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論過喬托嗎？實際上，與這位法國哲學家對於英國畫家弗蘭西斯·培根的專著論述不同，喬托的名字只出現在其理論文本的片段。然而在《千高原》的「第七原」中，圍繞一幅喬托的《聖方濟各領受聖痕》，德勒茲卻連接了他一系列有關「身體」、「凝視」、「臉性」及「臉性抽象機器」的重要概念，一方面，借由從喬托到培根的繪畫史梳理，德勒茲重新思考並描摹出一條在藝術領域不斷解轄域的逃逸線；另一方面，這一有關繪畫的理論，同樣關涉德勒茲圍繞符號系統及權力體制的分析，「臉性」的概念也被置於了對西方基督教與白人殖民史的政治批判之中。

1. 作為符號體制的「臉的歷史」

德國美術史家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出版於2013年的著作《臉的歷史》（2017年中譯本），探討了一段有關臉的社會文化史，正如他開篇所引用的：「世上最值得玩味的表面乃是人的臉。」在書中，貝爾廷從宗教儀式及舞臺面具、肖像畫藝術、電影與媒體傳播等多個角度，展現了權力、文化、道德如何對臉進行調節與塑造，即將人的自然之軀，轉化為屬於社會的臉之面具。

在《臉的歷史》「面貌多變的臉和面具」及「肖像與面具：作為再現的臉」兩章中，均出現了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名字，貝爾廷分別引用了德勒茲與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對於「臉性」（faciality）概念的探討，以及他在《弗蘭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中對於培根（Francis Bacon）繪畫作品的論述，從歷史與藝術兩個向度，從對於臉的結構與解構兩個方面，構成了其寫作基礎與理論來源。

實際上在《千高原》中，德勒茲（與加塔利）在第七原「元年：顏貌」中便專門探討了「臉的歷史」，並結合其對於符號體制、殖民歷史及藝術作品的分析，尤其援引意大利文藝復興先驅——喬托的繪畫，將圍繞「臉」的討論安置在了他的藝術·哲學·政治理論譜系之中。

在仔細端詳「臉」的面貌之前，德勒茲（與加塔利）首先在《千高原》的第五原「公元前587年-公元70年：論幾種符號的機制」中，區分了幾種有關語言與符號的結構體制，分別為「前-表意的符號學」（pre-signifying）、「表意的符號學」（signifying）、「後-表意的符號學」（post-signifying）及「反-表意的符號學」（counter-signifying）。其中，除了「前-表意的符號學」與「反-表意的符號學」之外——二者分別對應了原始部落與遊牧民族，分別指向尚未形成語言結構的稚拙表達，與跳脫於邊界體制之外的縱橫馳騁——德勒茲主要論述並加以批判反思的，是「表意的符號學」與「後-表意的符號學」的兩種體制。

首先，「表意的符號學」也稱「表意專制體制」，因其是一種統攝語言系統的專制權力，德勒茲將它比作君主的集權。在德勒茲看來，君主的統治，正如表意的符號學對於言說的規定，是一種中心式的、自上而下的權力秩序，一如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區分於「規訓權力」的傳統權力運作模式。而如果說「前-表意」與「反-表意」的符號學分別對應了原始部落與遊牧民族，那麽表意符號學的化身，自然是君主本人，是這一代表國家的權威身體與他所發出的不容置疑的命令，是手捧水晶地球的歐洲國王，與神廟壁畫上恪守正面律的埃及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