短暫的羈押——判定瘋子將異議者永久地關進瘋人院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從一開始起，精神病學的目標就是要發揮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權力的眼睛》

在一次談話中，福柯曾經暗示，把對立面的思想或持有異議的思想歸於發瘋，是西方現代以來統治者的慣常做法。談話者們提到了前蘇聯赫魯曉夫釋放政治犯的事情。當時，赫魯曉夫的目的是為斯大林時期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人們發現很多政治犯被診斷為「精神病」並被關在精神病院或者集中營，但是赫魯曉夫1958年發表的談話中仍然講這些持不同政見者定性為精神異常。他們還提到了著名的恰達耶夫的例子。恰達耶夫是一位生活在沙皇俄國時代的思想家，和普希金是好朋友。普希金曾寫過一首題為《致恰達耶夫》的著名政治抒情詩，其中有這樣膾炙人口的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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