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被人稱為雜文家，在當今之世，是一個挺不幸的事。只消掛上這樣的頭銜，除了極少數人外，基本上屬於舅舅不疼，姥姥不愛——尤其是領導不喜歡的主兒。今天是不是盛世，言人人殊，但至少在領導眼裏，就是盛世。盛世不需要人們冷嘲，也不喜歡熱諷。而雜文恰好兩樣俱全，不招人待見，良有以也。寫多了，碰到了哪個，或者哪一類人，恰好人家有比較有權勢，因此而倒黴，甚至丟了吃飯家夥，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個世界，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有拍馬的，就有揭短的，有歌德的，就挖苦的，有官樣文章，就有冷嘲熱諷。就像有得意的，就一定有倒黴的一樣。我，就是命裏註定要倒黴的人中的一個，所以，很得專門發表雜文的刊物的歡喜，這歡喜換不了多少銀子，卻可以時不時地給這個世界得意人一點小小不愉快。…

南京紫金山景區，請余秋雨勒石題詞，所提之詞，能有多惡心，其實不看便知。如果不惡心，便不是余大師了。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的是，這樣一個從人品到文品都如此境地的人，居然就是有人喜歡，特別是有地方當政者喜歡，樂意拿出大筆的銀子，讓大師出來給南京人民以及往來的遊客添堵。套用一句小沈陽的名言——“這是為什麽呢？”

其實，細想想，事情很簡單。首先，當今之世，體制內的官員，往往迷信體制內認可的學者或者專家。無論這些人實際水平如何，外面名聲有多臭，只要體制內認可，比如有若幹學官頭銜的，所長、院長、校長之類，官員都會買賬。像余秋雨這樣，據說被有關方面欽定為大師的人物，在官場一定會被待若上賓。也許，某些官員也明白這些人是怎麽回事，但體制內認體制內，這是不成文的規矩。沒有點膽量，誰會破規矩呢？…

有研究者認為，魯迅成就最大的是其晚年雜文（此言確乎暫且不論）。魯迅之子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向毛提出一個假設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對此，毛十分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等先生當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此書出版後，馬上引發爭議，懷疑毛會說出這樣的話。後來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的文章，說她和趙丹都參加了那次見面，證明毛確實說過那樣的話。毛澤東在延安時，評價魯迅連用了五個“最”，後來為何這樣說呢？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也說明，無論什麽時代，雜文大都不是主流需要的。…

“兩蔣”過世了，國民黨成了在野黨，“去蔣化”（實為“去蔣之神化”，學界術語叫“祛魅”）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政治氣候變化。如果止於清除兩蔣時代觸目可見的“黨國”標語和“領袖”筆墨；如果止於拆除幾十年來遍布全島的“蔣公銅像”，將它們移諸位於大溪的蔣之陵寢公園，供後人當歷史文物參觀；如果止於刪除教科書裏“蔣公看魚”之類推行個人崇拜的課文，那是天經地義的，不然還侈談什麽民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