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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6, 2024 at 11:20am

地图上写作 Pulotima 的岛屿，从地理位置看，应是刁曼岛，而其上方东岸绘制出唯一一条接近着马口的内陆河道，其连接着海口的陆地名称，地方名称却不是现在通用的北根，而叫Pulo Campan。这可能是马来文 “干榜岛”（岛村）的音译，如此陆地上称呼地名为Pulo（岛屿），因为并非指称海岛，或因此可能就是当时北根彭河河口众多岛屿的原名。①

 ①转引自 Katherine Parker，A Mind at Work：Urbano Monte's 60-Sheet Manuscript World Map，Barry Lawrence Ruderman Antique Maps，Inc. CA：2017，p. 23. 29

历史上，半岛的东西两岸其实有过好几组这类搬运道 （Portage Route），被马来人称为Laluan Penarikan，都是“反向途径”，沿着一边海岸河流的下游反方向走，就可以在前往上游的途中，依靠陆路转站，连接另一边的河流上游，抵达相反的海岸。

由海商和海员组成聚落居民，如果把“中国帆船”停泊在彭亨港口，任由船身数月漂浮海水之上，也就有可能会遭遇废损；尚且，大凡商贸集散货物，都是讲究货畅其流，也不能只是长期居留 彭亨北根，仅仅依托此处市镇生活，依赖内陆所及做买卖。

所以众人在当地居留数个月，便有可能依赖当地亲友，根据日常水流和风向的特征，航行在熟悉的局部小海域之间，来往邻近各地，甚至也可能通过搬运道去向马六甲等地。这也就导致明朝在彭亨邻近各地方，即使外国人的文书，也会留下不少华人出海的记载，包括说 “中国帆船”在当地遇上各种吉凶事故。

一直到清代，谢清高《海 录》记载这带海域，提及吉兰丹（Kelantan）当地渔民，也有说及此处海流特征：“每日上午各操小舟，乘南风出港，下午则乘北风返棹。南风谓之出港风，北风谓之入港风，日日如此。”②

此后，另外有荷兰航海人Pieter Floris的追忆文字，提及了彭亨 在1612年9月发生的事件，很明显能说明在柔佛攻打彭亨的那一 年，柔军曾把当地华人聚落毁于大火。这足证以后被唤作“新北根”的“华人乡镇”，其前身是在更早前已经拥有完整聚落形态。

根据记载，柔佛统治者曾经在这一年带领人员到访彭亨，为自家儿子向彭亨公主求婚，在宴会上看中彭亨王另一位文莱王室女婿戴着宝珠戒指，要求对方高价出让，却遭到拒绝；于是柔佛统治者就在愤怒中离开了彭亨，随后再回头挥兵武装入侵彭亨，杀人放火，并烧毁了“华人乡镇”，也从此导致彭亨长期陷入饥荒。③

 ① Ibid.

②【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 印务馆，2002年，第24页。

③ Bujong Bin Adil.1984,Sejarah Pahang, Kaula Lumpur: Percetakan Dewan Bahasa dan

现在看Linehan 的原文，他书写 1612年的彭亨，是参考引用张燮在1617 年成书的《东西洋考》。① 其他一些稍后出现的英文或马来文献，很多也都是留下了转引《东西洋考》的痕迹。不同的是， 以《东西洋考》对证西人文献，如 Linehan 引用荷兰航海人 Pieter Floris 的记载，后者有说明，柔佛统治者“进攻市郊各处地点，让大 火在他眼前燃烧，又在Campon Sina干下相同事情，导致彭亨残破凋零”，② 不论在荷文或英文，Campon Sina 对应着马来文 Kampong Cina 的音译，原意都是指“华人聚落”或者“华人乡镇”。

可是， 张燮的重点不是为了要描写海上华人志，而是要撰写一部海上交通诸国指南，他看来会更重视各地大事记，也没提及当时的北根华人生活或者关注他们如何安置当地眷属。他是从本身理解，认为文莱在掌控婆罗洲，也可能是认识着柔佛延续着马六甲王朝法统，于是便说柔佛的一方身份是“副王”，和彭亨国王因着后者王婿“婆罗王子”的宝珠戒指结怨，然后叙述：“彭亨人人惴恐，不战自散，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浡泥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彭亨国中，鬼哭三日。”③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4, 2024 at 8:58pm

张燮虽然直说当时柔佛统治者在北根“焚掠其城郭宫室”，可是他的行文视角却不同于荷人，不像后者会特别关注印象中的华人聚落，也不似后者倾向报道个人的现场见闻。因此，当张燮提到彭亨王室撤退“金山”，张燮并没有说明那时的“金山”是否有华人采矿。

可是，张燮《东西洋考》还是记载了，彭亨对柔佛的战事结束，彭亨统治者回归国土以后，却是不得善终，反而连同他原本留在彭亨摄政的长子一同遇难，遭受其次子“毒杀父，诛兄自立，至今尚为王”。④

由此便可知，那时彭亨或邻近地区华人众多，“华人乡镇”遭受大火焚城以后，幸免者似乎在短期内都有必要努力，尽快恢复生计，而来往帆船未曾隔绝或中断，因此各种消息都能陆续传播漳州。

而《东西洋考》的“彭亨”全文，后边继续有文字谈及Pustaka, Hlm67.


① Linehan, W., op.cit.,pp.32-33.

②Ibid., p.31.

③【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页。

④同上注。


此地华人商铺，也是可能反映张燮记录的当时，彭亨已经重建华人港区聚落。张燮的文字有说道：“舟抵海岸，国有常献；国王为筑舗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輙相 闻。”①

上述商铺的形式，也印证了古代南海各地港口城镇的社会形态。其时的社会经济面貌，很多时候须要人和人的信任，依靠着相对固定的人事联系，以方便交通往来的社区，相互流通物质资源，完成彼此的互动互撑。

各族商人既然是乘船冒着风浪危险，他们去 到任何地方落脚，都不可能是买卖牟利以后即刻离开，至少是要根据风信，住上半年或更长时间。他们除了要承担资本风险，贡献地方经济，随时也可能要因应战争或瘟疫等事故，与当地共患难。

后 来在19世纪，南洋各市镇的现代化商铺，包括彭亨北根的华人商铺，可以不再是一群木构市铺，可是那一排排有骑楼的两层砖瓦店铺，还是保持旧时概念的载体——商人和家属就住在做生意的商铺楼上，各地马来人唤作Kampong Cina或Pekan的华人社区，既是商业区也是住宅区。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市舶司》提到宋朝市舶司的功能是说：“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②以此对照南宋 赵彦卫在开僖二年（1206）成书的《云麓漫钞》，《云麓漫钞》卷五记载“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在各国交易的重点，提到“朋 丰”即说是“木香”。③

以宋朝《云麓漫钞》对比元朝《岛夷志略》，大致可以发现，虽然彭亨自古拥有金矿银矿，可是宋元诸书记载彭亨热带物产，主要重视中土所缺的各种香料。而宋元明朝野从不放弃对彭贸易，即意味各省县不论对制香、入药、食物调味或防腐保存各种物件，长期都有广泛需要。可是随着人们往来彭亨愈多，认识越来越丰富，历朝记录的彭亨物产也会愈加细致而多样。 到明朝张燮，他在《东西洋考》记载彭亨物产，首列是“沙金”，

 ① 同上注，第79-80页。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8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版，第 3364 页。

③【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2-153页。

接下去也依然重视香料；而且此书除了记载《岛夷志略》提到的速香，另外又加了片脑、胡椒两样，说明都是“本朝充贡”。 参照李时珍《本草纲目》，李时珍这部药书相比《东西洋考》 早了数十年面世，其中是有说及，随着云南和海南各地种植胡椒成功，虽说昔日胡椒贵比黄金，但那时已逐渐转变为老百姓日常调味品；① 所以按照《明实录》洪武十一年的进贡记录查阅，知道早有此例，而《东西洋考》又说出那时彭亨原产的胡椒、速香、片脑依 旧是位列在贡品级别，由此便可知彭亨这几项产物的质地确属上 乘，直至万历朝都还是保持着作为贡品的等级。

由《明实录》到《东西洋考》的文字都在显示，明朝的彭亨疆域肯定已然扩大许多，超越宋元时代，不再是城邦形态的国家。当 《东西洋考》谈及彭亨的“形胜名迹”，书中提及一处叫“狼宾” 的地方；而且也提及此地的“片脑”或一般人俗称的“冰片”，在明朝被视为贡品级别时，原文这样写：“片脑。是狼宾所出者，本朝充贡。”②

依照张燮的漳州口音，“狼宾”唸起来是可以对称马来语“Rompin”。这地方现在还在，被当代中文翻译雅译为“云冰”，由此可证明朝彭亨国土，向南必然包括云冰。当年贡品冰片的原产地，现在是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少数低地热带雨林保护公园之一。

而《东西洋考》提到的另一“形胜名迹”是“金山”，又提及 “金山”当地产“沙金”，“沙金”主要是指矿脉被流水或崩石冲脱入河床沙砾之间的含金砂石。如果把《东西洋考》这段记录，结 合着葡萄牙人Godinho de Eredia在1613年撰写的马来亚半岛各地游 记，可以看出当时彭亨马来人采用的淘金技术还很朴素，可能是至今流传的传统手工作业，主要是依靠人站在水中，用木盘淘取矿砂，以摇晃的手艺，从河沙淘洗出金砂。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3, 2024 at 8:48pm

这即是张燮在书记载说 的：“排沙拣金，金末在镕”。③

①【明】李时珍撰，漆浩主编，《白话本草纲目》编委会编译：《白话本草纲目》第二卷，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1834页。

 ②【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8-79页。

③同上注，第78页。

Godinho de Eredia有说过，16世纪 末至17世纪初的彭亨黄金产量，主要是运输往马六甲，去向国际市场；彭亨的统治者曾经在1586年给葡萄牙驻马六甲总督赠送一块长 度2码半的含金矿石。①

这样便相当清楚，那时彭亨的沙金，主要不 是沿着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供应东亚市场，相反是通过陆路西出马 六甲，再从马六甲运出印度洋，前往往中东和西欧。 《东西洋考》本书刊行在1617年，作者张燮固然记述彭亨二王 子弑杀父王，以后又“至今尚为王”，也记载着彭亨港口边上的船 商店铺，可是正在张燮《东西洋考》刻印之际，彭亨自1615年起， 一切又有改变。首先是亚齐国王于1614年入侵柔佛，俘虏其王，要 求对方履行先前合约，不和西方人合作，之后方才释放对方回去柔佛；而柔佛国主方才被亚齐放归，接着又在1615年挥军彭亨，驱逐那位杀父篡位的，另派自家王子作为彭亨的新统治者，立被弑国王亲弟的女儿为彭亨王后；再后来，当亚齐发现柔佛依旧和葡萄牙人 藕断丝连，于是又在这年再次攻打柔佛，俘虏国王，转而支持其异 母弟为新王；接着再于1617年入侵和烧毁北根各地，驱逐来自柔佛 王室的新统治者，之后又将其岳父带回亚齐结为儿女亲家；同时， 亚齐也把一万多彭亨百姓迁涉到亚齐，企图以外来人口增加本国经 济繁华，并且由此补充和加强亚齐兵力。②

这一切新进展，发生在 《东西洋考》刊印过程同时间，成了《东西洋考》不及追补的遗憾。 此后百余年，彭亨屡次动乱，一直都牵涉着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来自其他南海诸邦的阿齐人（Aceh）、米南加保人（Menangkabau），还有稍后势力壮大的武义士人（Bugis）。各股 不外来势力，在接下去的近两百年间，各自在彭亨支持当地不同的内部势力，并且为着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常有争斗，也就构 成彭亨一再的内忧外患，国内一再出现不同的统治者世系。

原本，张燮《东西洋考》在1617年刊行，谈及彭亨等国那数年间屡屡出事，是记叙在书中的“柔佛”部分，说：“其酋好斗，屡 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③ 等到十数年后，茅瑞徵 以明朝兵部的背景，于崇祯二年（1629年）刊行《皇明象胥录》，

① Godinho de Eredia, M. 1930. Eredia’s description of Malacca, Meridional India, and Cathay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with Notes by J.V. Mills). 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1),p. 234.

② Bujong Bin Adil.,op.cit.,hlm.71-73.

③【明】张燮撰，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0页。

他记载“彭亨”事迹，是在结尾的段落添上几句，说明彭亨近邻柔 佛是“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几无宁日”。①由此大致可知，明朝当时对南海诸邦的认识源于海上消息络绎不绝。 17 世纪，荷兰航海者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 1618 1672）以他撰写的《荷使出访中国记》，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主题的权威。

特别是他在书中记录了本身从1655至1657年的经历，由广州 到北京的所见所闻，至今是后人研究清初中国的重要参考。Nieuhoff 在他的亚洲旅行期间，其实也记载过彭亨和柔佛1650年代的海上联 盟，成为那时能流传至今的少数西文记录。按 Nieuhoff 的记载，彭 亨出产沙金、锡米、胡椒、豆蔻、各种香木、钻石，以及牛黄。②

可 是在 Nieuhoff 的印象中，那时的北根其实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城市， 更接近小镇模样，全镇被高达二十四英尺的大树桐木栅包围着，四角架设的碉堡也不是使用砖土建的，镇内房屋则如同被人四散丢进林子似的，错落在椰树和其他树木之间；而作者所见的市镇，只有统治者居住的宫室才是木构的；所有街巷也都在左右两旁围上竹篱笆识别道路边界，道路后边则是住宅，都是以亚答叶子编织的墙身和屋顶。③

 17至18世纪的两百年期间，北根王城不断更换主导者，彭亨邦国历史固是继续发展演变，各种文献却是罕有提及彭亨境内华人。 无论如何，根据彭亨地理位置，可知那时彭亨的金子和香料要往西走，最便捷的方式是从陆路通往半岛西岸，借助他人国境港口，运往中东和欧洲。

彭亨可以选择先后葡殖或荷殖的马六甲，或者通过更北面的霹雳王国，又得考虑海上亚齐势力的影响；这也是葡萄牙、荷兰、亚齐一再用兵彭亨的利益所在。(下續)

Comment by Ra Zola on April 1, 2024 at 12:26pm

直到1787年，也就在廖内王朝拥有柔佛与彭亨主权期间，荷兰人有了插手马来半岛东边的念头。那时侯，身在柔佛的廖内王朝苏丹，带领了实质上统治彭亨的国务大臣（Bendahara），一行人到马六甲与荷方签约，规定荷兰东印度公司入驻苏丹王宫所在的廖内群岛，负责管理海关，确保以后所有经过半岛南方的货运船，进入马来亚海域以前，先得在廖内向荷人缴税，否则不得航行向彭亨；可是，苏丹后来深觉懊悔，于 是寻求加里曼丹海盗助阵，发动战争驱逐荷兰人。

①【明】茅瑞徵： 《皇明象胥录》卷 4，收录在《四庫禁燬書叢刊》编纂委员会： 《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10冊，第617页。

② Begbie, P. J., 1834. The Malayan Peninsula: Embracing Its History,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Inhabitants. Madras: The Vepery Mission Press.pp.289-290.

③Ibid.,p.291.

战争过后，苏丹唯恐荷兰人会卷土重来，便带着两百小船载着部队撤退至Lingga岛 上，廖内岛上其他子民担心荷兰人势力不久回到廖内群岛，也纷纷提前搬迁向彭亨等地。①

 五、19世纪北根华人乡镇和东北矿区的劫后复兴

现在彭亨可见华人历史文物，大部分都出现在自从敦阿里（Tun Ali）治理以后。1806年，敦阿里（Tun Ali）以年龄二十五岁上任廖内王朝的国务大臣（Bendahara），在实质上继承了历任国务大臣拥有的彭亨封邑，此后一直到他在1857年逝世，他是以超过半世纪实质统治彭亨的国主身份，一边在武义士人担任资政的廖内王朝，一 再回应斡旋各种内部纷扰，另一边则奋励精图治，力维持彭亨境内的长治久安。

这时期的彭亨“华人乡镇”会留下较多安居乐业的具 体记载，也是敦阿里时代大背景的一种体现。敦阿里逝世以后，随 着彭亨在19世纪下半叶一再经历国运转折，长期遭遇内忧外患，屡 屡发生内战，后来又被英国纳为保护国，原来彭亨许多更早期的华 人历史材料，反而更不容易完整保全。

在马来世界的历史上，敦阿里的妻舅胡先（Husien），原本在 1812年就有机会成为廖内苏丹。可是在胡先的父王亡故之际，在赶回王宫的航程半途中，居然遇上海上风浪，延误奔丧；这期间，朝中的武义士贵族资政，连同着贵族大臣，也就有机会变化态度，改而拥护胡先同父异母弟弟登基。

这之后，敦阿里曾经试图发兵支援妻舅夺回政权，但是拥护新苏丹的另一派系找上英国东印度公司， 说服正在托管荷殖马六甲的英国人，让后者出面劝阻敦阿里。等到廖内王朝后来又发生新变化，掌控柔佛统治权的军治大臣在 1819 年推举胡先（Husien）成为新王，敦阿里发现胡先这次反过来获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支持，源于胡先签订对英 协议，割让新加坡给英国，敦阿里就不满意胡先了

① Winstedt. R. O, 1932. A History of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10(3),pp.66-68. （Temengong）。

以后多年，敦阿里一贯自居胡先已故父王遗愿的践行者，并且向掌治柔佛的廖内王朝军治大臣表态，只愿坚持效忠廖内王朝，但不想支持自家妻舅；他还给重新回到马六甲的荷兰殖民者写信说英国人如此对待廖内王朝，是“分离了所有兄弟亲人”。他也宣布拒绝见到任何英国旗帜出现在彭亨海域。

直至若干年后，敦阿里方才接受妻舅成为新苏丹的既成事实。① 后来彭亨王国百年历史文献《彭亨纪年》（Hikayat Pahang）， 描述近现代新兴彭亨王国的历史叙事，是从敦阿里的事迹说起，记 载了彭亨王国约由 1832 年开始，至 1932 年之间的事迹。

《彭亨纪年》说起老祖辈敦阿里，是说在他统治的时代，彭亨民生富庶，境内随时有人可以掏出西班牙银元，出手采购价值几万元的黄金，而各种食物和用品全不匮乏，尚且价廉物美，白米价格长期维持在每 二十五干当（每干当约等于3.6公斤）只卖一银元；敦阿里为了促进境内商贸，也是身体力行，除了他自身食邑关丹（Kuantan）河道， 彭亨全境产品出入境免税，因此便吸引许多外人往来贸易，开启了彭亨久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定。②

广东梅州人谢清高，1780年至1800年曾经跟随葡人商船航海维生，后来由杨炳南笔录其所见所闻，撰成《海录》一书，书中便有记载敦阿里上任之前的情形，说那时早有华人深入吉兰丹 （Kelantan）和彭亨，在两国境内山区采矿谋生。根据谢清高的文字，闽粤华人到吉兰丹和彭亨淘金，是有组织的，形成地方社会。

那时候人们借助吉兰丹港口进出彭亨山区，闽粤洋船都是到达吉兰丹港口就不再南行，人都是从吉兰丹港口上下岸，沿着河道走入矿区的，遇上河中是巨石丛杂而水势峻厉，就用小舟逆挽而上。

①Bujong Bin Adil.,op.cit.,hlm.116-120.

②Kalthum Jeran(ed.),1986. Hikayat Pahang.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hlm.6.

有者 是一路南行至吉兰丹产金地呀喇顶（Galas），有者则以呀喇顶连接着彭亨金矿产地“麻姑”山区的后山，继续从山路走入彭亨国境这片西北区域。①谢清高记忆中的“麻姑”，在地图上即Raub，现译 “劳勿”。 敦阿里统治期间，彭亨近代的商贸历史继续在国际化。

1827 年，一位英国商人从马六甲出发，带着鸦片到彭亨售卖，想要交易黄金。当时敦阿里担心英商单独进入彭亨山区的安危，安排了两位新加坡相当有名声的穆斯林商人，一路陪伴；这个英国商人回到马六甲病逝之前，遗留的日记记录了他从穆斯林商人听闻的商机，说他们在关丹附近的里帕尔河（Sungai Lepar）流域找到锡脉，只要等待旱季来临便能开采，届时会有许多华人矿户，也会有八百名马来人参与采矿。②

Linehan《彭亨史》全文最后一页的附录内容，记载一段重要口述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谢清高所知道的：在吉兰丹和彭亨山区的矿户群体，是会随着发现新矿区，迁徙移动的，由此形成当地矿区聚落，即是上世纪许多华人矿镇的最初缘起。

Comment by Ra Zola on March 31, 2024 at 8:21am

（续上）当时马来联邦博物馆的民族志学者H. D. Noone，从吉兰丹老布赖（Pulai）金矿村村长得 知，早在1730年代以前，在吉兰丹的呀喇顶，有过一处客家聚落，居民主要源自海陆丰（Hoi-Lu-Feng）的彭（Pang）姓宗族群体，长期开发山谷的矿区地带。

后来随着地方发展，新到各群体逐渐人多势众，和原先群体相互挤压，彭姓乡社后人卒之迁徙至彭亨境内的瓜拉立卑（Kuala Lipis），开发距离河港五英里处的矿区，参与成就了此处老矿镇开埠历史。此地后来名称叫“Pang-Kong”，或马来文 Panggong，至今有个村子名叫Kampong  Simpang  Panggong；而 Panggong这马来名词，原意即是指称大型的木架构棚台，是为了露 天采矿而搭建的。

彭亨成为英属保护国之前，此处山区各矿场搭建的Panggong，皆属彭亨日赖（Jelai）王侯领主Maharaja Perba Jela管 辖，也是领主历年收取岁贡的主要来源。③ 按常理说，矿场都是要搭建棚架构造淘取矿砂平台，不方便妇孺参加在工作环境里头生活。至于矿区外围，矿场对外通路的路口旁边那片角落（Simpang）区域，是既分隔又比邻着大众工作的矿场，才是矿户安置家人的理想环境，又方便监视和处理矿区对外交通。昔日历代日赖领主称大王侯（Maharaja），拥有实质的财政与军事力量，20 世纪以前是掌握整个彭亨国西北部的地方实力，势力几可与彭亨统治者分庭抗礼，无疑由来于矿业经济的发展。矿区的人口和经济资源，各种商铺贸易，是随着矿场和居住区互成正比的 增加而持续扩张。  

①【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年，第25页。

② Linehan, W.,op.cit., p.59. ③ Ibid.,p.259.

1971 年，汉学家傅吾康与陈铁凡两人造访北根，在当地一所木屋小庙发现了刻着“乾隆癸未”（1763 年）年份的“大唐本头公 神”神位，以及“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的神主。隔年，他们又找到林子廉甲必丹（1811 年－1868 年） 的神主，还有不知名的某甲必丹（？－1875年）和另一位陈甲必丹（1821年－1882年）的神 主，以及“考特授呷必丹昌俊郑公之神位”（1827年－1894年）。 ①依据这“大唐本头公”的称呼，足以说明那时侯彭亨华人自我定位，是继续延续着唐代以来的海上传统，视自己为“唐人”，也自 称“唐人”，称呼当地则视为“本头”（本处之缘起），更将当地视为属于“大唐”这个概念的“本头”。

这个概念的由来，至少应该追溯至1730年代以前，那时海陆丰等地华人，已经在当地经历多年开矿开村的集体生活。无可否然，华人领袖根据本身方言以 “嘭”为 “彭” ，又称“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也就是承认着彭亨实质统治者是当地国主，还有本朝入居各国的民众，传统以来是相尊于各国国主而应守在地的子民本份。

彭亨华人在18世纪的如此观念，自称“唐人”，以“本头”称谓自己所在的开拓区域，其实并非彭亨个别现象，应是当时整个海域的共有观念。由彭亨海路东进，对面是加里曼丹大岛，当地兰芳公司集体经营的地方社会，也是把领导称为“大唐总长”。

①陈铁凡：《南洋华裔文物论集》，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第 32–33页。

从泰国 至越南南部，更不少见各地华人常有自称“唐人”而据有“本头” 公庙，他们几乎都是以公庙公共机构凝聚集体意识，称呼主祀神明 “本头公”，维持规范秩序与处理大众福利的功能。包括马六甲海峡以北，英属槟榔屿“唐人”共同奉祀开埠大伯公，也是称呼原来庙祀所在的岛屿“本头公屿”，并称闽人组织大伯公会建祠所在巷子“本头公巷”。 “大唐本头公神”碑中榜以楷书书写，运笔流畅，而刻碑者亦做到逐字按照书法笔顺雕琢字划婉延的深浅层次变化，而其左榜是 以“乾隆癸未年立”相对于右榜“双凤周翼振敬”。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曾在此碑相片下说明，那时除了在马 六甲，在泰南宋卡也没有见过比之更老的石刻。① 究其实，更重要是石碑证明彭亨可以提供出南海华人如何各地构建彼此在地社会的其 中一个案例：此时此际彭亨华人集体公庙，集体自我表述所透射出集体历史认知，是将“大唐”渊源、“本头”认同、“乾隆”年号、“双凤”祖籍，以应呼“神”的天命神道观念，由“敬”而 “立”有机的凝聚，由不忘根本彰显真挚感情的本头意识。

上述“周翼振”能于1763年在集体公庙题名立碑众人膜拜之神位，可能即是把大众信俗转变本处长久香火的本庙初建领导；至于碑上的“双凤”是否是清朝广东潮州揭阳县原来的双凤围村，抑或源自其他地方，则只能寄望于子孙或查阅大陆各地的族谱了。

参照宋朝朱彧撰写的《萍洲可谈》，“唐人”的指称可谓是由唐而宋，延续至今。《萍洲可谈》书中解释何以西北诸邦多称“汉人”，而南海诸邦多称“唐人”，是说前者渊源于汉朝朝令很早交通西北各国，后者则是唐朝更多通达南海诸邦的结果。②清朝时，王士祯曾在礼部负责外务，他撰写的《池北偶谈》提及各国来使多称 “唐人”，则解释“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③

这样一项 讨论，延续至到17世纪以后，或可能从整个海域多民族共存互通互动的大环境，包括从明遗民与大清子民的共存互动，发现新的意义。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7页。

②【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州可谈》，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42 页。

③【清】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齐鲁书社，2007 年，第 415 页。

Comment by Ra Zola on March 30, 2024 at 8:49am

（續上）如广东雷州鄚玖的河仙政权，历代效忠越南阮朝，最初是在真腊国的恾坎（Man Kam）垦荒，以后开辟由越南河仙金瓯一直到柬埔寨的磅逊港口大片地区，对外海岸线便连绵200公里，后人撰写的《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便有形容说，此地是“……海外诸国， 帆樯连络而来，其近华、唐、獠、蛮，流民丛集，户口稠密”。①

事实上，如果对照越南阮朝等时代的史籍文字，越南文献里头的 “华”或“汉”往往是自称越南人；由此或得设想，“唐人”作为先民集体自称，或者被越南京族等其他汉语体系的族群称为“唐人”，是种认同概念；由此延续至19世纪，越南史籍那时依旧沿用着“唐人”一词，更显然是种概括的总称，如此既能包括也能搁置 17世纪以来“明人”或“清人”之异同。②

再以昔日老彭亨老北根老庙前边遗留的墓碑为据，其中咸丰元年（1851 年）的“陈大目”夫妇墓碑，上方横刻“儒士”两字，就能很清楚反映墓中的“清·考大目陈公，妣谥莲番氏”生前的身份；此外，志明“同治四年（1865 年）的“皇清显考十九世名燕盛 陈公”墓碑，是由“孝男开才，孝女丁 X”立碑；又有同治五年 （1866 年）袁连章夫妇碑未有子孙在当地立碑，却说明“世居西陇乡”。③

这样便能确定，当时这诸多家庭组成的社会，地方上是既有儒家的教学与传播，主流思想观念与文化渊源也还是不忘世系的礼法规制，有些家庭可能还是维系着原来的“世居”传承与宗族/家族义务，历代祖孙来往两地，而又是在此终老，乃至入土为安。

而不论是陈大目的夫人“莲番氏”，或者同治八年（1869 年）“嘉应显妣新女张母番墓”，④这些妇女以“番”为姓而又拥有中文名字，应当便是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民族通婚；她们生前为夫家传宗接代，要 操劳华南家务也要操劳本土生计，逝世后是依照中华礼仪安葬，神主入祀惠潮嘉各乡祠堂，不论她们的后人如何开枝散叶，彼等共同在天之灵已经被尊为中华民族历代显妣。

 ①【越南阮朝】武世营撰；陈荆和注释：《河仙镇叶镇鄚氏家谱注释》，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哲学报》1955 年第 7 期， 第 85 页。

②金雨雁：《十九世纪越南史籍中的“华、汉”含义的考证》，收录在中山大学东南 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文集》，1982 年，第 29-37 页。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501-502页。

④同上注，第503页。

由此更可相信，在列圣宫庙内和庙前坟地清代遗迹，都是昔日长时间历史建构之遗痕，堪以表明华人先民在彭亨的历代传承，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也不是生活在缺乏教育的情境。他们立的神位、墓碑，以及各种自我表 述的方式和方向，投射出那年代的华人先民试图在南海诸邦实现安身立命的维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确立为何和如何在这里生于斯、 长于斯、终老于斯。

19世纪，不论相对于敦阿里或者他境内统治的“唐民”，英国 人在互为亲友的各族群眼中，才是最接近彭亨朝野的“远方外来者”。自荷兰和英国于1824年划海为界，英国把原来在苏门答腊西南部占领的明古连（Bencoolen）割让给荷兰人，交换了原来被荷兰 人占据的马六甲，英属海峡殖民地也因此包括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即华人常俗称的“三州府”。

三州府的设置，也意味着大英帝 国从南到北控制了马来亚的半岛西岸的马六甲海峡以东。随着海峡殖民地三州府1830年归属于孟加拉省，再到1832年三州府首府由槟城迁往新加坡，即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府地缘战略重新定位。新加坡作为马来亚南方的海岛，位处于南中国海、爪哇海和马六甲海峡 的海路交界，当然更有利大英帝国经略马来亚，同时遥望同属英势力范围的加里曼丹大岛北部。

这时，彭亨原产业资源，特别是金矿和锡矿，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需求，却都得途经马六甲，借助英方设在当地的海峡港口。英属马六甲的东山比邻着彭亨，西岸对正马六甲海峡中部，更是钳制着彭亨或柔佛不论从海路或陆路出入马六甲海峡。

偏偏彭亨的局面，是不能不和英人打交道；因为彭亨即使借道19世纪上半叶在北方相对独立的霹雳王国，也会遇上英国在马六甲海峡北方长久经营的槟榔屿自由港，以及英方作为霹雳优势的锡矿与蔗糖采购者，会有牵制霹雳的对外关系。

另一方面，敦阿里曾在1819年反对割让新加坡，可是随着新加坡开港，彭亨产品对外运输很大程度上从中受益，这也许是敦阿里 后来对待英商入境越趋友善的一大理由。

19世纪30年代中叶，新加坡自由港开发已经明显利益彭亨的矿 业运输。英殖驻马六甲军团中尉军官Thomas John Newbold，后来是 英国皇家学院院士，1839年出版的《马六甲海峡英属拓殖地的政治 与统计档案》，在上边报告说，彭亨的“阿里先生”（Inchi Ali）拥有的治理优势，基础在国境内拥有丰富的黄金和锡矿产量。

根据 Newbold 的调查，彭亨全境四万人口，其中有一万二千人是华人， 每年出口黄金超过三百金衡制磅，出口锡米超过一千担，堪称马来亚半岛最有秩序也最富有的邦国。不过，他也记载说，自从英国新开辟了新加坡港口，彭亨的金矿和锡矿都以海路为主，不再取道马六甲陆路运输。①

 ① Newbold, T. J,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z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History of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Vol.II . London: John Murray,pp.56-57.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

Comment by Ra Zola on February 20, 2024 at 10:21am

Catatan Sejarah

Sejarah awal Jalan Penarikan ini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kerana tidak ada catatan khusus tentangnya.  Pernyataan tentangnya hanya diperoleh daripada dokumen lain yang secara kebetulan menyebutnya. Jalan ini dikatakan

telah mula digunakan oleh pedagang-pedagang dari pantai barat Semenanjung seperti Kelang dan Muar untuk ke pantai timur (termasuk Siam) dan sebaliknya, dalam urusan perdagangan di samping sebagai jalan pergerakan tentera, sejak Izaman kerajaan Langkasuka dalam abad pertama tahun Masihi. Jalan ini jugs

menjadi jalan laluan darat utama, untuk tujuan yang sama, dalam zaman kerajaan Majapahit kira-kira pada abad ke-13 dan ke-14 tahun Masihi.

Mengikut cerita orang-orang tua, orang Siam pernah cuba menggali satu terusan untuk menghubungkan Sungai Serting dan Sungai Jempol supaya tidak perlu lagi menarik

perahu   di   atas daratan. Usaha tersebut terpaksa diberhentikan kerana hampir semua mereka  mati  di-
sebabkan oleh sejenis penyakit.

Kesan penggalian itu masih ketara di tebing utara Sungai Jempol di tempat bermulaanya Jalan Penarikan itu.

(Pix) Sunga Sorting, di belakang kawasan Istana Sorting yang ada sekarang. Di sinilah satu lagi huiung lan Penarikan.

 
jalan Penarikan dalam Sejarah Melayu

Sejauh dan setakat mana jalan ini digunakan pada zaman awal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Dokumen terawal menyebut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buku Sejarah Melayu susunan Tun Seri Lanang atau Tun Muhammad Bendahara Johor pada kira-kira tahun 1612 Masihi.   Antara peristiwa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yang diceritakan oleh Sejarah Melayu adalah :

Jalan ini telah digunakan oleh Awi Cakri, panglima Siam untuk menyerang Melaka dari Ulu Pahang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uzaffar Syah (1444 - 1456). Dalam peperangan ini Tun Perak telah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Sejarah Melayu, 1992:67).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ansur Syah (1456/9-1477), Bendahara Paduka Raja, atas titah sultan telah menyerang Pahang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Sejarah Melayu, 1992:73-74).

Sultan Mahmud Syah (1488-1511), telah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untuk berundur ke Pahang setelah kerajaan Melaka jatuh ke tangan Portugis (Sejarah Melayu, 1992:204)

(JALAN PENARIKAN 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dalam Warisan: Jurnal  Persatuan Sejaralt Malaysi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22 [1999] mukasurat 28-45)

Comment by Ra Zola on February 19, 2024 at 6:40pm

Jalan Penarikan Selepas Abad ke-16

Sebagai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Jalan Penarikan sering digunakan sebagai jalan penghubung antara negeri-negeri pantai barat dengan negeri-neger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baik dalam aktiviti politik, sosial maupun ekonomi. Aktiviti ini, khususnya ekonomi dan sosial, adalah rutin, tiada tercatat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berkenaan. Namun, apabila timbul peristiwa luar rutin,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Melayu menyebut tentang kehadiran jalan tersebut. Antara peristiwa bersejarah yang tercatat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o Sultan Johor,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 (1623-1677) telah dikalahkan oleh gabungan tentera Jambi dan Palembang pada sekitar bulan April/ Mei 1673 (Andaya, 1987:133). Beliau telah berundur ke Muar dan kemudi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pergi pula ke Pahang.

o Dalam tahun 1830 telah berlaku peperangan di Seri Menanti antara Raja dan Datuk Bongkok (Penghulu Luak Ulu Muar) dengan Yamtuan

(Yang Dipertuan) Sati (Raja Labu)2 yang dibantu oleh Raja Kerjan3. Raja Labu telah kalah dalam peperangan ini dan Raja Kerjan telah melarikan diri ke Pahang'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195), mengikut Jalan Penarikan.

• Dalam tahun 1866 pula Wan Aman (Abdul Rahman), anak Bendahara Tun

Mutahir, Pahang bersama dua orang adiknya (Wan Da dan Wan Abdullah) telah datang ke Rembau dari Johor, menemui Datuk Sedia Raja Akhir (1843-1872), Undang Rembau.  Tujuan pertemuan itu adalah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ketenteraan5 di samping meminta izin membawa tenteranya melalui wilayah kerajaan Rembau untuk ke Jempol. Dari Jempol, deng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mereka akan menyerang Pahang Barat dan sekali gus merebut kembali jawatan bendahara yang dirampas oleh bapa saudaranya, Wan Ahmad° (Cowan, 1961:39; Winstedt, 1962:216;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245).

• Salah satu komoditi perdagangan penting yang dieksport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emas. Menurut rekod China abad ke-17 bernama Hai-Itt (Riwayat Laut) di bahagian pedalaman Pahang telah terdapat lombong emas (Andaya dan Andaya, 1983:104).  Emas dari lombong berkenaan telah dibawa keluar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Jessy, 1961:45).

Daripada data dan contoh di atas nyata bahawa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wujud sejak zaman kerajaan Melayu Melaka lagi, pada abad ke-15. Pernyataan ini tidak mungkin dinafikah. Memandangkan bahawa aktiviti perdagangan antara bahagian pedalaman negeri-negeri Melayu dengan negeri-negeri kota yang ter-letak di bahagian pesisi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telah lama berjalan, besar kemungkin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digunakan lebih awal daripada itu; iaitu pada zaman keagungAt,,t kerajaan-kerajaan Langkasuka, Serivijaya, Palembang, Majapahit (abad ke-14) atau kerajaan Temasik (akhir abad ke-14). Semenjak abad-abad tersebut, jalan ini terus digunakan, sama ada dalam keadaan aman atau sebaliknya, sehingga awal abad ke-20. Kepopularan Jalan Penarikan ini mulai inerosot apabila kerajaan Inggeris membina landasan kereta api yang menghubungkan Bahau dengan Kuala Pilah dan kemudian dengan kawasan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Landasan kereta api tersebut telah siap dalam tahun 1931.

Comment by Ra Zola on February 17, 2024 at 9:11am

Jalan Penarikan d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ring mengaitkan jalan ini deng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di Pahang. Mereka percaya bahawa dua orang ketua adat dari kawasan timur Negeri Sembilan iaitu Jempol dan Jelai, bersama pengikut mereka turut membantu Mat Kilau. Mereka ialah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dikatakan "berasal dari kampung Jempol di tebing Sungai Jempol" d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i Jelai". Kedua-dua orang ketua adat ini dikatakan telah bersama dengan orang-orang Mat Kilau menyerang pasukan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Kemudian,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yerang orang Inggeris di Sungai Duni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Cirri dan berjaya membunuh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Akibat serangan Panglima Muda tersebut, "sepasukan polis dari Pahang telah pergi ke Sungai Jempol,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dan menangkap 21 orang pengikut Panglima Muda Jempol. Bagaimanapun, Panglima Muda Jempol gagal ditemui". Selanjutnya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 tempatan Jempol percaya bahawa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inggal dan dikebumikan di Kuala Sungai Jempol. Mereka juga percaya bahawa sebuah pusara lqina yang tidak bertanda, terletak di b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dengan kuala Sungai Jempol (lihat gambar di bawah)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terlibat dalam pemb7ontakan Mat Kilau.

Peristiwa-peristiwa sejarah yang disebutkan dalam naratif di alas memang tercatat dalam lembaran sejarah negeri Pahang. Misalnya serangan ke alas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oleh Mat Kilau itu berlaku dalam bulan Mac 1892.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yang disebut itu ialah anggota Pahang Exploration Com-
pany dan peristiwa itu terjadi dalam bulan Apri11892. Memang benar ada pasukan polis yang diketuai oleh R. W. Duff "pergi ke Sungai Jempol".

Pusara lama yang tidal( hertanda terletak di 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Jempol yang dipercayai oleh peminat sejarah dun 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Kesilapan atau lebih tepat dikatakan kekelirdan yang berlaku clalam naratif tersebut ialah salah faham tentang nama "Jempol", "Jelai" dan "Sungai Jempol". Nama-nama tersebut pada hakikatnya terletak dalam negeri Pahang iaitu di sekitar kawasan Chenor dan tidak dalam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seperti yang dikenal pasti oleh peminat sejarah clan orang-orang tempatan Jempol. Kekeliruan di sini ialah persamaan nama tempat (Jempol dan Jelai) dan nama sungai (Sungai Jempol) yang wujud di kedua-dua buah negeri (Negeri Sembilan dan Pahang) berkenaan. Beriku tan dengan kekeliruan ini nama kedua-kedua orang ketua itu juga turut diasosiasikan dengan ketua-ketua adat dari Jempol, Negeri Sembilan. Mereka menganggap. Panglima Muda itu berasal dari Kuala Jempol (Negeri Sembilan) dan Maharaja Perba pula berasal dari Jelai (Negeri Sembil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Pahang dikenali juga dengan gelaran Tuk 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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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Ra Zola on February 17, 2024 at 9:10am

Pemetaan Awal

Peta terawal yang melakarkan Jalan Penarikan telah dilukis dalam abad ke-16 oleh seorang ahli geografi Eropah (lihat Lampiran C). Peta ini menunjukkan wujudnya sebatang 'terusan' yang melintangi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ari pantai barat ke pantai timur. Di bahagian pantai barat 'terusan' tersebut bermula di kuala Sungai Muar dan berakhir di Pahang (dicatatkan sebagai Munn dalam peta berkenaan).

Berdasarkan catatan di peta berkenaan, terusan ini benama Sungai Muar. Walaupun peta lakar ini tidak mengenal pasti Jalan Penarikan yang menguhubungkan Sungai Muar dengan Sungai Pahang, namun menyatakan dengan konkrit tentang wujudnya sebatang jalan darat yang sebahagian besarnya memudiki (Sungai Muar) danSnenghiliri sungai (Sungai Pahang) telah ada. Pelukis peta ini hanya dapat mengkonsepsikan jalan tersebut sebagai 'terusan' kerana pemetaan yang dilakukannya adalah berdasarkan cerita atau berita lisan yang diperolehinya daripada penduduk tempatan.

Pelukis sendiri tidak pernah melalui 'terusan' tersebut. Peta lakar ini walaupun tidak jelas adalah satu bukti kortkrit bahawa Jalan Penarikan telah popular dan terkenal di kalangan penduduk dan pedagang setempat dan juga pedagang barat dalam abad ke-16.

Peta abad ke-16 ini telah mendorong Emmanual Gohindo d' Ereclia, seorang pengembara Portugis mengembara ke bahagian pedalaman Melaka pada awal abad ke-17 untuk menyiasat tentang kewujudan 'terusan' tersebut. Beliau mendapat 'terusan' dalam peta abad ke-16 itu tidak wujud dalam erti kata sebenarnya. Sebaliknya beliau telah menemui Jalan Penarikan. Penemuannya ini telah dilakarkan menjadi peta dalam tahun 1613 (lihat Lampiran D dan E).

Berdasarkan peta Eredia nyata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Sungai Muar (Rio de Mvar) dengan Sungai Pahang (Rio de Pam). Eredia juga telah menandakan di mana letaknya serta mencatat sekali nama Jalan Penarikan itu. Di samping berbuat demikian Eredia juga telah rnenancla-kan rangkalan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Jalan Penarikan dengan kerajaan Melaka (di bawah kekuasaaan Portugis), Rembau (tercatat sebagai Rambo dalam peta berkenaan) yang menjadi pusat kerajaan yang diistilahkan oleh Eredia sebagai Regiam de Monancabos dan daerah-daerah lain seperti Lukut (Lricoth), Linggi (Lingo) dan Sungai Ujung (Sane Vjon).

Peta Eredia dan peta abad ke-16 ini secara langsung menunjukkan betapa pentingnya Jalan Penarikan pada abad ke-16 dan ke-17 dan merupakan satu-satunya jalan laluan darat dari pantai barat ke Pahang dan tempat-tempat lain d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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