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倉促的命題作文，起因是一位香港文匯報編輯，前天約我談談有關性觀念的問題。

我過去雖然喜歡讀愛情詩詞，也在課堂講這一類文學作品，但很少系統地關注青樓文學。這倒不是我假裝正經，任何一個健康的成人，誰不曾因愛情而神魂顛倒？但以往研究青樓文學的學術著作很少理論深度，加之這種話題在課堂上談多了會“擦槍走火”，不是給人淺薄低俗的印象，就是予人誨淫誨盜的把柄，所以在課堂上，我只敢碰那些“健康”的愛情文學，避開所謂輕佻的艷情作品，總之，是在“保險”的範圍之內“談情說愛”。七八年前讀到福柯的《性經驗史》，這本書真讓人眼界大開，原來詩人可以把性描寫得十分美，理論家也能把性論述得非常深。可惜，要把性分析得如此深透，我既沒有福柯那樣的思辨才能，在當下中國也沒有這樣的社會環境。

性也許是人類一種最強大的本能，它可能鞭策一個人拼搏向上，它也可能驅使一個人強奸殺人。以往一說到強奸，人們就會想到男性淫棍，昨日從網上得知，三月份美國和俄國法院先後判幾位女性強奸罪。今天又從網上看到，化名“小關”的農民工二代，長得又帥氣又強壯，從小隨父母在城裏長大，回農村根本不會種田，在城裏又沒有辦法就業，迫於生計只好去當“鴨”。據美國性學專家一項調查結果，超過二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在一生中都有一次或多次婚外情。可見，性對女性也有極強的內驅力，只是社會和文化長期壓抑了她們這種本能，壓抑一旦放松或解除，她們對性事同樣有強烈的渴望，嫖娼並非男人所獨有，女性同樣也願意掏錢買春，不然，從古至今誰養活了那些吃軟飯的男人？

躲在虛擬的網絡世界裏，男女可以從靈到肉都“一絲不掛”，但一回到現實世界中，女孩可能還要去修復處女膜。這暴露了社會在性事上的不平等，也揭示了我們在性道德上的虛偽。只允許“男盜”，不允許“女娼”，所以男子要求女方是“處女”，但很少女孩要求男方是“童男”。去年三月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電視欄目《新老娘舅》的嘉賓主持柏萬青聲稱：“貞操是女孩給婆家最貴重的陪嫁妝。”“貞操”只是單方面對女性的要求，從來就沒有要求男性講“貞操”，因此它不是性道德而是性歧視。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人類社會一直都是男權社會，強調男女平等還是晚近的事情。男性掌控了絕對的話語權力，“貞操”就由性歧視變成了性道德，久而久之，不僅男人認為它“天經地義”，連女性也覺得它“理所當然”，即使在電視上如此前衛的柏萬青女士，也把“貞操”看作女性出嫁“最貴重的嫁妝”，不難想象男人頑固的處女情結。性虛偽和性歧視一樣隨處可見。有錢有權的人二奶成群，暗地裏是貪官蕩子，公開場合都裝正人君子。廣州、上海等開放城市搞性產品展銷，都取名為“性文化藝術節”，一定要把“性”與“文化”和“藝術”扯在一起，否則光禿禿的“性”就不能提上臺面。這反映我們一種病態的性觀念——從骨子裏我們還是覺得性很邪惡，性很醜陋，必須要“文化”來掩飾，必須用“藝術”來遮羞。

在靈與肉這對範疇中，人們總是高揚“靈”而貶斥“肉”，“靈”與“肉”的內在張力，在宋代理學家那裏上升為“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並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命題。“人欲”中，要數“食欲”和“性欲”最強烈，也要數“食”與“性”最重要，更要數對“食欲”和“性欲”貶損得最厲害，嘲諷食欲旺的人“好吃”，咒罵性欲強的人“好色”。人們常把好吃好色的人罵為豬，《西遊記》中的豬八戒受盡了奚落，因為他貪吃和貪色兩樣都占全了。

一方面把性欲看得十分醜陋，一方面又對性事有旺盛的渴求，這導致我們在性事上的虛偽和病態，要麽是極度的性壓抑，要麽是極度的性放縱，而且壓抑與放縱常常在同一個人身上表現出來——最嚴重的壓抑過後，便是最恣肆的放縱，就像饑腸轆轆的餓鬼，最容易暴飲暴食一樣。壓抑也好，放縱也罷，本質上都是由於覺得性很邪惡很醜陋。可以偷偷摸摸“做”性愛，但羞於大大方方“談”性事，因為覺得此事“一說便俗”，可誰都對它又未能“免俗”。這樣，人們心中對性事都有濃厚的興趣，可大家嘴上對性事又都遮遮掩掩，北宋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兄弟，對性的態度就很有代表性。史載，他們兄弟倆有一次到朋友家赴宴，宴會上有語嬌聲柔的陪酒女郎助興，弟弟程頤見此攢眉拂袖而去，兄長程顥則怡然自得盡興而歸。第二天程頤為此責怪兄長，兄長的辯解很有意思：“昨天，我座中有妓，但心中無妓；你書齋無妓，卻心中有妓。”其實，弟弟一臉正經固然大不近情，哥哥的借口同樣也十分搞笑。他們兄弟二人對歌妓的態度雖大不相同，心靈深處都覺得妓女卑賤，都認為性事醜陋。

性很長期時間都與醜、賤、鄙、俗聯在一起，直到現在，很多人對性仍然只是偷窺而不敢正視，只是褻瀆而不能欣賞，只是輕薄而不知尊重，只是審醜而不會審美。

對性理論上的拒絕和貶斥，是人類精神結構分裂的結果。性本能內在於我們的人性，對性的拒絕就是人類對我們自身的拒絕，對性的貶斥就是理性對我們感性的羞辱，對性的禁欲就是我們對自身的放逐。從這種意義上說，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本質上就是人類對自身的解放，也是人類從理論和實踐上對自身的接受和肯定。當然，性壓抑的矯枉過正就是性放縱，這是長期性壓抑的鐘擺效應，性解放將消除人類長期以來靈與肉的緊張，並最終實現身與心的和諧。

被馬克思譽為人類“健康的童年”的古希臘，對性的態度同樣也健康坦然，從普通百姓到偉大哲人，都十分自然地談論性和探討性。東漢以前我們先人對性的心態也很陽光，《漢書•藝文誌•方技略》中，載有大量“房中術”一類書籍，如何提高性質量，如何增加性快感，我們古人做了非常有價值的研究，而且寫了許多科學著作，研制了像今天偉哥一類的壯陽草藥。這些書籍還入藏秘閣，近似於我們今天的國家圖書館。六朝人還能以正面眼光看待性，梁陳宮體詩用綺靡濃艷的語言和圓轉柔美的聲調，描寫女性的容貌、舉止、情態，與女性相關的物象、環境、氛圍，並沒有表現傳統意義上的愛情，只是將女性身體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如她們的輪廓、身材、香肌、美目、隆鼻、秀發、蛾眉、纖指等等，詩人帶著欣賞的眼光進行窮形盡相的描摹，進入詩中的意象無疑是古人感覺最性感的部分，如蕭綱《美人篇》：“佳麗盡關情，風流最有名。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勝玉靚，衫薄擬蟬輕。密態隨流臉，嬌歌逐軟聲。朱顏半已醉，微笑隱香屏。”又如庾肩吾《詠美人》：“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淥池。看妝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簮歷鬢垂。”詩中有對形體美的激賞，更有對異性的性吸引，筆致雖然輕盈，詩意絕不輕薄，語言盡管香艷，格調並不艷俗。南朝民歌中對性的表現更為直露：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子夜歌》之三）

開窗秋月光，滅燭解羅裳。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子夜四時歌》之四）

秋夜涼風起，天高星月明。蘭房競妝飾，綺帳待雙情。（《子夜四時歌》之六）

南朝民歌絕大部分是情歌，主要表現都邑中士女的戀情，這種戀情又很少是禮教所認可的夫妻恩愛，常常是為道德所不容的艷情，它們把男女性愛寫得纏綿、熱烈而又放縱。“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的調情撒嬌，“含笑帷幌裏，舉體蘭蕙香”的嬌艷香體，“蘭房競妝飾，綺帳待雙情”性愛表白，挑逗卻不失純真，坦蕩但不涉淫褻。

唐朝人對性也很少禁忌，即便詩聖杜甫也寫艷情詩，李白詩更都“不離醇酒婦人”，詩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艷遇，如《陌上贈美人》：“駿馬驕行踏落花，揚鞭誤拂五侯車。美人一笑褰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風流才子元稹更以優美的筆調描寫性愛：“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頻聚，朱唇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發亂綠松松……”晚唐杜牧還公開宣稱“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宋代那位風流浪子柳永更把市井小民的男歡女愛寫得十分逼真：“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 須臾放了殘針線。解羅裳，恣情無限。留取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菊花新》）

可見，古人在性觀念上比我們更健康，在性實踐上比我們更誠實。宋明理學高揚嚴峻的道德主義以後，逐漸將性與“下流”劃上了等號。新中國建立後的前三十多年，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性行為越來越被妖魔化，只要欣賞色和享受性，一律都被斥為荒淫邪惡和腐化墮落，稍涉愛情和艷情的文藝作品，全部都打成了“黃色讀物”，在家裏看三級片也屬於“流氓行為”。

一方面強加給性否定意義和反而價值，另一方面人們又離不開性，這使大家永遠擺脫不了罪惡感，做愛不是享受而是罪過，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人，越覺得自己罪孽深重。如果只知道對性進行審醜，人們就無法肯定自己，也不可能欣賞異性，男權社會尤其容易導致作賤女人；如果認為性下流汙穢，我們就只有偷情而沒有愛情。

只有賦予性以肯定的意義，才會有高尚的性道德；只有賦予性以正面的價值，才會有健康的性行為；只有給性創造寬松的輿論環境，才會有寬容的性意識。

接受性就是接受我們自己，肯定性就是肯定我們自身，學會對性的審美吧，健康的性行為是靈與肉的交融，是人類快感的高峰體驗，是人類最富於激情的“形體藝術”，也是人類自身美的極致——

“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