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雖不能重復，但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我們重提整理國故，也是因為當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遭遇了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潮。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表現為，由於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由於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過度自信，並認為中國模式“能夠提供新鮮知識，促進我國學界對本土文明的自覺，從而促進‘中國話語系統’的形成，以及‘中國學派’的崛起”。中國模式本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解釋概念，是一套“經濟話語”，但有學者將這一“經濟話語”轉換成“文化話語”，認為只有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才能產生中國模式和經濟的迅速崛起;更為甚者，有學者又進一步將這一話語轉化為“政治話語”，認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是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

把中國模式轉化為“政治話語”，其目的就是為中國的一切作合理性的辯護。這樣會阻滯改革甚至導致中國社會的停滯。…

近期，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實際上是吹響了中國向文化強國進發的號角。文化強國戰略的意義，不只是要在全民族範圍內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文化支持，在全世界面前樹立一種全新的中國形象，更重要的是，只有文化的復興，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化建設瓶頸：文化資源豐富，文化軟實力弱…

這是一篇倉促的命題作文，起因是一位香港文匯報編輯，前天約我談談有關性觀念的問題。

我過去雖然喜歡讀愛情詩詞，也在課堂講這一類文學作品，但很少系統地關注青樓文學。這倒不是我假裝正經，任何一個健康的成人，誰不曾因愛情而神魂顛倒？但以往研究青樓文學的學術著作很少理論深度，加之這種話題在課堂上談多了會“擦槍走火”，不是給人淺薄低俗的印象，就是予人誨淫誨盜的把柄，所以在課堂上，我只敢碰那些“健康”的愛情文學，避開所謂輕佻的艷情作品，總之，是在“保險”的範圍之內“談情說愛”。七八年前讀到福柯的《性經驗史》，這本書真讓人眼界大開，原來詩人可以把性描寫得十分美，理論家也能把性論述得非常深。可惜，要把性分析得如此深透，我既沒有福柯那樣的思辨才能，在當下中國也沒有這樣的社會環境。…

回到最初的話題。沙勿略到了澳門的門外，千辛萬苦歷盡艱難想進來，沒能進來。是什麽支撐他？他為什麽要如此遭受磨難？他是在做文化和宗教輸出！他想如果他將西方宗教讓中國皇帝接受了的話，那麽整個國民不就全接受了嗎？其後的很多傳教士，學中文，學中國的禮儀，三跪九拜，甚至將《聖經》按儒家的一些詞匯翻譯過來，目的就是讓中國接受他們的思想。不妨問一下，當代中國還有哪個知識分子、哪個博士碩士有這種站在一個國家國門之外要想把中國文化傳播輸出的願望和百折不悔的意志？今天很少有人有這種想法了。所以我每次讀到那些傳教士一個個前赴後繼的到中國各個地方去，甚至到中國最窮的地方去，四川、山西等等地方去傳教，不禁掩卷長嘆。今天中國文化人大抵已少有這種自信、自強和眼光了。…

這種頗有代表性的現代性觀點提醒我們，在當代中國學術研究中必須具有自身文化的指紋和身份。如果喪失了這種文化身份，這樣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僅僅是後殖民進程而已。當然，立足於東方，並不等於對西方不再關註，相反，正是因為東方的“他者”是西方，只有面對這個他者，面對這個“鏡像”，中國問題才能真正浮出水面，即不僅看到傳統中國的文化形態，而且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形態遭到西方文化中斷式挑戰，以及中國文化覆興的新的可能性。當代中國需要尋求審美共識，將中國文化的審美內容鑄進國際相對具有共識感的審美形式中，進而從不斷反傳統的怪圈中走出來，從“審傳統”走向“審自己”，真正地面對決裂與選擇。在我看來，中國學術的發展不是一條路、一種聲音、一種模式可以決定的。全球化中的思想和學術不應該是一種形態，而是應該有多種形態。…

五 走出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二元對立

“東方主義”問題的提出，使被長久掩蓋的現代中國問題有可能被重新關註和闡釋。



盡管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研究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分析和政治權力批判傾向，但他在這個世界的話語—權力結構中看到了宗主國政治、經濟、文化、觀念與邊緣國政治文化的明顯的二元對立，認為在這種對立的權力話語模式中，邊緣國往往是僅僅作為宗主國“強大神話”的一個虛弱陪襯，一種面對文化霸權的自我貶損。這種強權政治虛設或虛構出一種“東方神話”，以此顯示其文化的無上優越感。這就是“東方主義”作為西方控制東方所設定出來的政治鏡像。…

今天要做的“發現東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國文化哪些部分已經死亡了或永遠的死亡了？哪些部分變成了博物館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學的意義？哪些部分變成了文明的斷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還有那些文化可以發掘出來，變成對西方一言獨霸的一種補充，一種“他者”的言說，一種對西方的置疑和對話？

當然，“發現東方”是要發現經過現代化洗禮的東方，不是要懷舊，也不是要退守，不是要狹隘的民族主義東方，而是要將中國當代新問題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從而梳理我們的理論範疇、基本命題、核心概念、基本術語和關鍵詞，廣泛參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歐洲和美國五大地區的文化詩學精神，同時借用現代哲學、語言學、符號學、美學、傳播學、文化生態學方法，以重新去解讀中國傳統的一些文化詩性的哲學和一些獨特理論。 …

何以見得呢？因為在我看來，全球化可以分為四個層面：

第一，科技一體化。正因為科技一體化，所以清華大學在過去十年和未來十年都要比北大熱。道理就在於技術官僚成為了中國發展的核心和希望。似乎現在的任務就是要短、平、快地將西方所有最好的東西優勢平行地移植過來。誰最快呢？不是我們學文的，而是真正的工科。我也希望可以最快地拿過來。所以鄧小平到了日本，日本天皇請他坐新幹線列車，下車之後很驕傲地問了鄧小平一句：“您覺得怎麽樣?”鄧小平想了想說：“我們也會有的。”現在的上海已經有磁懸浮列車正在搭線，所以科技從來就是你願意就可以拿來。西方人從不認為火藥、指南針是中國的，不因為覺得這個國度落後而不用，他們不但用了，而且把中國放鞭炮的技術變成放大炮，打進門來了。科技是百分之百的可以采用，今天的技術官僚走紅是應該的，但是他不會永遠走紅，原因還有第二點。…

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北大講壇跟大家談一些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問題。當然，這些我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可能朋友們會認為某些問題有些迷誤，有些眼障，甚至有些誤區，都可以再討論。…

二 現代化初階並非“西化”而是“東化”

地理大發現和東西航路的開通，使得西方人對東方的神奇氛圍十分傾倒，同時也想進行東方殖民和文化傳教。葡萄牙傳教士沙勿略到澳門外徘徊七年而不得進，只好去日本。他發現日本受到中國文化深刻的影響並對中國文化非常崇拜。他想，如果要把天主教傳到日本，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傳到中國，然後輻射亞洲。如果讓中國人信奉天主教，連皇帝都成為教徒，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便一帆風順了，中國就可能變成天主教國家。但是，當時他要想進入中國非常難。由於中國封海,想進入內地其艱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一個傳教士，歷盡千辛萬苦到了中國大門口卻幾年不得入，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島上。後來利瑪竇等更多的傳教士將沙勿略的基本思想繼承下來，[xi]不斷改變傳教方式,[xii]並逐步重視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觸。[xiii]…

向格拉斯大叔致意——文學的漫談·搖·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