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札哈哈蒂:早期我們非常注重空間需求與基地之間的連結,并以非傳統的方式處理,而每一項詮釋都能帶給我們其他東西。我們曾經常發明新的規則。現在我們已經發展了一套可以當着根本的東西,做過的東西皆可好好利用。(Photo Appreciation: MAGIC TULIPS by Marco Mar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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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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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向心的圓形與方形城市結構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裏反復出現。書中,段義孚列舉了大量案例:
在古代,包括亞特蘭蒂斯、古波斯的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伊斯蘭最大的圓形城市—薩拉姆的麥地那 (老巴格達)(Medinat-as- Salam (Old Baghdad))、泰西封 (Ctesiphon)、北京城、長安城,等等;而到了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又湧現出大量的圓形城市,比較典型的是中世紀巴黎的核心區。
另外,當圓形與大地的東、南、西、北四個基本方向對應起來,則演變為以四為倍數的角形或星形,如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想城鎮設計—斯福欽達 (Sforzinda)。這座城鎮由一個圓形加上兩個與基本方向相對應的正方形組合形成一個八角星形狀。到了現代,某些圓形城市的設計受到了埃比尼澤·霍華德 (Ebenezer Howard) 花園城市 (田園城市) 觀念的影響,段義孚認為:霍華德花園城市的圓形意象“歸根結底依然是從頭上的宇宙投射下來的。”[7]
城市理念的思想也構成了段義孚思考城市現代性問題的重要出發點。段義孚曾在《地理學的視野》(A View of Geography) 一文中談到:“對現代性力量的思考是現代地理學者的一大挑戰,其中包括現代性如何將限定並根植於某一地域的前現代社會,轉變為流動的且方向感缺失的現代社會”[33]。而《戀地情結》對城市的現代性思考則體現在空間扁平化與時間矢量化導致的城市理念表現方式的演變上,以及人類時空感知的變化過程當中。
段義孚在書中表明,城市的現代化歷程是城市理念在表現方式上不斷演變的過程,即城市逐漸喪失了古代超驗的宇宙中心理念,進而被世俗的地域中心理想—商業中心、交通中心等—所取代。圓形(曼陀羅)意象的向心性意味著人的自我中心性,在榮格精神分析學派中特指以集體無意識的原始“自性”(self) 為中心。段義孚在書中談到的自我中心主義 (egocentrism)、民族中心主義 (ethno- centrism)、古代城市空間結構的向心性、現代城市對中心區位的競爭等主題都與此相關。
所以,前現代人始終謙卑地匍匐在宇宙下方去建造一座座理念的城市,仿佛是從天國秩序啟示下來的永恒之光,因此具有世界中心的意義; 而現代人所建造的城市仿佛從地上升起的集體意志,競相爭奪著要成為某世俗方面的世界中心。如書中所言:“傳統的城市多秉承天人合一理念。它們是‘中央’思想的象征,用城墻圍起一片神聖的、有秩序的地域,把這片地域與外面蠻荒世界區分開來”[7],而現代城市卻“……有183 個‘門戶’……如果再加上‘樞紐’‘家園’‘中央’‘心臟’‘搖籃’‘中樞’和‘發祥地’詞匯,總量還要翻上幾倍。有很多城市不僅標榜它們的‘中心’地位—這個名號既能體現它們的成就,也能體現它們的地理優越性。”[7](下續)
(續上)段義孚認為,該變化過程背後的機理在於:人類的時空感知因現代化的進程而發生的變化。他在書的第十章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指出,因現代化的進程,人類時空感知的變化具體體現為從循環的時間與垂直的空間,朝線性的時間與水平的空間演變。在古代,人類的時空感知始終囿於一個水平方向上狹窄的地域範圍,形成了垂直而豐富的世界想象,包括天堂、大地和地獄形成的垂直結構。而古人對生存環境的建造也在整體空間結構中去回應宇宙(天堂) 的永恒秩序。同時,循環的時間是古人所具有的時間觀。但是,現代化的進程卻將整個人類拋向了一個在時間上矢量化的美好未來,空間壓縮為平面。這樣,垂直、超驗的空間感被消滅,宇宙被祛魅,而經驗的、水平的空間感知凸顯了出來,他說:“古人生活在一個垂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義的世界裏;而現代人的世界更加寬廣化、平面化、底壓頂、無旋回、重美學而不重神靈。”[7]因此,人類建造的城市就從象征永恒秩序的天堂彼岸世界, 轉向了看似無限可能的世俗此岸世界。
這樣的變化進而體現在了城市外觀形態的構造上。“古代的城市是宇宙的象征”[22],以其整體向心的圓與方的規範空間結構來表現其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而“現代城市則以一個雕塑或一個鮮明的建築為標誌”[22]來彰顯城市世俗的地理中心區位,“這些象征物可能是一條大街或一片廣場,也可能是承載著這座城市歷史和特性的市政廳或者紀念碑……有些城市會打造出一個清晰的意象,來給自己貼上一個明確的標簽。”[7]因此,人類建造城市的方式就從註重整體的空間結構轉向了片段式的景觀打造,這正體現出段義孚在書中所言“ 從宇宙到景觀 (from cosmos to land- scape) ”的變化過程:“垂直漸漸被平面所取代,旋轉的宇宙全景變成了平展的自然 (不具有超越性的) 片段,也就是所謂的景觀。”[7]
對於城市理念的這種演變過程,段義孚曾表達出十分尖銳的批判態度。他在2005 年北京建築學界的一個會議中談道:“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築師們可以……不必去迎合地域布局和人們想要怡然觀看星鬥的需求……這些城市建築遠離了人的生理特質、打破了對宇宙的回應、也失去了宗教的基礎,那還能稱得上偉大麼?”[34,35]
1.1 現代城市的理想
書中ideal 這個詞既有“理念”也有“理想”之意。對古代城市來說,ideal 代表一種人類集體無意識和宇宙相互呼應的理念。但對現代城市而言,ideal 則主要體現為某種集體性的世俗理想。《戀地情結》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的內容轉向探討現代城市理想的層面,著重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現代城市理想如何影響城市的空間結構;人類如何因現代城市的理想去回應生存的環境。(下續)
(續上)關於第一個問題,段義孚認為,較之古代城市的先驗理念,現代城市更多體現為對某種世俗理想的追求。這種追求從古代城市延續至今,即使在最初宇宙性理念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政治型城市中,都已體現在空間布局上,到了近代則發揮到淋漓盡致。而到了現代,城市商業空間突破原有的城墻,表達宇宙理念的空間結構蕩然無存,城市實體空間不斷向外蔓延。為更明確地表達某種現實理想和地理區位上的中心性,城市會借助某些標誌性建築物,比如廣場、紀念碑或一座橋等來體現,如“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設計構想就是要體現出一種理想。該理想並非源於宇宙,而是要以國家的偉大作為設計和建造的靈感來源……其中包括五組大型噴泉和三座主要的紀念碑”[7]。
關於第二方面的問題:人類因城市理想對生存環境具有怎樣的態度?段義孚從諸多方面展開了論述,包括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城市意象;不同階層人士的社區體驗和社區參與度;底層居民的城市視角;郊區化與新城建設,等等。其中,關於郊區化與新城建設的討論是對該問題既系統又精彩的闡述。
段義孚始終認為,西方城市的郊區化與新城建設運動的內在機理,均在於人們對理想生存環境的追求。這與從技術革新與制造業成本優勢導致的郊區化與新城建設運動的解釋不同, 比如城市經濟地理學家奧沙利文 (O'Sulli- van) 的解釋就代表了後一種立場,在此不贅述。
段義孚認為,人類從古至今一直致力於追求理想的生存環境,古代的理想環境是在城市裏,而荒野則代表了混亂與邪惡;而工業革命造成城市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人們對兩者的態度發生了地域上的逆轉,荒野反而成為了秩序和自由的象征,城市中心區卻淪落為一片混亂之地。因此,從19 世紀開始,人們就渴望逃離城市,去往鄉村體驗自然、淳樸與和諧的生活,如此,郊區化的運動應運而生。在此期間,湧現出諸多郊區建設與治理的系統化思想,像書中談道:“……傑斐遜總統為獨立的家庭農場宣揚的平均地權論,小鎮自治的思想,以及多種思想元素雜糅而形成的觀念,包括個人主義、人與環境的思想以及鄰裏互助思想,等等。這些思想你方唱罷我登場,在現代郊區裏很容易找到它們活生生的體現”[7]。但隨著越來越多家庭參與到郊區化的進程中,郊區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比如社會階層同質化與排斥的現象;人們不願面對郊區問題的逃避態度,等等。
然而,郊區問題的凸顯並沒有阻止人們追求理想環境的步伐,模範村莊 (model villages) 與花園城市 (garden city) 的理想又應運而生。同時,這些新理想的追求過程也遭遇了挫折。段義孚說:“建設一座新城可能出於很多目的,其中之一就在於促進社會的整合。從這一點來看,結果並不盡如人意,因為處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還是最終住 到了一起”[7]。另外,隨著新城居住人口增加,直至幾十萬、上百萬人口規模之時,也打破了亞里士多德與霍華德對花園城市提出的理想人口規模。最終,段義孚總結道: “作為理想,新石器時代舒適愜意的村莊讓位於宇宙理念的城市;城市的擴張使得大都市區的居民追尋貼近自然的模範村莊和規模較小的新城;而新城,當它們的設計達到容納萬到100 萬人口的時候,似乎又返回到了古代國王祭司的宇宙性城市理念那裏。”[7]
人類對生存環境的建造與回應的態度始終與理想的環境息息相關。理想的環境源於宇宙的啟示與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相互呼應,從古至今作為人在大地上建造家園的原始驅動力,這便是人類“戀地情結”的核心內涵。然而段義孚卻在全書最後一句話中感嘆道:“……只是為了找到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的那個平衡點。”[7]這是他在書末發出的一句針對人性的終極考問。人類從古至今在數不盡的矛盾與沖突中不斷追求的理想環境卻在現實世界裏不存在,而存在的只是一個個不斷建設起來又失敗了的烏托邦,但人類追尋理想環境的步伐卻永遠不會停止,因此“戀地情結”儼然是人類的一種天性,也是人在大地上建造生存環境永無止境的驅動力。(下續)
段義孚《戀地情結》理念論思想探析6餘論
段義孚曾在《論人文地理學》(On Human Geography)一文裏,談到自己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出發點之一便是“文化作為一種想像力的產物”[36]。何為想像力,康德曾言:“想像力是即便對象不在場也在直觀中表象對象的能力”[37];段義孚同樣認為,想像力是一種天賦的、能看見不存在事物的一種能力,因為人類總是不會滿足已有的東西;人類正是通過想像,在混亂的大自然中創造出人化的秩序,將大自然殘酷的現實,徹底改造為人文化小世界的真實[36]。因此,人類想像中的理念 (理想) 世界是人類文明發展、景觀改造的基本動力和經驗模型。以此為出發點, 段義孚對過去以洪堡兄弟為代表的西方地理學的人地觀提出了質疑,指出:“從亞歷山大·馮·洪堡開始,地理學家研究灌木林、大草原、沼澤如何被人類改造為耕地與城市。研究者將這一轉變歸結為經濟、政治與技術的力量。但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沒有考慮尋求快樂的力量—為了 尋求快樂,人類才建造了花園,制造了寵愛之物”[36]。由此 可見,段義孚對人地關系中“人”的思考體現出一明顯特 征,即,首先對人性提出一種本質的先驗預設,進而在不同的環境與文化中進行演繹。由此路徑展開的“戀地情 結”研究,就體現出以理念論為基礎,注重人性的規範性 與整體性。這對國內人文地理學的人地觀具有很豐富的參考價值。由於受到“人地關系地域系統”觀念的影響,國內人文地理學傾向於將人視為一個次系統,或者系統裏的 一個要素,也將人性過分經驗化地置於環境系統當中進行界定,並將人分割為自然人、經濟人、感性人、社會人、生態人[38]等單向度的人來進行理解。因此,段義孚在《戀地 情結》中展現出來的這種整體性的人觀,無疑為國內人文地理學如何處理環境中人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最後,關於“戀地情結”研究的實用價值或許會是在國內學界引起討論的一個問題。段義孚曾在1976 年的重要論文《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 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人文主義地理學家的特長並不在於像應用地理學家去搜集和分析數據,而在於詮釋模糊且復雜的人類經驗,在此基礎上,就可以為規劃者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比如何種文化背景中的人渴望相互居住得緊密一些,而在另一種文化背景中,居住緊密可能會導致文化特色的喪失,等等;但是,段義孚卻又認為,即使人文主義地理學家可以提供類似的實用性建議,也不會受到別人多大的關注。原因不僅在於,這種建議比起顯而易見的物質生產建設來說顯得效率低下,更在於當今時代很少有人會感興趣深入地探索他們自己了[39]。但是,對自我知識(self- knowledge)的探索卻對人的生存來說具有更為根本性的意義,如愛德華·雷爾夫的觀點所指出:人們必須真實開敞地面對世界,面對自身的條件,構建出屬於自己本真的地方(authentic places) [40],才能令人類的經驗豐富起來[41]。由此可見,“豐富人類的經驗”似乎恰是人文主義地理學開展研究的基本信念與價值所在。而或許正是出於該信念, 段義孚的《戀地情結》才將深具相同信念的榮格精神分析學派的理念論融合了進來,成為了該書的基本方法論。
致謝:文中多數翻譯段落取自志丞的翻譯成果,並已取得本人的同意,在此十分感謝!同時感謝兩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
註釋:
①大衛·西蒙在文章《居住位置和存在的區位:朝人文主義地理學的一次回歸》(Lived Emplacement and the Locality of Being)中認為, 1970 年代對人文主義地理學發展貢獻最大的五位學者分別是:Ann Buttimer,David Ley,Marwyn Samuels,Yi-fu Tuan,和Edward Relph。
②大衛·西蒙等在2015 年的論文《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中認為,1970—1978 年是地理學人文主義流派最重要成果湧現的時期,並認為其中有10 篇文獻最為核心,包括:1)An inqui- 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Edward Relph, 1970);2)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 ture (Yi-fu Tuan, 1971);3)The black inner city as frontier outpost (David Ley, 1974);4)Values in geography (Anne Buttimer, 1974);5)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Yi-fu Tuan, 1974);6)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Yi-fu Tuan, 1974);7) Grasping the dynamism of lifeworld (Anne Buttimer, 1976);8)Humanistic geography (Yi- fu Tuan, 1976);9)Place and placelessness (Edward Relph, 1976);10)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David Ley & Marwyn Samuels, 1978)。
③參考 Seamon D, Lundberg A. Humanistic geography[M]//Douglas Richardso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Wiley, 2015, forthcoming。
④該二元模式在段義孚1996 年的著作《宇宙與爐臺:世界主義的觀點》(Cosmos and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裏得到進一步擴展。其中,家裏爐臺的意象代表哺育,而宇宙的意象代表自由。但提供哺育的地方同時會對人的發展造成禁錮,而自由的地方也會充滿危險,所以人們就在這兩極的地域之間不斷逃離,尋找完美的平衡點。
(劉蘇,2017,段義孚《戀地情結》理念論思想探析,人文地理,2017 年第3 期總第155 期
李燕·Topophilia:戀「地」情結—評《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
摘要: 「地方」這一概念,經由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段義孚(Yi-Fu Tuan)的闡發後,逐漸得到地理學界,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界的重視和發展,如今已成為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然而,目前國內卻很難找到一本系統介紹這一重要概念的書籍,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中譯本名為《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此書系統、生動地呈現了國外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對「地方」的不同理解和運用。遺憾的是,截至目前鮮見對該書的推介和書評發表。鑒於此,本文將專門介紹這一以「地方」為主題的專著,並予以評述。
1. 引言
「地方」一詞,於大眾來說,並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說「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或者「我們的地方」,它是如此自然地存在於大眾的口語系統,如此水乳交融地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以至於將它書面語地置於學術概念之列,初學者難免有鄙夷置疑的茫然感。然而「地方」確乎是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在實證和計量思潮「橫行」的時期,它曾被冷落,直至20 世紀70 年代後,才逐漸重新獲得它應有的榮耀地位。
人文地理視野下的「地方」概念,最早是在1947 年由地理學者懷特(J. Wright)提出的,他在「未知的土地:地理學中想像的地方」一文中定義:「地方」是承載主觀性的區域[1]。但在20 世紀中期,由於量革命、實證主義風潮盛行,「地方」概念並沒有得到重視,更談不上發展了。20 世紀60 年代以前的人文地理學,大體上致力於「地球表面區域之間差異的詳細說明和描述。」此時,區域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主導,「地方」概念在區域地理學中並不被重視。
20 世紀70 年代以後,人文主義地理學得到發展。段義孚(Yi-Fu Tuan)、雷爾夫(E Relph)等學者將「地方」概念重新引入人文地理學,作為學科術語的「地方」才逐漸得到重視和發展。在國內,「地方」作為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已在學界達成共識,對其理論的運用也趨於普遍化和常態化,學者們在引介西方相關研究的同時,也嘗試著本土化研究。黃向[2]、唐文躍[3]、周尚意[1]、朱竑[4]等都曾撰文介紹國外「地方」研究的相關理論動態並思考與自己研究領域的結合運用;學界也嘗試運用地方感[5]、地方依戀[6]、地方認同[7]等概念對相關社會現象進行解讀,迄今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
(李 燕·Topophilia:戀「地」情結——評《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地理科學研究, 2015, 4, 9-15,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gser,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旅遊與地理科學學院,雲南昆明,Email: liyancj920@163.com)
(上續)「地方」無論是作為一個概念,還是一種研究視角,於人文地理學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對於初涉此領域的學人來說,很難找到一本系統介紹此概念的書籍,若想對相關理論進行學習,只能從眾多論著中零星尋找,很難獲得系統性和連貫性,筆者便曾遭遇此困境。
這種情況與「地方」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因此當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走入筆者視野時,猶如暗夜裏的一束光,照亮了學習的方向。鑒於此,以下將對《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做簡要的評述,以示分享與推薦之意。
2《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概述威學者之一,現為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研究歷史和國際事務的教授,之前曾分別就職於皇家霍洛威學院的地理系、倫敦大學和威爾士大學,是《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雜誌的主編。他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古今西方社會文化生活體系中地理思維的作用。目前有多本著作面世,最近的一本是《地理思想:關鍵導論》(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013),此外,他還參與合編了其他一些有關地方和移動性的書籍。克雷斯韋爾也是一位詩人,有詩歌集《土壤》出版,表現的也是上述主題。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的英文版名為「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於2004 年6 月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兩年之後,臺灣學者徐苔玲、王志弘將此書翻譯成中文,由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譯名為《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如今,距英文初版發行已十年之久,然而由於空間等因素的阻隔,該書中譯本在大陸的知名度和普及程度並不高。
對比中英文版,書名的差異顯而易見,亦非常關鍵。英文版名為「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直譯便是《地方:概論》,正契合英文版168 頁短小精悍的篇幅,也折射出作者寫作此書的目的,而中文版譯者將書名定為《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顯然有再創造的苦心。
譯者用地方、記憶、想像和認同四個關鍵詞作為書名,用冒號突顯「地方」的主體作用,提綱挈領,主次分明,相較英文版,少了概括性,卻多了豐富性。總體而言,「地方」是一個充滿人類經驗和意義的場所,人們生活在地方,地方承載了人類對過去的記憶和對未來的想像,同時讓人類對自身和地方產生認同。
地方既是主體,也是載體,它為記憶、想像和認同提供了場所,而記憶、想像和認同則共同塑造了地方。它們的關系好比一張網上的各個結點,彼此相互聯系,相互支撐。地方概念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產生了地方感、地方依戀、地方認同、地方意象、地方記憶等一系列子概念,為人文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甚至其他學科提供了研究的視角和方法。這些概念之間是有機的整體,譯者將這四個關鍵詞作為本書的標題,顯然是建立在對地方概念的學術地位和當時研究狀況的高度把握之基礎上的。
2.2. 章節與內容
全書共五章,第一章——導論:定義地方,作者擬通過本章引領讀者進入地方的錯綜概念叢中並對全書有宏觀性把握,本章是「地方之旅」的起點;第二章,地方的系譜,以時間為軸,結合20 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理學的發展史,細數地方的發展歷程和各個學派對地方的認識和理解,呈現地方的發展脈絡和不同內涵;第三章,解讀全球地方感,正如作者所說:「這一章的目標是透過這門學科的幾篇關鍵文本,來深入考察過去如何思考地方」(p. 87) [8]。本章通過對瑪西(Doreen Massey)的論文《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 1997)、哈維(David Harvey)《正義、自然與差異地理》(Justice, Nature And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一書中《從空間到地方,然後回頭》(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一章以及梅伊(Jon May)的《全球化與地方政治》(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1996)這三個文本來解讀全球化背景下有關地方性質的爭論;第四章,運用地方,作者通過本章來探討運用地方概念的方式以及地理
學者如何將地方作為分析工具來檢視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現象,「前半部分探究創造地方意義的研究,後部分則考察與地方期待不一致的實踐,如何被貼上『不得其所』(out-of-place;或譯:格格不入)的標簽,以及地方如何牽連於「道德地理」的建構之中」(p. 132) [8];第五章,地方資源,本章包括:地方的重要專書;地方的重要論文;導論性的地方著述;其他有關地方的專書和論文;地方的其他研究取向:生態學、規劃、建築;重要期刊;網絡資源和學生研究計劃與作業8 個部分來向讀者推介一些與地方相關的文獻資源,至此全書畫上句號。概括性了解了章節安排之後,以下將從結構、內容和翻譯三個方面對該書優越性進行述評。(下續)
(續上)首先,從結構安排方面來看,全書共五章,前四章從地方的概念談起,接著是發展脈絡,然後是重要論文的解讀,再到地方概念宏觀、微觀角度的運用的特點;行文過程中理論解讀和實際運用相結合,注重呈現地方相關理論在生活實例中的運用,讀來有生動翔實之感,易於理解。第五章為讀者詳細羅列各種學習資源,這是本書別具特色之處。為了讓讀者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進一步學習,作者在最後一章中分8 個部分詳細羅列各種與地方相關的學習資源,形式多樣,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提供了其他取向的地方研究以開闊讀者的視野,點評學生的研究計劃和作業則具有「教學法」的特點,使得該書完全可作為人文地理學專業學生的教科書使用。
其次,內容方面系統全面地呈現國外地方相關研究和運用。作者是權威地理學者,對國外學界地方研究有全面深入的把握且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故能在各家觀點之間遊刃有余地切換。在呈現各種地方觀點之前,首先提醒讀者理解地方的兩個方向:存有論和認識論,即地方既是世間事物,也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這個提示至關重要。在第二章,作者先是萬花筒似的梳理地方研究各領域、各學派的觀點,最後高屋建瓴地總結出地方研究的三個層次,即描述取向、社會建構取向和現象學取向,並指出三個層次之間是相互聯系的。第三章分析重點論文,進一步深化地方內涵。第四章呈現地方的運用,將地方作為一種分析工具來解讀社會現象,為讀者呈現了另外一個「地方」的世界。總體而言,作者始終走在理解地方的兩個方向上,全面、有序、漸進地為讀者呈現和解讀地方,在此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地方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
最後,從翻譯的角度來看,本書充分體現了臺灣學者的謹嚴之風。好的翻譯是對原著的創造,壞的翻譯則是毀滅,本書的翻譯顯然屬於前者。對比筆者讀過的其他學術譯著,本書的翻譯值得稱道。《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的譯者是臺灣學者徐苔玲和王志弘,臺灣學界在表達方式和部分專業術語的使用上與大陸有差異,但思維方式相同,文化亦是同根同源的,再加上兩位譯者均為專業人士,且王志弘老師就是一位造詣很深的地理學者,故對用語的理解和拿捏恰當,相較筆者讀過的一些艱深晦澀、長句
滿篇的譯著,這本書少了難以理解的長句,代之以簡潔明快的短句,多了些許親切與輕鬆,更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和思維習慣。以書名的翻譯為例,譯者不拘泥於原文,而采用了提取關鍵詞的方式來翻譯,讓書名真正成為書本的眼睛,不失為一次好的創新,具有提綱挈領、指引閱讀和思考方向的作用。
3.1. 地方觀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為我們呈現了多種思考和運用地方的方式,反映出地方內涵不斷深入的過程以及地方本身的複雜性、綜合性。(下續)
(續上)克雷斯韋爾透過地方的發展史,將眾多研究者的地方研究總結成三個層次,即描述取向、社會建構取向和現象學取向(pp. 85~86) [8]。
地方的描述取向主要表現在區域地理學的研究上,對區域的描述也一直是地理學的研究方式。20 世紀60 年代以前的地理學大多「沈迷於個別特色」,核心詞語不是「地方」,而是「區域」。區域地理學家特有的操作模式,是非常詳細地描述地方/區域,以岩床、土壤類型和氣候開頭,以「文化」結尾(p. 29)[8]。作者回顧地理學的早期發展史發現都沒有「地方」的一席之地,雖然有時候使用「地方」這個詞語,但是只是作為「空間」「區域」「地區」的近義詞而已。這一時期的地理學研究關註的是區域的獨特性和特殊性,以便能夠把這一區域和那一區域區別開。作者認為這一層次的研究「表現了對於我們所看見的世界表面的關懷」(p. 86) [8]。
地方的社會建構取向體現在眾多學者的觀點中。哈維(David Harvey)關注的焦點是資本主義社會背景下是:地方並未具有自然而明顯的意義,反而是有某些比其他人更有權勢的人,定義了何謂適當,何謂不適當,從而創造出地方的意義(p. 47) [8]。作者總結: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可能采取的研究取向。
就現象學取向的地方研究而言,段義孚、雷爾夫等的觀點是典型代表。段義孚、雷爾夫等人以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發展了地方的內涵,認為地方表達了面對世界態度的概念,強調的是主體性和經驗,而非冷酷無情的空間科學邏輯(p. 34) [8]。段義孚認為地理學就是研究作為人類家園的地球,抽象的空間科學忽視了很多豐富的人類經驗,「家」就是一個典型的地方。雷爾夫則探討了「地方與無地方性」的主題,指出現代社會的移動性,旅遊業和高速公路、鐵路、機場等都是產生無地方性的原因。
這一層次呈現的是地方對於人類普遍、深刻的意義感。
顯然,我們不能用孰輕孰重來簡單評價這三個層次的研究,也不能一刀切開割斷它們之間的聯系,這三個層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的是地方內涵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三個層次之間以及層次與層次的中間地帶對於「地方」這個綜合復雜的概念來說都非常重要。
綜觀地方的發展歷程,自段義孚等將地方與經驗、意義和文化聯系起來之後,地方概念不斷發展,學者們致力於對這一複雜概念的不斷探索,地方觀從在世存有到社會建構,從封閉、靜止、單一到開放、變遷、多元,從地方到無地方,從區域到全球,地方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絲縷聯系,均被學者敏銳捕捉並加以深入探討。而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將眾多觀點梳理呈現出來,所以我們在書中看到了豐富全面的「地方觀」。
3.2. 觀地方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的案例解析同樣精彩紛呈,地方是存有論的地方,也是認識論的地方。
書中頗多將「地方」作為分析工具來觀看世界的例子,宏觀尺度如全球、國家,微觀尺度如社區、家庭;於群體而言,如國族、同性戀、難民、遊民等,當然亦可透過個體案例來審視地方,以下略舉一二。
譬如大學新生,在入學之初,搬著自己的行囊,邁進宿舍,找到相應的床和櫃子,然後將寫有自己名字的書籍、使用多年的筆袋、臺燈、水杯、飯缸等一一擺放,也許舍友還會為宿舍取個大家都認可的好聽的名字,然後宿舍這個空間就與大學生活的種種經歷聯系在一起了,慢慢地這個曾經屬於其他陌生同學的地方,就開始成為「我」的地方了。從此,這個地方將對「我」產生意義,這裏將會有許多與「我」有關的歡樂悲喜的經驗。
當「我」畢業要離開的時候,肯定會對它依依不捨,甚至多年以後,它還有吸引「我」再回來看看的魅力。當「我」再次回到這裏時,它還能勾起「我」對往昔的種種回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已經深入到地方的涵義中去了,命名、使用、生活於此,「我」創造了一個地方,賦予它經驗、意義和情感,這個小小的空間充當了大學生在校期間「家」的角色。
段義孚認為地理學就是研究作為人類家園的地球。藉由把地球變成家,我們在許多不同層次上創造了地方。在各種尺度上創造地方的行為,被當成是創造了某種居家感受。家是地方的典範,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p. 42) [8]。(下續)
李燕·Topophilia:戀“地”情結 — 評《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
難民則恰恰是「無地方」之人。追述難民產生的歷史,便可知,外國人身份和跨界移動是難民的兩大特征。對於難民的接收國來說,有必要將他們識別出來,確定他們的身份,以有別於自己的國民,然後再對其進行管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難民失去了他們的地方,成為流離失所之人,為了尋求生存,他們不得不到別的國家,別人的地方去分得一杯羹,因此難民也就成了焦慮、危險、他者的代名詞,本書作者認為從地方的角度審視會發現地方在難民的建構上扮演了許多角色。在隱喻層次上,地方使我們對移動產生懷疑;在法律層面,地方使我們得以定義難民;在歷史層面,國族這種地方的建構,則使得身為外國人的難民有可能存在(p. 195) [8]。
用「地方」視角來觀看世界的例子在書中比比皆是,諸如對菲傭、同性戀、城市遊民等的「地方」解讀,這些考察具體、深入,讓人印象深刻。克雷斯韋爾基於自己對地方的深入思考、研究和全面把握,將眾多「地方觀」和「觀地方」的案例按照或時間、或邏輯的順序加以梳理,排列出地方的系譜,分析理論的同時佐以恰當的案例,許多例證的分析在國內甚是少見,新穎、獨特,且頗具啟發性和借鑒意義。
4 結語
蒂姆•克雷斯韋爾是「地方」研究的專家,正如保羅•克拉克(Paul Cloke)在本書推薦語中所言,關於地方,沒有比克雷斯韋爾更權威的作者了。作者功力深厚,對「地方」研究的情況了如指掌,該書就像一篇綜述,內容闡述全面,引領讀者在眾多研究中自由徜徉,簡潔、深入卻不晦澀。另外,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在於具有「教學法」的特點,完全可以作為一本優秀的教科書來使用,章節之間邏輯嚴密,環環相扣,讀者利用它便能夠進行系統、深入的學習,書本除了提供豐富的參考文獻之外,還將地方相關的各種資源都羅列出來,有專著、重要期刊、網絡資源等等,形式豐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還提供地方的其他研究取向以開闊視野、拓展思路;對學生研究計劃、作業的點評,於初學者來說,是非常好的學習範例。在國內缺乏地方研究專著的現實狀況之下,此書無疑有填補空白的作用,且譯者是臺灣學者,雖表達習慣和專業術語與大陸有一定的差異,但因文化與思維的同源和相似而使本書更容易為讀者接受和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和運用畢竟是國外的,用別人的鞋來套自己的腳總不會那麽合適,國內學人在吸收和借鑒的同時,更應該思考,如何將這些地方觀本土化,使之適應中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又如何運用地方觀念去審視我們的社會和群體,從而得出更有價值的結論以經世致用。
自 20 世紀70 年代地方概念被重新重視至今已逾40 年,地方的內涵在眾多人文地理學者的努力之下不斷發展和豐富。如今,地方概念不光在人文地理學學科範圍內被重視,也為其他學科所借鑒,如生態學、建築學、文學、人類學、傳播學等,這足以說明地方概念的重要性和持久生命力。於這本書來說,2004 年英文版出版,至今正好10 年,就在今年,該書英文版又發行了第二版。雖然早有臺灣學者將其翻譯成中文,但因為政治和空間等因素的阻隔,它並沒有在大陸獲得如「地方」概念那般被重視的地位,被閱讀和被引用的頻率都很低,即使在相對開放的互聯網上搜索,能夠獲得的信息也寥寥,故筆者冒昧推薦之。大膽借用對「地方」理論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華裔地理學大師段義孚先生著作標題中的「Topophilia」——「戀地情結」一詞為題,盼能讓此書獲得學界多一點的「戀」,相信此書亦能回報以更多的「情」。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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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resswell, T., 著(2006) 徐苔玲, 王志弘, 譯. 地方: 記憶、想像與認同.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
(李 燕·Topophilia:戀「地」情結——評《地方:記憶、想象與認同》,地理科學研究, 2015, 4, 9-15,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15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gser,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旅遊與地理科學學院,雲南昆明,Email: liyancj920@163.com)
延續閱讀
》韵文化:鄉韻
》陳惠齡《從景觀符號、民俗儀典到資訊媒介》
米歇爾·柯羅《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近年來, 有大量研究著述( 博士論文、研討會論文與科研論文) 涉及在文學創作中的地理特征或者在文本中的空間再現。我要提出如下假設:我們正在參與一種文學地理學的湧現,這種現象可以為在法國大學界仍占主導地位的文學史研究提供補充,或與其相媲美。當然,關於文學與空間環境的關係的研究興趣始終存在,也包括在文學史的內部,但這種興趣近年來得到發展與自動生成,足以激發出新的理論與方法,或可命名為 地理詩學或地理批評。
在此,我首先要指出這種風潮興起的各種理由,隨後,我也要提到相關的一些表征,再來介紹由此啟發而發展出的不同研究方向,並闡述對其理論準則的幾點思考。我想首先把文學地理學這種研究的興起放置在法國當代知識分子生活的更廣泛的語境里考察, 至少半個世紀以來, 關於人與社會的科學越來越關注人類與社會行為在空間里銘刻的蹤跡。
米歇爾· 柯羅(Michel Collot ) ,教授,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現代性書寫研究中心(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實驗基地) 主任,法蘭西大學研究院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成員,法國風景視閾研究協會創辦者、負責人,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博士。出版學術專著十幾部, 主要涉及詩學與哲學的研究領域,如《身體一宇宙》《物質一情感》《神奇的地平線》等。
姜丹丹,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特聘研究員,兼任法國國際哲學學院通信研究員、國研項目主任。
([法] 米歇爾·柯羅( Michel Collot)著,姜丹丹譯 《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I文學地理學、地理批評與地理詩學電子學刊 229-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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