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雖不能重復，但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今天我們重提整理國故，也是因為當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遭遇了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潮。當今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表現為，由於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由於對中國發展模式的過度自信，並認為中國模式“能夠提供新鮮知識，促進我國學界對本土文明的自覺，從而促進‘中國話語系統’的形成，以及‘中國學派’的崛起”。中國模式本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解釋概念，是一套“經濟話語”，但有學者將這一“經濟話語”轉換成“文化話語”，認為只有在儒家文化背景下才能產生中國模式和經濟的迅速崛起;更為甚者，有學者又進一步將這一話語轉化為“政治話語”，認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將是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

把中國模式轉化為“政治話語”，其目的就是為中國的一切作合理性的辯護。這樣會阻滯改革甚至導致中國社會的停滯。

文化自卑，必然結果是歷史虛無主義

文化自覺不足的另一個方面是文化自卑。文化自卑是一種在對待自身文化價值上的輕視、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和心理。

中國文化自卑感產生於鴉片戰爭以後，首先是從器物文明上感覺到中國文化的落後性，感知到西方的船堅炮利是中國農耕文明所不及的。於是，中國知識分子提出“師夷長技”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的器物文明。經過30余年的洋務運動，應該說，中國在器物文明的學習上取得不小進步，不僅在中國建立了一定近代工業的基礎，而且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軍。然而，中國在甲午海戰中仍然是慘敗。於是，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僅有器物文明的學習是不行的，還要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中國在學習西方制度文明的過程中同樣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無論是康梁變法還是孫中山通過“揖美追歐”來實現“舊邦新造”，最後都失敗了。這就表明學習西方的制度文明僅僅停留在制度學習本身之上也是不行的。

事實上，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學東漸和中國在與西方列強對抗中的一次次失敗，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評價越來越低，特別是隨著民族危機的一次次加深，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失望也日益加重。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社會的文化革新運動在所難免。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矛頭一開始就直指中國傳統文化，到“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集中表現為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甚至產生了對民族文化的罪惡感和“贖罪”意識，文化自卑程度之深甚至對中華民族在種族方面的品質也產生了懷疑。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術界一度出現要求廢除漢字、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等文化現象。

時至今日，這種文化自卑感依然在許多方面表現出來：首先仍然是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認為文化的歷史包袱太沈重是中國現代化無法真正取得突破的根源;其次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不自信，認為沒有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中國現代化最終要陷入困境;再次是否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來自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模式，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跡實際上是采用西方市場經濟而取得的，因而沒有所謂的“中國特色”，等等。

文化自卑的結果會導致歷史虛無主義。近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在研究春秋戰國歷史時，總結一條重要經驗：欲滅人之國，必先滅其史。所謂“滅其史”就是滅掉它的文化。文化自卑導致的歷史虛無主義，實際上就是自己滅掉自己的歷史、滅掉自己的文化。

眾所周知，傳統文化有諸多的弊病，如林語堂從國民性的角度概括中國文化的弊病：忍耐性、散漫性、老滑性;魯迅認為中國文化的是“吃人”和“被吃”，並號召“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陳獨秀認為，中國文化的弊病在於陳腐的思想與學說，甚至認為這是“實為制造專制帝王之根本原因”;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由“早熟之病”引發出幼稚、老衰、不落實、落於消極亦在沒有前途和曖昧而不明爽五大弊病，等等。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傳統文化中沒有可值得借鑒的東西，相反，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諸多優秀的部分在今天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仍然值得吸收，在加以現代化的改造之後，能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與過度批判，只會導致當今中國文化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不過，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文化自卑固然是當時的主流，與此同時，重建中國文化自信的努力也一直存在。其中一個重要導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對戰爭的恐懼和厭惡，西方開始對自身文化進行反思甚至懷疑和否定。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審視自己所追隨的西方文化：梁啟超直接否定了“科學萬能論”;張君勱指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絕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自身而已”;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存在著三大弊端，“一是向外侵略，掠奪他國財富供自己揮霍;二是在國內少部分人為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大多數的利益;三是表面幸福，未必真快樂”;熊夢飛指出，“拜金主義與享受主義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文化中的雙輪，雙輪上載著奢侈的文明病。西洋人生的目的在賺錢，賺錢之目的在享受，享受之結果是‘窮奢極欲’”。

在經歷著文化自卑的心路歷程中，理性、成熟地看待西方文化是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

中國文化自信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從五四以來，中國學術界關於文化發展曾鄭重發表了三次宣言：第一次是1935年1月，王新命等10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第二次是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等4位教授在臺灣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原題為《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第三次是2004年9月，由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5位發起人提議並發布的《甲申文化宣言》。

這三次文化宣言歷經近百年，其歷史背景和具體內容或許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矯正中國文化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盲目復古和盲目西化的動向，以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

三次宣言的發布，並不意味著中國文化自信的建立，而是中國學人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深深憂慮而發出的呼號。近代中國以來，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化之後，從未有過的文化自卑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嚴重障礙，不擺脫這種文化自卑，就不可能有中國文化的復興，更不可能有中華民族的復興。正是這樣一種目的而使得三次文化宣言都具有非同尋常的價值。

綜上所述，無論是文化自負還是文化自卑，都不能實現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覺。不能實現文化自覺，也就不能實現文化自強。文化自負使中國人面對自己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只會盲目樂觀。雖然中國不乏文化民族主義者，他們在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上存在著文化自負感，但自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即便是在中國現代化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時，文化自卑仍然是中國社會的通病。這種通病表現為，要麽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要麽主張脫胎換骨，以迎合西方所倡導的文化全球化。其結果是，由於否定傳統文化而使文化創新缺乏文化存量的基礎;由於迎合西方的文化全球化而對西方文化囫圇吞棗。前者在把資源轉化為能力的過程中，根本就不知道轉化什麽東西，因為當傳統文化被否定以後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轉化了;後者則是試圖把外來的文化資源轉化為自己的文化軟實力，實際上這是一種文化“洋買辦”，為別國在中國進行文化擴張推波助瀾。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