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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8, 2021 at 10:17am

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在其美學專著《藝術即經驗》中說：「外行的批評家有這麼一種傾向：他們認為只是實驗室里的科學家才做試驗。然而藝術家的本質特徵之一就是：他生來就是一個試驗者。沒有這一特徵，他就只是一個拙劣的或高明的學究而已。一位藝術家必須是一個試驗者，因為他不得不用眾所周知的手段和材料來表現高度個性化的經驗。這一問題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藝術家在每一項新的創作中都會遇到它。若非如此，藝術家便是重彈老調，失去了藝術生命，正是因為藝術家從事試驗性的工作，所以他才能開拓新的經驗，在常見的情景和事物中揭示新的方面和性質。」許多有成就的藝術家都是大膽進行文學改革的實驗者。汪曾祺年輕時就「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進行創作，並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甚至把記人事的短文「當作散文詩來寫」。他的《復仇》可以稱為「散文詩」小說或「詩體小說」，他甚至希望短篇小說能夠「吸收詩、戲劇、散文一切長處」。正是由於大膽地將各種文體優勢融進創作，其作品才能在文壇中卓爾不群。散文詩也正是波德萊爾、蘭波、屠格涅夫、泰戈爾、紀伯倫、魯迅等各國傑出文學家的藝術試驗品。夏濟安教授認為《野草》中的大多數內容是萌芽中的真正的詩，浸透著強烈的情感力度的形象，幽暗的閃光和奇異的線條時而流動時而停頓，正像熔化的金屬尚未找到一個模子。李歐梵明確指出《野草》是魯迅對文體形式試驗和心理剖析的兩種衝動的結合，「這樣一種試驗性的力作，他在晚年已不能再做，後來也沒有任何一位中國現代作家能做到這樣。」王光明教授強調散文詩不是去表達一種已知的經驗，而是以流動的想像去凝聚曖昧未明的經驗，以提供讀者進一步想像的可能。日本文學理論家浜田正秀認為：「由於改良品種產生於新的交配之中，從而它的雜種性里，出乎意料地會產生出新的生命力。」散文詩作為一種具備內在情緒節奏特質的文體，吸取了其他文學品種的藝術精華元素，發展了詩歌、散文、戲劇等其他文體無法很好傳達的一些情感、思想，並在手法上突破了單一文體表達上的某種局限性，傳達了分行詩、抒情散文所無法便捷傳達或描摹的經驗，即使是相似的生活體驗，通過散文詩獨特的審美尺度的裁剪與藝術表達，也產生不同的閱讀體驗。散文詩充分吸納詩歌、散文、戲劇等其他文學體裁的長處，具有各自潛在的藝術功能，從而煥發出新的容光，以隱喻、通感、變形、跳躍、意識流、含混復義等修辭手法寫成的散文詩可以把現代生活中矛盾多變的瞬時情緒抒發出來，而且內在細膩、繁複的意識流、幻象通過場景設置、細節描寫可以使意象的指向更加明確，象徵的暗示更加清晰，超越於為追求精鍊而隱藏、為了分行而跳躍的自由詩；同時又以精鍊的文字、詩化結構，自由地綻放生命的展開機制，區別於舒展自如地敘述、抒情而稍顯鬆散、平面化的散文。何其芳散文詩集《畫夢錄》的語言有的如精緻的工筆畫，纖毫畢現，但在散文般的細節描寫中又間雜著詩歌般自由跳躍的筆致，其曾坦言：「我寫的時候就不曾想到過散文這個名字。……雖說沒有分行排列，顯然是我的詩歌寫作的繼續，因為它們過於緊湊而又缺乏散文中應有的聯繫。」現代抒情的欲求已經漲破了原有文體的結構範式：一些濃郁的情感流動綿密激盪而無法如自由詩那般被分行斷開，一些詩情畫意的生活細節需要以描寫性的語句鋪排開來才能充分細緻地顯示內心世界的真實境況，記錄下靈魂的印記。（張翼《論散文詩文體雜交的表達優勢與體式規約》2017/08/22 《散文詩人》）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8, 2021 at 12:30am

奧德里斯科爾：很多年來，你經常引用濟慈的觀察：“如果詩歌的來臨不像樹葉從樹上長出來那麼自然，那麼它最好就不要來臨”。這只是一個年輕詩人的看法嗎？ 

希尼：好吧，它的意思不是說——濟慈的意思不是說——寫作的實際勞動或在一首詩上勞神是一種像打噴嚏一樣無意識的自然功能。你必須得工作。我在早年，就是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發現的一本最好的書是瓊·斯塔爾沃斯的《詩句之間》，關於葉芝的手稿的書。像一首《庫勒莊園，1928》這樣的詩，一共三十二行——在葉芝的詩中屬中等長度，一首巡航高度的詩，在其中他沒有突破任何聲音屏障——用了三十八頁的草稿，而他只寫出開頭的幾行。如果你有了一個詩節形式，不管這詩節形式是什麼，是十四行詩體還是雙行體還是四行體還是別的什麼體，你就能夠這麼寫下去——和用它寫下去——因為這詩節形式立即會在語言中召喚起其他的詩節。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在演奏變奏曲或在合唱隊中歌唱。自由詩有時會很快寫成，但是很奇怪，我的經驗是如果有一種形式的話，一首詩會寫得更快。 

 

奧德里斯科爾：這意味著對你來說在你找到一種形式時一首詩才算真正開始？ 

希尼：有時候一首詩始於一個主題，其他時候始於一種形式。一般來說，我的詩都來自於記憶中的事情，經常是老早以前的；或我看到的什麼事情讓我想起別的什麼事。有時候那些事情有一種光暈和吸引力，還有某種被遮擋的含義縈繞在它的四周。當然，我是一個大貯藏者。我曾經寫過一組小詩題目叫《擱架傳》：被保留的東西，收揀起來的東西，像一小塊石頭，一個鐵釘，屬於我們家的一個老熨斗，諸如此類。（奧德里斯科爾, 2019，《希尼訪談：朝向詩句的耳朵》，2019年04月19日詩歌月刊)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5, 2021 at 4:26pm

The Poetics of Tourist Experience: An Autoethnography——Abstract——This paper is an auto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a tourist’s experience. Through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material, in the form of a poem I wrote in 1994about a short familial excursion to an Israeli seaside resort city (Eilat), the research seeks to sensitively describe the intricacies of travel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autoethnographic method of inquiry, and discusses tourism-related emotions and memories in the context of performanc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paper joins recent efforts in attempting to challenge and loosen the grip of positivist epistemologies and discourses on mainstream tourism studies, by illustrating the emotional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tourists. In line with traditions of critic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the exploration sheds light on the materiality of texts and on the role language plays in tourism, viewing the poem read in this paper (‘Quiet Eilat’) simultaneously as a representation, performance and material object of discourse.

Keywords: performancequalitative methodologylanguagefamilytravel literaturepoetic expression （Chaim Noy，2008，The Poetics of Tourist Experience: An Autoethnography of a Family Trip to Eilat，Pages 141-157 |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Volume 5, 2008 - Issue 3 | Published online: 22 Dec 2008 | citation https://doi.org/10.2167/jtcc085.0）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2, 2021 at 7:08pm

席勒創作及其詩性政治思想研究

席勒是一個在文學、美學、歷史、教育等諸多人文領域，都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文化巨人，他的這些在話語層面的努力又深深地介入了現實世界。本文將席勒話語實踐的內在動力和現實效果歸結為“詩性政治”，並認為“詩性政治”是理解和探索席勒內在理路的關鍵概念。

“詩性政治”意味著排除物理層面的暴力鬥爭，而以想像的方式，尤其是詩思、哲思的方式，在話語中表達政治立場、踐行政治理想，其中涉及藝術與政治、藝術哲學（美學）與政治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它既是藝術行動、美學行動、政治行動之間互動的結果，也是藝術話語、美學話語、政治話語之間互動的結果。詩性政治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話語系統之中，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或者說人類就是以政治性實踐中的藝術性想像和藝術性想像中的政治性實踐而生存的。

其特征為政治上的想像性和藝術、藝術哲學上的公共性。其表現則是以藝術、美學批判的方式幹涉、影響現實政治；以藝術想像、美學思辨的方式營造、構建理想政治。　　

而席勒的詩性政治至少在文學和美學這兩條路徑上得到展開：在文學上，他以戲劇創作的方式表達其政治理想，從個人政治、國家觀念到民族建構，幾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問題都有涉獵，不一而足。

在美學上，他極度關注人的自由、進步，提出以審美教育的方式，來將人導引至更加完美的境界。而反過來，他的文學實踐和美學探索又構成了其詩性政治的本體。在其話語實踐之中，古希臘精神、希伯來傳統、神聖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了重要的話語資源。同時，席勒所接觸到的所有現實問題如個人自由的獲取、市民階級的權利主張、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構，也都成為其詩性政治內在的現實基礎。

於是，席勒的文學與美學和他的詩性政治理念結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席勒充分發揮了文學的顛覆功能，運用其浪漫想像使之成為現實秩序的挑戰者和美好未來的勾勒者；同時又充分發揮了美學的建構作用，試圖以審美教育為路徑達到通往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社會的至上境界。

此外，席勒及其創作由於其內在的複雜性而使得後來者的評價眾說紛紜，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亞化”的對立，就是一個最具典型性的話語謎團。這一問題一方面涉及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學經驗與文學立場，一方面涉及到席勒的詩學立場和詩性政治實踐形式，此外也涉及到席勒及其作品的闡釋歷史和偶像化、神聖化歷程。席勒的詩學立場也是其詩性政治的組成部分，而革命導師們的批駁則有其現實的原因。

本文力圖抽絲剝繭，盡可能還原當時歷史的風貌，以揭示這一話語謎團的內在糾結之處。從當下的角度來看，席勒的詩性政治在很多方面已經不乏保守之處，其廣廷性也不足以覆蓋當下的複雜現實。但保守與過時絕非同義，有限也並非意味著狹隘，席勒的詩性政治秉承了某些具有普適性的價值追求，在當下仍然有其適應性和有效性。

尤其表現在對個體自由的堅持和對道德的追求方面，而這兩個問題也與現代——後現代問題息息相關。所謂“現代——後現代”問題，本身就是和“中世紀——現代”轉向問題緊密相連的。它們隸屬於同一個問題域，即“人的完善”與“社會的完善”問題。

作為中世紀——現代轉軌時期的巨人，席勒的創作與闡釋對“現代——後現代”問題，有著確定無疑的啟示與借鑒作用。席勒的詩性政治立場雖然誕生於數百年前，但他所采用的方案和選擇的路徑卻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有效性。人類有文字的歷史不過數千年，所遭遇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有限的，席勒所引導的方向不僅在當下，而且將在未來持續性地發揮效力。（張秀予，2010，席勒創作及其詩性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原載：眾賞文庫)

（編註：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

Comment by Margaret Hsing on September 11, 2021 at 7:53pm

歴史改編的文學/詩性考量
跨學科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作品的新的意義。我一直認為文學藝術不可能是完全封閉的一種系統，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他說：“文學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

所以企圖擺脫社會文化的這種文學藝術研究與批評，也就是孤立的文學藝術研究與批評，我覺得總是有缺憾的，所以文學藝術研究批評，需要文學藝術之外的這種參照系，例如文學是一種文化，歷史也是一種文化，這兩種文化可以形成一種互動關係。

如果我們進行一種互動的研究就會發現許多有意義的、有趣味的方面，比如說目前流行不少歷史題材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不少歷史學家就經常批評這些歷史題材的小說、電影和電視劇里面，有很多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這種批評有時候是有道理的，但有時候就不是很有道理的。


我們在看了這些批評以後往往感到觸目驚心，這些小說家和編導連起碼的歷史知識都沒有，怎麽就敢這麽亂編亂寫？實際上，我不相信這些作家和編導連起碼的歷史知識都沒有，他們就敢去寫歷史小說，就敢去編導歷史題材的電視劇。

其實文學創作屬於一種審美文化，人類的一種審美活動，我們所寫的作品能不能稱為文學作品，關鍵就看作家筆下所寫的生活是不是以情感來評價生活，是不是富有詩意。俄國的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曾經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認為“寫作的主旋之一，便是感受到詩意跟感受不到詩意之間的對照。”

我覺得他說得很對。寫歷史題材的作品，也不能為了忠於歷史，就完全客觀地不動感情地照搬歷史事實。歷史小說和歷史劇中的歷史，都是經過作者感情過濾過的歷史，已經不是歷史的原貌。譬如大家熟悉的《三國演義》，以及後來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劇，就不是完全照搬歷史，如果照搬歷史事實，那麽創作就不會成功。

《三國演義》（包括小說和電視連續劇），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就在於它有很充分的一種情感評價，三國時期的歷史，在劇中只是一個歷史的框架，一個時間的斷限，歷史事件被重新改寫，歷史人物被重新塑造，它已經不像一般的歷史書那樣，去忠實地敘述歷史，編劇可以根據自己的創作意圖，以極大的熱情去虛構一些場景，以愛憎的感情去塑造人物。

《三國演義》里“空城計”這個場面，查一下史書《三國誌》，是完全沒有的，而諸葛亮屯兵陜西漢中陽平關的時候，也就是演“空城計”這個場景的時候，司馬懿還在湖北的荊州擔任都督，根本就沒有機會跟諸葛亮對陣，所以這個“空城計”的場面在小說和電視劇的作者那里完全是虛構的。這不過是一種情感評價，是美化諸葛亮，贊頌他有超常的智慧。

劉勰在《文心雕龍》里說過“情者，文之經”《文心雕龍•情采》，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的審美詩意特性。對於文學藝術這種文化，如硬要用歷史文化的真實性去要求，這是不合理的。寫歷史題材的作家並不是像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他們沒有起碼的歷史知識，而是他們往往是要借歷史來表達對社會現實的某種情感的評價，某種看法而已。歷史作為一種文化要盡可能忠於事實。文學作為一種文化在利用歷史事實的同時又改造了歷史。從歷史和文學的互動中，我們可以去探求文化意味。“文化視野”是文化詩學的第二點要求。（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原載《愛思想》2015-12-14）

延續進修：蘇東坡寫《赤壁賦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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