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實際上是吹響了中國向文化強國進發的號角。文化強國戰略的意義，不只是要在全民族範圍內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文化支持，在全世界面前樹立一種全新的中國形象，更重要的是，只有文化的復興，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化建設瓶頸：文化資源豐富，文化軟實力弱

中國是一個文化資源大國，源遠流長、底蘊深厚、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而且同樣滋潤了世界其他民族，也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養料。但是，文化資源大國並不天然就是文化軟實力大國。資源要成為實力，還需要有一個轉化過程。但長期以來，中國文化軟實力弱小的重要原因在於把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軟實力的能力嚴重欠缺。因此，要實現文化強國戰略，必須要挖掘中國從資源轉化為實力的能力不足的根源。從歷史和現實來看，中國在文化軟實力建設方面存在的將資源轉為實力的能力不足的根源在於文化自覺不足，導致文化自強十分困難。

所謂文化自覺，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簡而言之，文化自覺就是要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承關系和品格。早在20世紀初，王國維把“學術自覺”與“文化自覺”在相同意義上提出來，要求學人對本國學術文化和外國學術文化，在比較中看到它們的特點及其長短，不可能都優，也不可能都劣。應研究外國學術文化之長以濟本國學術文化之短，並主張將中學與西學之優長加以融合，為學術文化開辟新路。

中國文化自覺不足原因可能在於，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不夠，對何為“國粹”、何為“國渣”沒有弄清楚。今天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重新整理國故。提到“整理國故”，人們自然會想到20世紀20年代前後發生的“整理國故運動”。也許當時發生的“整理國故運動”並非如胡適所說的要通過“整理國故”來“再造文明”，但他們的確並非只是要“為學術而學術”來整理國故，而是通過“整理國故”，“還其本來面目”，從而達到“解放人心”的目的。今天要實現文化自覺，也需要“解放人心”，使民眾乃至知識界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

對傳統文化認識不夠，必然導致缺乏對文化的傳承。因此，中國文化自覺不足的原因還在於缺乏傳統文化的傳承體系。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三種形式的知識：一是價值之知，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靜無為，佛教的慈悲等;二是事實之知，如中國歷史學著作中關於社會、自然科學的知識;三是形式之知，如漢字、漢語以及通過漢字、漢語所表達出來的思維方式、做事方式、藝術形式等。但是，今天的中國主要是傳承了傳統文化的“形式之知”，而“價值之知”和“事實之知”則多數被拋棄了。

中國文化雖然有數千年的歷史，但並不意味著中國文化是一種強勢文化，相反，在西方文化主導下的“文化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受到嚴重削弱。文化主體性的喪失，就意味著民族歷史被中斷，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失落。因此，在西方以消滅文化多樣性為目標的文化擴張面前，必須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而最根本的是要找到中國文化的根。這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存量”，更是當今中國文化發展最重要的基礎。

在社會變遷中，文化存量發揮著潛在性和基礎性的功能，盡管其功能是隱性的，但它確是影響文化發展的重要“基因”。因此，整理國故，實際上就是為了更好地使優秀的“文化基因”在人為的幹預之下在今天乃至未來得以傳承。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畢竟是一種外來的文化，作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文化增量”，它要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發揮作用，無疑要與中國的“文化存量”進行有機結合並內化為中國社會新的“文化存量”，特別是對中國原有的“文化基因”進行改造。這樣，兩種“文化基因”的相互吸納而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新的基礎。兩者有機結合的前提是，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新的整理，厘清國渣與國粹，使優秀的“文化基因”能夠與外來的優秀文化結合，形成新的“遺傳密碼”，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得以傳承。

文化自負，必然結果是文化保守主義

所謂文化自負，就是一種對待自身文化態度上的自滿自足和妄自尊大。文化自負是文化不自覺的一種表現。

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朝貢體系和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東方文化體系，造就了中國的“天朝”意識和“中央之國”的情結，其特點是唯我獨尊，從各個角度強調“華夏相對於夷狄的尊貴地位和不容侵犯的權威”，並最終形成“華夏為尊，夷狄為卑”的文化等級觀念。這就是文化自負現象。萬邦來朝、四夷賓服的盛況，一方面賦予了古代中國統治政權強有力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經過歷朝歷代的嬗變後更確立了以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但這種秩序觀，與其說是從種族來強調的，不如說是從文化上來強調的。長此以往，華夏文明的中心地位最終導致了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滿足、自我陶醉，最終也走向了文化夜郎主義：自我封閉和對外界的茫然無知。

不僅“華夷秩序”反映出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而且“天下”觀念也同樣表明了華夏文化中心主義的傾向。

“天下”觀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具有的整體主義，另一方面它也進一步強化了華夏中心主義。在“天下”觀念中，中國“不是國家至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

由此，我們可以在“天下”觀念中看到：其一，家國同構體是一個沒有固定邊界甚至也無確定民族為依托的集合，任何實現儒家倫理的地域、民族都可以納入這一家國同構的道德共同體;其二，中國是實現儒家道德倫理的禮儀之邦，處於道德的最高等級，是人類社會的中心，根據道德水平的高低，又可把其他國家分為夷國和藩國，它們均處於天朝帝國的周圍。因此，那些沒有實現儒家道德倫理的個人、共同體和國家，就往往被視作不可教化的另類和異端。

但是，我們並不能以此為根據認為“天下”暗含了中國領導世界的內容，如“中國治下的和平”的野心，當然也不能贊同“漢以來的進貢體系雖仍然體現了天下觀念的影響，但天下觀念已被歪曲，大一統帝國這一新身份使原來的文化邊界變成了政治邊界，原來文化性的華夷之別變成了政治性的華夷之別”的說法，甚至認為“天下體系是一個反帝國的政治體系”。筆者堅持認為，“天下”作為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概念的色彩要比作為政治意義上的概念的意味更濃。正如錢復所說，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之平淡或薄弱。因此他們常有一個‘天下觀念’超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願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於天下，來求天下太平”，“中國人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人類觀念裏，也常把國家觀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觀念裏，他們只把民族和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機體，並不存在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是為文化而存在。”

“天下”作為文化意義上的概念，它仍然是一種文化優越論，是一種文化自負表現的抽象表達。這種文化自負使得中國人即便是在從18世紀的繁榮走向19世紀初期的衰落時還仍然沈浸在傳統的天下觀念的迷思中，並未意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改變。或者說，由於文化自負，在鴉片戰爭前夕中國人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和動力來突破傳統的世界圖式。有學者將這種遲鈍稱為制度惰性使然，但筆者覺得這是文化保守和文化自負感所致。（下篇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