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做的“發現東方”的工程，是要考察中國文化哪些部分已經死亡了或永遠的死亡了？哪些部分變成了博物館的文化只具有考古學的意義？哪些部分變成了文明的斷片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今天的生活中？還有那些文化可以發掘出來，變成對西方一言獨霸的一種補充，一種“他者”的言說，一種對西方的置疑和對話？

當然，“發現東方”是要發現經過現代化洗禮的東方，不是要懷舊，也不是要退守，不是要狹隘的民族主義東方，而是要將中國當代新問題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新框架中重新提出，從而梳理我們的理論範疇、基本命題、核心概念、基本術語和關鍵詞，廣泛參照日本、印度、阿拉伯、歐洲和美國五大地區的文化詩學精神，同時借用現代哲學、語言學、符號學、美學、傳播學、文化生態學方法，以重新去解讀中國傳統的一些文化詩性的哲學和一些獨特理論。 

立足於“發現東方”是中國學者的使命，但並不意味著不再關註西方。西方是一個強大的他者，是中國學者做學問的一個巨大語境，所以我們不斷地要去關註和“拿來”，“拿來”是幾個世紀之內中國學者的一個任務，但任務的核心是開始自己說話。最近西方提出來一種生態批評或生態文化的新理論，其實吸收了東方尤其是中國文化中很多好東西，比如說綠色和諧思想、辯證思想、綜合模糊思想、重視本源性和差異性的思想、強調“仁者愛人”等思想。這些思想是中國思想對西方的一種滋養。因此“發現東方”不再是僅僅發現一般的思想，而是發現中國有生命血脈的東西，使其變成我們民族一種活生生的精神。而且，光是“發現”還遠遠不夠，還當有“發現”生命內核以後的“文化輸出”與“文化互動”和對話。

在我看來，中國今天的“發現東方”成為了知識分子的重要任務。我註意到海外華人學者並沒有走向文化虛無主義，而是進行著積極的中國文化重建工作。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認為：“多元文化各顯精彩的‘後現代’社會，儒家應該以不卑不亢的胸懷，不屈不撓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氣度，走出一條充分體現‘溝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莊大道來。”[xxiv]在這一總體思路中，杜維明進一步提出“文明對話”（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策略和“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概念。其中尤以“文化中國”影響最大，引發的爭議最多。他認為，“文化中國”是從宏觀文化視域來理解廣義的中華世界。“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應除儒家傳統外還有許多源頭，因此儒家傳統的意義不能涵蓋“文化中國”。杜維明倡導的“文化中國”，從深層次看具有相當的文化憂慮，即對中華文化的前景的深層考慮。在他看來，“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如此薄弱，而價值領域如此稀少，和近百年來儒家傳統在中華大地時乖命蹇有很密切的關系。我並不堅持唯有光大儒學才能豐富‘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才能開辟‘文化中國’的價值領域。但我深信，重新確認儒家傳統為凝聚中華民族靈魂的珍貴資源，是學術、知識和文化界的當務之急。”[xxv]“文化中國”的提出，在當今世界學術界引起普遍的反響，使人們面對中國文化時，關註“文化中國”的多種層次和多種力量的交錯，同時對文化中國在新世紀的發展保持關註。當然，也有不少學者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文化中國將研究漢學的洋人也包括進去，使“中國”的含義過於膨脹。但是不管怎樣，這位中國文化拓展理解的世界性空間提供了一種思路，一種行動的方略。

中國不可能被他者發現，我們只能在全球化和後殖民語境中，自己發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從而使中國文化不在新世紀再次被遮蔽。發現東方古國經過現代化洗禮以後的新形態，可以說是中國學界一項十分迫切的工作。


四 從“西方”話語播撒到“東方”問題重釋


從歷史上看，現代化是從五百年前開始的。而五百年前後，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中化”或“東化”。

事實表明，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啟蒙精神和人文環境提供了可貴的文化資源。更早一些的西方人像馬可·波羅，非常讚賞並學習中國文化。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中華大帝國史》，作者門多薩描繪了幾近完美的中國形象，其中包含幾近神化的對東方文明的喜愛和追隨，轟動了整個歐洲。宋明朝代文明的燦爛，使當時歐洲人心目中像天堂一樣富麗堂皇和繁榮的巴格達、拜占庭都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中國文化和經濟對世界性的現代化曾經有思想資源之功，怎麽能說現代化就是西化呢？應該說，在未來的探索中，整個人類需要東方，現代化不是“西化”，而且曾經“東化”。起碼，應是西化與東化的互相整合。[xxvi]

伏爾泰寫於1745年的《人類思想史新提綱》中就認為：“吃著印度、中國等東方古國土地上生產出來的食糧，穿著他們織就的布料，用他們發明出來的遊戲娛樂，以他們古老的道德寓言教化習俗，我們為何不註意研究這些民族的思想？而我們歐洲的商人，則是一等找到可行的航路便直奔那裏的。當你們作為思想家來學習這個星球的歷史時，你們要首先把目光投向東方，那裏是百工技藝的搖籃，西方的一切都是東方給與的”。[xxvii]而德國的萊布尼茨博覽群書，醉心於中國文化，曾與好幾位傳教士交談、通信，甚至想親自訪問中國，同中國學者交談，甚至還學了些漢語。他的思想與中國思想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盡管有人說他沒有受到中國哲學的重大影響，只是得到中國哲學的印證和旁證。[xxviii]

隨著中國的衰落，經濟利益成為最重要的問題，中國與西方的文化關系趨於破裂。“隨著西歐‘中國文化熱’的降溫，歐洲人不再是中國為人類知識的發源地，而充奉希臘人為人類最偉大的教師，在甚囂塵上的否定中國文化的言論聲中，結束了‘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文明’。”[xxix]當然，也有孟德斯鳩對中華帝國加以抨擊的聲音：“我不曉得，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麽榮譽可說呢。……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沒有這麽遼闊，政府的專制精神也許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相反。”[xxx]

幾千年來，中國文化一直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而正是在近代中國才遭遇到“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從而徹底改寫了中國在全球化中的位置，[xxxi]並連帶地重新編碼了中國文化的心態，即從世界領先的位置降到後發國家的位置，使得文化心態上總是在古今中西之間搖擺，或者崇洋，或者自卑，或者趕超，或者閉關。使中國文化在現代性轉型中成為一個政治哲學問題，一個國格尊嚴或民族存亡的問題。當然，在新世紀，中國學界對這個問題當有更開放的心態和新的看法：弄清“發現中國”的意義。[xxxii]對中學西學不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學不分古今中西；對西方的器物類、制度類的先進體系能夠“拿來主義”式地接受，而對思想和宗教信仰問題也能夠展開多元文化對話。

在人類發展史中，我們不僅要批判中國儒家思想中的腐朽落後和王權的專制，也要看到，今天的西方制度也是從血腥到文明的過程。如人們一說西方就說勞動福利法多麽完善，其實，在英國隨著圈地運動的廣泛進行，大量喪失土地的農民到處流浪在英國城市，以乞討為生，於是專制主義王朝頒布了一系列懲辦貧民的法令——“血腥立法”：對有勞動能力的行乞將受笞刑，如果再行乞，將割掉半個耳朵，第三次行乞被捕後將處以死刑。亨利七世，英國絞死流浪者72000多人。至於烙上印跡和鞭打就更多了。[xxxiii]可以說，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遵循的邏輯是：競爭－掠奪－戰爭－瓜分。同樣，西方也曾為自己的現代化發展付出沙塵暴式的“文明的代價”。甚至為了走向大海，走向世界，實現海上霸權，使東西方連成一體，英國女王16世紀親自登上德雷克的海盜船，封他為爵士，並命令將這艘船永遠保存。中國明清卻禁海，明朝頒布“嚴誅剿”令。同樣，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教皇和高級教士腐化墮落，15世紀教皇所在地羅馬城，6萬居民中竟有6000多名舞女。

這表明我們不能將西方中心論的觀點融在中國問題研究的血脈中，更不能以中斷歷史的虛無主義方式看待中國近代的演變和發展。而是以問題為中心重新闡釋“事情本身”——“選擇什麽事實，賦予這些事實以什麽含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提出的是什麽問題，和我們進行研究的前提假定是什麽。而這些問題與假設則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時期我們心中最關切的事物是什麽。隨著時代的演變，人們關切的事物不同，反映這些關切的前提假設也隨之發生變化”。[xx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