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 3

二現代化初階並非“西化”而是“東化”

地理大發現和東西航路的開通，使得西方人對東方的神奇氛圍十分傾倒，同時也想進行東方殖民和文化傳教。葡萄牙傳教士沙勿略到澳門外徘徊七年而不得進，只好去日本。他發現日本受到中國文化深刻的影響並對中國文化非常崇拜。他想，如果要把天主教傳到日本，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傳到中國，然後輻射亞洲。如果讓中國人信奉天主教，連皇帝都成為教徒，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便一帆風順了，中國就可能變成天主教國家。但是，當時他要想進入中國非常難。由於中國封海,想進入內地其艱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一個傳教士，歷盡千辛萬苦到了中國大門口卻幾年不得入，1552年12月病死在珠江口外的上川島上。後來利瑪竇等更多的傳教士將沙勿略的基本思想繼承下來，[xi]不斷改變傳教方式,[xii]並逐步重視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觸。[xiii]

這裏，有幾個問題我們必須面對，並且深究:

首先，現代性與全球化幾乎是五百年前同時發生的，至今仍在繼續。西方史學家在《大國的興衰》中認為“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費正清說，“導致中國落後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成就本身”。[xiv]這裏面的潛台詞不可小看。其實，地理位置的西方狹義地說是萊茵河以西最早產生資本主義文明的西歐地區，廣義地說則是與西歐地區文明有血緣關系的一切地區，如美國、澳大利亞等，日本雖為東方，但在經濟政治制度上與英美同屬一個類型，也脫亞入歐被看成西方國家；而歷史性的西方——包括古希臘的科學民主的西方，古羅馬的法制性西方，中世紀神性西方，文藝覆興的西方，近現代的理性的西方，後現代的反理性的西方共時態地被中國接受。這種現代性的擴散使的人們忽略了東方文化的命運和力量。

其次，西方文化受東方文化影響很深，甚至可以說，歐洲文明來自東方。古希臘人繼承了埃及、巴比倫和東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並加以發揚，並很快達到了奴隸社會科學技術的高峰；希臘羅馬文化的理性精神有著東方的痕跡；15世紀末、16世紀初，拜占廷傳來的古希臘文獻的手抄本，以其獨特的理性力量使人們從神學的蒙昧中清醒過來。文藝覆興時期弘揚的人文主義理想，讚揚人的偉大價值，重視人的尊嚴，成為西方人覺醒和高速發展的契機。現代性西方已有五百年的歷史，逐步形成兩大精神理念——開拓海外市場和謀求經濟發展；彰揚人文價值並提倡感性世俗生存。

其三，近代緩慢發展的東方古國漸漸落後於西方現代性。中國早在戰國時期農村社會就出現了一些類似資本主義的現象。《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不少這類描寫。中國在近代發展緩慢，而西方拓海開疆，高速增長。如：中國的紡織工具由手搖紡車到多錠紡車的發明經過了一千三百年，而西歐從手搖紡車到多錠紡車自動紡車出現只相距二百多年，少一千一百年。中國從春秋末期公元前600年開始煉生鐵，到15世紀冶煉設備同西方相當，中國用了兩千一百年，而西歐僅僅用了四百多年。王權在中國存在了兩千一百年（從秦始皇到晚清），而西歐存在最長的也只有二三百年的歷史。[xv]

其四，遭遇到“他者權力”的“西方中心模式”：西方人看中國，不僅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東洋鏡，還是一個不同立場的人從中找到社會變革的藥方或者自己理論依據的思想庫。孟德斯鳩從自己的政治理想角度，關註中國思想，希望找到對自身文化範式有用的文化資源。伏爾泰為了抨擊天主教教義，從中國儒家尤其是孔子學說中找到新的理論範式，對中國文化進行了重塑，萊布尼茲對中國文化多方面研究，為自己的思想藍圖找到了新的背景。無疑，他們在吸收異質文化後的變形中分享了中國思想剛健清新的文化精髓。值得註意的是，西方一直存在三種種族中心模式或西方中心模式：其一，“沖擊－反應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認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中主導因素是西方沖擊歷史作用；其二，“傳統－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強調西方的現代性作為世界的通行模式，中國在西方現代性沖擊下沿著西方近性道路前進；其三，“帝國主義模式”（imperialism model），認為帝國主義是中國近代史各種困境的原因。這些模式都認為西方近代的工業化是一件促使他國發展的重要事件。這意味著中國社會的內部無法產生這種工業化的條件，只有西方的殖民才能提供這些條件，中國近代的變化只是西方式的變化，而且是由在西方的沖擊下才能產生這些變化。這就將中國本土的歷史內因完全抹煞，堵死了從中國內部來探索中哦各國近代社會自身變化的途徑。與此相反，美國史學界有學者力倡“中國中心觀”，反對這種西方中心觀，重新闡釋中國近代發展的基本模式個中原因。[xvi]

20世紀的“近東”和“中東”，被西方重新闡釋並深入到文明內部問題的研究層面，而“遠東”問題則落在了西方研究中心視野之外。何況日本已經“脫亞入歐”，中國成為一個被不斷誤讀、妖魔化、平面化的國家。誰來闡釋中國？中國形象因為什麽而“被看”？中國歷史究竟應該怎樣重新闡釋？

其實，中學的西傳最早是利瑪竇（1552－1610），1582年，利瑪竇到澳門，開始了在華傳教的生活。他發現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便尋找天主教與傳統儒學的結合點。《論語》和孔子大約從那時為世界所知。他在譯介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時，開創了將中國典籍介紹到西方的先河——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推動了中學的西傳。[xvii]還有當時很多的耶穌會士，都是在一邊在中國傳播西方科學，[xviii]一邊把中國思想回傳到西方。[xix]甚至，不少人將文化傳播從器物類（瓷器、絲綢等）深入到理學的層面。[xx]《中國之歐洲》認為“中國人沒有被動地等待我們去發現他們”[xxi]，或者創造他們。請註意這裏用了一個“發現”，它提示我們，我們只能自己發現自己，自己創造自己。當時稱為景教的唐代基督教教士，於公元635年抵達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玄奘和尚六年以前已經到“西天”取經去了，比景教傳教士來中國早了6年。公元647年，也就是說玄奘從印度回到中國的第二年，印度發生了二十幾個民族的重大戰爭，結果佛經被戰火全部燒毀。到了今天，印度的佛經有相當部分需要把當時玄奘取回來的經的漢譯本重新譯成印度文。

在我看來，“全球化”不是一個全球單一化的過程，而是一個逐漸地尊重差異性的過程。盡管差異性面臨的處境很艱難，但是必須尊重它。我不認為全球化時代全世界所有的語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語；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識、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化了，多元的歷史終結了。相反，全球化是一個學會尊重差異性的多元化過程，是東方西方共同組成人類性的過程，也是西方中心主義習慣自己成為多元中的一元的過程。[xxii]因此，東方（遠東的中國）的沈默、失落、被誤讀、被妖魔化，將使世界文化生態平衡出現嚴重的問題。

三 “發現東方”是當代中國的精神自覺

在新世紀“發現東方”，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這種困難在於中國自己的言說方式已經全盤中斷。

進一步看，中國學術方式成為非合法，學術言說方式被西方中斷。中國傳統學術有自己的問思方式，但被西方現代性問題中斷。中國文人寫了幾千年的散文，從《左傳》開始，《戰國策》，諸子百家等，一直到明清的議論文，達到相當精煉純熟的高度。近代以降，優美的文言文卻突然被西學言說方式所中斷。[xxiii]那麽，中國在文化思想上是否永遠這樣下去呢？我們僅僅只有二百多年的落後期，是不是就要變成兩千年呢？事實上，在西方中心話語體系中，中國的“經史子集”已經不再具有意識形態功能，也不再具有一般社會教化的意義，而僅僅成為書本性的知識型話語，存在於知識尤其是史學知識的傳播中。這段被遺忘的中國言說方式，需要重新考察並做出明晰的價值重審。

本世紀初，一批理論家，用會通中西的現代性學術方式，將中國的學術思維和寫作方式逐漸納入西方學術模式，從而使“會通中西”成為了現代中國學術的基本形態，同時使中國幾千年的學術方式逐漸喪失了合法性。從此，以西學為參照系的比較性學問成為一種平面式問學方式，有東方色彩的精神和思想似乎難以在中國本土產生和發揚光大。神秘的東方文化已經被“解魅”，世界逐漸消失多元文化差異性，而逐步形成一種西式的“同質性文化”。在我看來，當代中國思想不應該是一種形態，而應是多元文化的對話。可以質疑的是：這種西式同質性文化模式是否是一種本源性模式？一種不再強調多元思想的中心主義話語？這種會通中西的學術角度是否是以一種西學遮蔽中學的運思方式？這種遮蔽今天可不可以質疑？西方學術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有沒有問思和言說中的獨斷之處？

這種以西學規範為軸心的局面，使錢鐘書先生《管錐編》這類註重感悟的學術模式成為了“另類學術”，沒有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和合法性（幾乎不見任何博士論文敢以這種隨筆方式寫成並能夠通過）。錢先生註重乾嘉學派評點方式與中西會通比較的統一，其學術問思方式強調充分占有資料上的生命悟性和智慧。他是西學功底很好的大學者，但在對待西學模式時，取的是一種比較視野中的中國學術本位的立場。這意味著，西方的一些學術形式（譬如現代論文形式），我們不得不借鑒，但在借鑒的過程中，不妨將學術方式與生命智慧相融合，以保存中國文化元氣和學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