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兩條絲綢之路,在不同朝代,不同文化環境,經歷過國號的改變,國界的改變。
可是,文化商貿和友好情誼,還是越久越醇實的那個傳統。
在新的紀元里,我們要增添什麼新的內容?
高期待、高關注度的背后,最現實的問題,是落實和普及的艱難。
要促進沿線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共識,如何來對話談合作? 如何來加強頂層設計和規劃?
要講“文化先行”的優勢,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互動方面,可扮演怎樣的角色?
(攝影:鄧福恒遺作·沙巴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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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s: 沉思·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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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中國歷史在不停演變
學校怎麼教歷史,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做學生的時候,最不喜歡歷史,所教的歷史是靠背書去唸,我感到沒意思。後來上了大學,我喜歡文學和經濟學,結果選擇了歷史,是什麼理由呢?一方面是環境的關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很多問題我不懂,要多去了解,一定要找歷史的背景,慢慢地去吸收,研究社會發展與過去有什麼關係。若考慮到這一點,你就會對歷史感興趣,不只是靠教科書,自己去了解和明白,不明白的話,對將來的研究就有限制,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這個題目最近我在中國大陸幾個大學都談過,比其他地方更特殊的是,中國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文化五千年不斷地發展並維持至今。只有中國和歐洲這兩個重要的文化是最早的,印度也早,但歷史觀不同,中國與印度切斷了好幾次,歐洲也有切斷的一部分。不管是入侵的蒙古族還是滿洲,結果他們是接受了中國主體的歷史背景傳統。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這一點好壞不是問題,原來就是如此,維持至今。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歷史至五四運動後,打倒孔家店,儒家的經典都要拋棄掉,但中國社會若沒有經典,發展便沒有方向。毛澤東想建立一個新的經典,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作為經典,但中國不可能沒有經典,必須考慮中國的經典是什麼。其實在宋朝以後,沒有一個大家具有共識的經典,有佛經、道德經,還有儒家等各種各樣的,宋朝以後建立了理學的經典。但理學本來不是純粹的儒家經典,它夾雜了許多佛教、道教的思想。那麼成了經之後,這一千年以來,朱熹、王陽明之後的都是理學的經典作為經,這個經只不過是幾百年而已。
清史仍未有清晰定位
我非常佩服清朝的一位史學家章學誠,他有一句話是從傳統中來的,他說:「六經皆史也。」這句話本身很簡單,也很有爭論,到底是什麼回事?若是要研究的話,可以發覺到,宋朝的經不是原來的經,但原來的經從哪來的呢?哪一方面傳統沒有改變的呢?那就是中國的歷史。中國從儒家孔子《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傳承下來到二十四史,這個不停的演變,不是經而是史。所以到最後,中國所有的知識全部集匯起來,用經、史、子、集這個稱呼。把經擺在首位,因為是理學沾光,所以一定要把經擺在上面。經不是儒家的東西,把其他的經擺在子,把史排在第二,是有它的道理。其實,經能夠維持到宋朝,能夠從宋朝發展到明清,因為有這個傳統的歷史,不斷地從孔子的《春秋》伸展到民國。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是靠中國的史,這個六經皆史,不能夠太輕視它,它有它的道理,並不能說每個經都是史。但是史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中國文化沒有這個五千年的歷史傳統,不會是今天的文化。如果這樣想的話,這個史非常重要。不只考慮教科書用不用的問題,要了解中國人是什麼人,怎樣的人,怎樣的文化,就是從史的演變。
依我的想法,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二十四史停在明朝,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這中間的200年怎麼辦?沒有一個清史,就變得似乎有點斷層,解釋不了。我問內地史學家:「你們現在怎麼對待清史?清史搞到現在,清朝已過了100年,正史還寫不出來。」像戴逸教授等一大批人不停在考慮清史的問題。當時五四運動的史學家決定了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若接受這個區別,就是接受了西方的歷史條件,條件改變了,就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換句話就是明史停了之後,就從鴉片戰爭開始,寫明末到清中葉1840年這一段歷史,寫得最好的是外國人,中國史學家貢獻有限制。面對這個問題,一方面不是正史,不是繼承二十四史,一方面又要跟近代史隔閡了。要解釋這一段200年滿清的早期歷史及清初到中晚期的清史,兩邊很難接上。因此,最好的還是來自西方的學者,他們有不同觀點,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這一段是屬於早期現代史。若以這種方法來解釋,這不是中國整個的歷史傳統,所以不面對這個問題的話,現在要談中國歷史,就會空了一段,說不清楚。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人、中國的傳統、文化、文明是主要來自一個不停頓的歷史,若不承認這一點,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續上)不要盲目接受西方史觀
文灼非社長:中學老師要教學的話,觀念應是如何呢?
王賡武教授:中國歷史是五千年的,而且是分不開的,若分開了整個中華文明的概念就成問題了。
文:課程該怎麼寫,難度高嗎?
王:我的看法很不同,最大的限制是受到西方影響太多,什麼都講國家,其實中華文明與國家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靠國家的邊界,是靠文明的價值觀,還靠傳統。不同歷史。哪些方面延續下來,發展程度怎樣,有好有壞,不一定是好,不是說中華文化裏沒有弱點,弱點實在太多,好的地方不可以否認,但就要了解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怎麼去決定,不了解的話怎麼考?所以我覺得用西方的歷史學來看是有問題,有問題就想國家的某某邊界,這個裏面才是你的歷史,所以那就成大問題了。台灣和香港都面對着這些問題──國界的問題,這其實是西方的概念,而且是很新的概念。所謂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是19世紀開始才有的,連西方以前都沒有,都是以國王、帝國,戰爭都是帝王之間的鬥爭。到19世紀之後,把幾個帝國打敗之後,才建立成為所謂民主國家。歐盟為什麼搞不起來,她們面對的問題是民族國家限制在於狹義的民族主義,發展難以成功。英國退出來,是沒有想像過的,完全對國家的利益沒有好處,就是因為狹義的民族主義,使他們走上這條歪路。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學這樣的東西,這不是我們的傳統,而且沒有這個需要。僅談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這種概念,用西方的史學限制了我們的了解,我覺得這是有欠缺的。我們不應該盲目地去接受這一套東西,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限制。
「所謂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
香港歷史發展靠市民力量
文:近年很多年輕人對本土歷史非常感興趣,想尋根。你在二十多年前編訂的《香港史新編》最近有增訂版,成為研究香港歷史重要參考書籍。你覺得中國歷史應如何處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本土的論說,該從哪個角度出發去編寫這段香港歷史?
王:最初我們編這本歷史書的時候,就是認為我們過往的歷史書裏,都是以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出發點為主。這不是完全錯,是有道理的,我覺得不需要有限制,要有另外一些看法,並不是否定香港是一個殖民地。但僅為殖民地的話,我覺得對香港人、香港社會及香港本土的發展會造成許多誤會,很多地方講得不清楚。我們的出發點是怎樣來明確這方面的問題,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香港社會本身的發展,與殖民地政府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是關乎市民的力量,是由他們的天才來發展。
到現在為止,我們覺得這還是值得做的,但是很多地方都是不太清楚,我們少談政治上的問題,多談一些社會、經濟、人文的城市、文藝的發展,這些都是靠本土的天才。到了香港的人,兩三代之後,他們怎麼看中國及全世界的發展,在文藝、文學方面,人與人之間及社會都受到各方面的影響,發展是沒有邊界的。
我寫的文章在這方面較為重視,很少談政治問題。當時香港沒有自己的政治,在這種環境之下,對我們了解香港很重要。香港100多年的歷史,主要的動力是來自一般人的生活,不是靠英國殖民地政府,政府管的範圍也很有限,只考慮帝國政府的需要,其他都讓香港人自由發揮,沒有去影響他們。香港人的考慮是完全兩樣,與國外的關係非常密切,有許多人都到國外發揮,如到美國、澳洲、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做生意,到處都會去發展,完全是考慮自己的需要,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沒有直接的關係。
本土發展應該從這個來說起,一般人的動力來自中國各地的人,可以說中國每個省都有人在香港,這個環境很特殊,所出的本土天才的性質跟其他地方很不同。要重視這一點,這跟國家的邊界不應該有什麼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人怎麼發揮,整個社會的組織、社群如何發揮他們的力量、精神。香港的特點就是來自這方面。
(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一抹霞,芳名萬千。
金色的霞光,猶如一隻神奇的巨手,徐徐拉開了柔軟的帷幕,整個大地豁然開朗了。
天是一片青色,幾片桔紅色的朝霞稀稀疏疏地分布在天空中,慢慢地朝霞的範圍擴大了,顏色由桔紅變成鮮紅。
多彩的晚霞在奇妙地變幻著,顏色越變越深,最後變成濃墨畫似的幾筆,更顯得神奇嫵媚。
夕陽西下,晚霞映紅了半邊天,又反射到江中,江水霎時變成了紅色!真像一朵朵紅蓮綻開在江中,美麗極了!
紅日西沈,天色逐漸暗了下來。西邊,燒起了一片火紅的晚霞…… 天空的色彩真是美妙呀!近處一片紅色,把深藍色的天空映照得格外艷麗。
來到坡下的河塘邊,觀賞起夏天傍晚的美景來,只見晚霞燒紅了半邊天,映紅了一塘水,染紅了整片山。
霞光的範圍慢慢地縮小,顏色也逐漸變淺了,紫紅變成了深紅,深紅變成了粉紅,又由粉紅變成了淡紅,最後終於消失了。
朝霞的形態也變化無窮,有的像一隻展翅欲飛的雄鷹,有的像一條鮮艷的紅領巾在飄揚,可一會兒紅領巾不見了,卻來了一匹奔騰的駿馬……真是千姿百態,栩栩如生。
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為金光,而紅霞的欲下沈的日光,也幻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和色,相擊相蕩,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眼底。
一抹霞,芳名萬千。朝霞,晚霞,紅霞,彩霞,雲霞,錦霞,落霞,丹霞,霞光,霞影,霞帔,霞光萬道,彩霞滿天,彩霞繽紛,晚霞如火,朝霞燦爛,晚霞緋紅,晚霞如血,晚霞瑰麗,丹霞似錦,雲霞漂浮,霞光耀日,朱霞爛漫。
我們等了很久,只見東方的天邊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淡藍色。緊接著,出現了紅色的朝霞,那朝霞,看上去就像一位穿著紅色紗衣的仙女,美麗極了!
金蓮寶象國(Champa)行紀
這個婦人頭,原是本國有這等一個婦人,面貌身體俱與人無異,只是眼無瞳人。郅夜來撇了身體,其頭會飛,飛到那裏,就要害人。專一要吃小娃娃的穢物,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氣,命不能存。到了五更鼓,其頭又飛將回來,合在身子上,又是一個婦人。......這叫做個屍致魚(卷7,13上至14上)。
馬書(註:馬歡書):其曰屍致魚 ,本是人家一婦女也。但眼無瞳人為異。夜寢則飛頭去,食人家小兒糞尖。其兒被妖氣侵腹必死。飛頭回合其體,則如舊。若知而候其頭飛去時,移體別處,回不能合則死。於人家若有此婦不報官,除殺者,罪及一家(頁5-6)。
鞏書(註:鞏珍書):其國中有人家婦人,呼名屍只於者,唯以目無瞳人為異。夜寢時頭能飛去,食人家小兒糞尖,則妖氣入兒腹必死。其頭復回本體,相合如舊。曾有人能以婦人之體移置他處,其婦亦死。但知人家有此妖異不報官者,罪及閤家(頁4)。
費書(註:費信書):相傳屍頭蠻者,本是婦人也,但無瞳人為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頭而回,復合其體,仍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病者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 。(前集,頁3)。
觀察:馬書、鞏書此段相似,難指《西洋記》據何者。費書分別較大,則當非羅懋登所本。(見馬幼垣《三寶太監西洋記》與《西洋番國誌》)
黃堯《故紙尋珍》神山響吟正氣歌 (1)
漢都亞是華人嗎?
在網上搜索馬來民族英雄漢都亞資料,近年有人提出他實為華人,而非馬來族。這些新發現曾經引起一些爭議,各家以證據來證明本身的考據是對的,因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根據黃元煥譯《杭.杜阿傳奇》(Hikayat HangTuah,杭.杜阿在我國通譯為漢都亞。學林書局出版)的描述,漢都亞的父母住在杜榮河,父親是杭瑪穆德,母親唐默爾杜瓦蒂。有一天,杭瑪穆德聽聞賓丹國有了國王,便與妻子說:「賓丹是個大京城,較易謀生,我們遷居到那裏吧。我們一家三口都去。」到了賓丹,杭杜阿認識了4個都以「杭」為家族姓氏的朋友,即杭茲巴特、杭加斯杜利、杭勒基爾和杭勒久。5個朋友親如兄弟,均是印尼人。他們知悉安渣盧庫山有位修道長老阿迪普特臘,於是便一起前往拜師學藝,長老傳授給他們各種知識,如將帥統兵之術、未卜先知之術及勇士武藝等等,由於他們武功好,勇敢善戰,被賓丹國王收為內臣,後來賓丹國王決定遷都,另覓地方建立新京城,國王選中了利棠島,建立的新京城命名為滿剌加國(今馬六甲)。
從上面敘述中,讓人了解了漢都亞5兄弟均是印尼的馬來族人。
近年來,經常跑東南亞的馬、新、印尼各地民間,關於漢都亞兄弟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聽聞,一些人指出漢都亞5兄弟原是來自中國的華人。這裏就將這些零星資料整理出來,大家不妨當做茶余飯後的傳說故事來聽,畢竟民間傳說與史實有很大的差別,而且可靠性不高。
話說明朝初年,朱元璋的皇太子早逝,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駕崩後,朱允炆登基為建文帝,由於藩王們擁兵自重,各據一方成為他的心腹大患,於是逐個削除藩王勢力,位於北京的皇叔燕王朱棣趁機起兵攻打南京,建文帝戰敗而逃。朱棣遷都北京登基為永樂大帝。下令搜尋建文帝,可是遍尋不獲,建文帝的下落成為一個難以解開的歷史之謎。關於建文帝下落的版本,約有4個:一、焚死說,即在朱棣攻打南京皇宮時被火焚死;二、出亡說,民間傳說建文帝沒被焚死,而是從地道逃跑了;三、為僧說,傳說建文帝逃出皇宮後出家為僧;四、出海說,傳說建文帝逃亡時泛舟出海去了南洋。
民間傳說建文帝出海逃到南洋,永樂帝為了消除心腹大患,便派出武功高強的錦衣衛,這些錦衣衛分布在南洋的印尼、婆羅洲、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土邦等地。而來到馬六甲的約有5名,他們被訓練講當地土語,穿當地服裝,取當地土著名字,衣食住行完全當地化,以掩人耳目,使到建文帝等人以為他們是土著而失去戒備之心。
明朝時的海外華人以福建人為主,所以錦衣衛也以福建人為多。馬六甲5位錦衣衛改了當地土著名字,即Hang Tuah、Hang Jebat、Hang Kasturi、Hang Lekir、Hang Lekiu。若以福建話來譯音,他們的名字音近:漢大仔、漢則捌、漢巧斯都理、漢禮基、漢禮球。他們的名字裏,除了Kasturi為馬來語外,其餘音近福建話。Kasturi取自馬來語的麝貓,據說他本身喜歡麝貓,所以才取了這個名字。而他們的姓氏「漢」,有可能是取自福建話的韓或樊姓。
5位錦衣衛隱蔽身份,改頭換面,衣食住行完全當地化。他們武功高強,受蘇丹邀請當內臣,忠心耿耿為蘇丹效命疆場,無人可敵,成為絕代英雄。他們暗中奉命尋找建文帝,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尋不到就不必回去。結果當然尋不到建文帝,因而終老於馬六甲。
以上只不過是民間流傳的傳說,不可當真。大家泡了咖啡或茶,一面品飲,一面閱讀,讀完這個傳說故事,或許帶給你一個愉快的周日哦!(1.11.2015 《星洲日報》副刊文化空間專欄)
白垚《舊詩紀事》
我愛新詩亦愛舊詩,現代詩之餘,偶用舊詩紀事,以其簡而易寫易記。下面幾則,或當時草草記下,或事後追記,記的多是當年藝事,部分可作為我的行狀,按年份編列,可作另類年表。
[文壇9則]
《五嶼光景》
讀史讀經還讀劍,江山如畫復如煙,
漫道五嶼光景好,我混龍蛇濁水邊。
(1957年,臺大畢業,入《學生周報》,赴新馬。五嶼,馬六甲舊稱。濁水,吉隆坡爛泥河。)
《學報青青》
學報青青縱所知 ,俚歌班頓竹枝詞,
文章家國華巫印,藝事春秋禮樂詩。
(1957-1967年,在《學生周報》當記者、編輯,兼通訊部活動,工作和學習相長,認識不少作者、讀者、通訊員、學友等優秀青少年,他們多才多藝,日後多成知友。)
《浪拋新卷》
浪拋新卷傖夫惱,噪據山頭縱斧刀,
兒戲何妨長眼看,飄風驟雨不終朝。
(1958年·,《蕉風》詩冊《美的V形》引起論爭。現代詩踉蹌起步,有點孟浪,但如斯稚嫩,卻招來刀斧,也大非所料,當年很是阿Q,遂以兒戲觀之,其實,縱刀斧的人認真得很。)
高原說藝
高原說藝會文時,青在篇章綠在枝,
方外少年多秀美,初聲想象宋新詞。
(1962年,《學報》、《蕉風》在金馬侖高原,合辦兩刊的青年作者野餐會,亦工作學習相長也。)
彩筆華弦
為書麗寶南來事,細檢輿圖共簡編,
采得古城花百朵,我揮彩筆向華弦。
(1957年,初聞漢麗寶故事。1963年,開始構思劇本《漢麗寶》,試以現代詩入歌。華弦指作曲家陳洛漢,日後《漢麗寶》屢獲佳譽,皆陳氏歌曲之功。彩筆應為拙筆,當時,年不少而氣盛,故有此誤。)
閑話四編
主義誇誇無俚甚,蛙鳴各各井觀天,
文壇攘攘吾違眾,現代詩閑話四篇。
(1964年,寫〈現代詩閑話〉4篇,至今觀之,仍是閑話。回顧來時路,當年多少有些勇往不知前路險的莽撞。)
嚇然冬烘
鴻蒙開辟巧題詩,嚇煞冬烘語費思,
蕉窗開後風能透,豈關立異與標奇。
(1969年,與牧羚奴、李蒼、姚拓改版《蕉風》,202期起,十分現代,校完清樣後返家,卻寫下這首七言絕句記事。)
現代文風
現代文風浩蕩開,冰峰解凍雪山頹,
溶溶化作天河水,灌向千溝萬壑來。
(1969-1981年,現代文學在《蕉風》、《學報》跌跌撞撞了十多年,終與完顏藉、牧羚奴合編《南洋商報》的《文藝》、《文叢》會合,風氣大開。)
江山如畫
風雨滿城曾昨夜,江山如畫又今朝,
河川九派沈刀斧,竟起龍樓百丈高。
(1999年,會雅蒙、早慧、淑貞、春美諸小友,說舊事,話今朝,想起〈浪拋新卷〉一詩中的刀斧,是真兒戲了,當年的阿Q並不阿Q,大慰。)(南洋文藝 5/6/2000)
白垚《播越千般》
人面桃花依舊在,殷勤崔護去還來,
千般播越餘心跡,湖畔詩書亦快哉。
(1991-1999年,多次返馬與舊友說藝談文。後退休,結廬湖畔,重寫歌劇劇本《寡婦山》。)
白垚《寡婦山 5 則》
《寡婦山前》
江湖世代幾相傳,寡婦山前石一尊,
我聽龍舟勘故卷,渤泥舊事未全湮。
(《寡婦山》是我的第二部歌劇劇本,寫渤泥舊事,傳說來自龍舟唱詞。)
《潮生滄海》
雲山自有貞魂在,滄海誰憐劫後身,
十里潮生明月夜,尚吹蘆管佇征人。
(渤泥〔今沙巴〕有山名“神山”,傳說杜順公主在山上望夫成石,因名“寡婦山”。)
《琴臺錦瑟》
明時殘月宋時津,省識東風有幾人,
涉筆炎方癡說夢,琴臺錦瑟付黃陳。
(《寡婦山》有兩套歌劇曲本,吉隆坡陳洛漢譜之於前,檳城黃振文譜之於後。劇本歷經修訂,陳本1991年定稿,黃版1998年修訂。)
《海上歌行》
檳城島上黃公子,譜我歌行寡婦山,
四海管弦編大曲,龍船燈火未闌珊。
(1998至2001年,檳城黃振文,為《寡婦山》譜成歌劇。)
《麗寶神山》
新詞麗寶曲填初,再賦神山樂自如,
我予陳公一肝膽,陳公報我雙鯉魚。
(2001年11月,吉隆坡第卅四屆歌樂節,將綜合清唱陳黃雙本的《寡婦山》。陳公即陳洛漢,首譜《漢麗寶》,再賦《寡婦山》。)(南洋文藝 9/6/2000)
《南洋文藝》張永修主编的話
1997年11月在吉隆坡舉行的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身在美國德薩斯州的白垚再度被提起。他的詩作〈麻河靜立〉,被列為“大馬第一首現代詩”的說法引起相當激烈的討論。
白垚原名劉伯堯(又名劉國堅),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縣,1957年南來新馬。〈麻河靜立〉詩成於兩年後。60年代,白垚主編《學生周報》,影響深遠。今日許多文壇中堅,如本輯特約作者張錦忠、雅蒙、梅淑貞,即為當年《學報》班底。1969年白垚與牧羚奴、李蒼、姚拓改革《蕉風》,共組編輯團。在《學報》、《蕉風》時期,白垚以劉戈、林間、嚴三湄、葉小柔、菁菁等筆名發表詩文。
臺大歷史系畢業的白垚亦以詩筆寫史。1971年,他的《漢麗寶》得陳洛漢譜曲後上演,為大馬第一部華語歌劇。此詩後又編成舞劇,在國內外多次演出。《漢麗寶》與將在今年歌樂節上演的《寡婦山》,及幾年前完稿的《默迪卡》,共同組成《海上三部曲》,敘述華裔先人當年過海南來篳路之事。
21世紀第一個國際詩人節(6月6日)前夕,《南洋文藝》特為“大馬第一首現代詩”作者作輯,並願借詩人之句:“九月的風雨裏縱一切都零落/ 但你仍有著我全部不變的愛情”,獻給所有文學同好。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1-朱棣如願以嘗地即皇帝位了,他的政治對手建文帝朱允炆的蹤跡,卻成了千古之謎。幾百年前南京宮中的那場大火早已灰飛煙滅,人們對建文帝的尋找還沒有停止。
1相互矛盾的歷史記載
關於建文帝在皇宮中的結局,官修的《明太宗實錄》是這樣記載的:
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諒,而遽至此乎:……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
《明太宗實錄》修於宣德年間,由於政治原因,官修的實錄一定是代表官方利益的。因此,一些關鍵和微妙的事常常被隱諱或用曲筆,是不可信的。按《實錄》的記載,建文帝已被燒死,而且還得到了禮葬。有的說用的是親王之禮,有的說用的是天子之禮。無論是天子之禮還是親王之禮都是極為隆重的,果然如此的話,有誰見過殯葬的儀式:墳墓在哪裏呢: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建文帝被燒死,是符合朱棣的利益的。建文帝被燒死,就可以斷絕天下人的希望和企盼,朱棣也可以安心地做皇帝了。建文帝活在人世,就是朱棣父子的一塊心病。以情理推斷,哪怕有一點可能掩人耳目,朱棣也會給建文帝辦個葬禮、修個墳墓了事。正因為朱棣連自己都欺騙不了,所以才無法發喪建墓。《實錄》記載是從當政者的政治利益出發的,他們宣稱建文帝已死,就是要讓天下人死了心,讓建文帝的追隨者們死了心。既沒有人見過發喪,又沒有人見過墳墓,《實錄》的記載無疑是一大謊言。也正因為這謊言太容易識破了,所以民間根本不相信建文帝已死,才會有種種的猜測和謠言出現。
還有幾件事,助成了種種謠言和傳說的出現。
2.溥洽和尚藏匿過建文帝嗎
《明史》透露出的一個線索,是在民間引起猜測的一個原因。《明史》姚廣孝傳說:
(永樂)十六年三月(姚廣孝)入覲(朱棣),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懽,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
溥洽是建文帝的主錄僧,明成祖朱棣為什麽關了溥洽:因為他聽到了兩個傳言:“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但不論是“有言”,還是“或言”,都並非確指,都不足以確認建文帝為僧遁去,或建文帝匿於溥洽所。姚廣孝是燕王朱棣的主錄僧,他與溥洽,一服務於建文帝,一服務於燕王,兩人各為其主,對於同為主錄僧的溥洽有同病之憐,他要求釋放被久系的溥洽,雖然不免是出於同情心,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相信“建文帝為僧遁去”,或“匿溥洽所”,於是想在臨終前替溥洽開脫。然而,姚廣孝不相信不等於民間不相信。相反,這兩點猜疑越傳越遠,越傳越豐富。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 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2
3.神秘的胡濙、張三豐
既然合法的皇帝下落不明,篡位的皇帝派人到處訪察其下落,就顯得合情合理了。一些人雖然不相信建文帝在各地流亡的種種傳說,但卻也懷疑建文帝並沒死於大火,而是在亂中逃出了皇宮。於是像明朝沈德符等人的一些書中,便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少帝(建文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明成祖朱棣)遣胡濙托訪張三豐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
晚明黃景昉的《國史唯疑》卷之一也這樣說:
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築洞中,遣鄭和東南行,求之甌、越、閩、廣間。海外幾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差類當日情景。
鄭和的遠航另議。這裏先說胡濙。胡濙是誰呢:這個人很神秘。《明史》《胡濙傳》說:
永樂元年(胡濙)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禦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胡濙是朱棣派出的一個秘密偵探。但胡濙傳中說他出巡的任務不僅是尋訪建文帝,而是有好幾項:頒禦制諸書;訪仙人張邋遢;間以民隱聞。另外,還有一項重要任務,《明史》《胡濙傳》又說:
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為飛語謗太子。帝(朱棣)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馳上監國(皇太子)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
原來,漢王與皇太子爭奪繼承權,誹謗皇太子,朱棣對皇太子不信任,就派胡濙前往秘密調查。胡濙當時是戶科給事中。明朝制度規定,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給事中作為言官,對於朝廷上下的事無所不管。當然,有些官員也可以在六科掛名,承辦皇帝交給的特殊任務。胡濙出巡所幹的都是秘密任務,即使朱棣出征在外,即使朱棣已經就寢,他也要趕去匯報。但問題在於,在朱棣床邊他們兩個都說了些什麽,誰也不知道。
正因為胡濙本人行蹤就很詭秘,而此時建文帝又下落不明,所以就助長了人們的聯想與猜測。我懷疑《明史》的作者也受到了民間傳說的干擾,把猜測之詞寫進了史書:“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在胡濙的各項任務中,有一項可以證實,那就是訪仙人張邋遢。
4.仙人張邋遢
張邋遢本名張三豐,因不飾邊幅,被稱為張邋遢,屬於神仙術士者流。《明史》將其入於方伎列傳中,說“或言三豐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
《明史》大抵秉承了“不語怪力亂神”筆法,所以一般不記載神仙鬼怪的事,但還是記載了一些張三豐所謂異行:說他——
“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須冉如戟。寒暑唯一納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遊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遊於武當諸岩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
“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湘、漢,蹤跡益奇幻。”
“明初,周顛、張三豐之屬,蹤跡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妄誕取寵者所可及。”朱元璋聞其名,曾於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
“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賫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僥,積數年不遇。”後來,朱棣“命工部侍郎鄒進、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約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豐言。”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3
朱棣派胡濙尋訪張三豐,是由於朱元璋“遣使覓之不得”才又進行的。而且胡濙帶著朱棣的“璽書”,準確無疑。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當年修建的巍峨的武當山道觀,已被稱為道教南方第一叢林。所以,說朱棣派胡濙去訪張三豐就是去訪張三豐,並非托言,不像尋訪建文帝只是猜測的、可能的。另一件事的發生,就使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傳越亂。那就是楊應祥的出現。
5.楊應祥是建文帝嗎:
沈德符《萬曆野獲篇》記載:
甲戌年(萬曆二年),今上(明神宗朱翊鈞)禦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考,但相傳正統間,於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禦使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張居正)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張居正所說的《國史》,就是《明實錄》。筆記中說的“英錄”,就是《明英宗實錄》。張居正在萬曆初年為內閣首輔,久在朝中任職,處於統治核心,熟悉典故制度,像這樣的的上層人物對建文帝的事都說不清楚,可以想見民間傳說的情況。
《明英宗實錄》對此事的記載,見於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
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云:“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還國。”謁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鞫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遊兩京、云、貴,以至廣西。上命錮之錦衣衛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
這本是一個詐騙案,事實本末本清楚無疑,幾個僧人共謀,由九十餘歲的老僧楊應祥假冒建文帝。事敗,老僧被關入錦衣衛監獄而死,同謀僧人被處戍邊。案子已經了結。
建文帝生於洪武十年(1377年),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不過六十三歲,老僧九十餘歲,必假無疑。老僧有名有姓,載在《實錄》,當年鞫獄之人必不敢杜撰。經過永樂二十二年、洪熙、宣德十一年,又經過正統五年,建文帝的事已經過去了三十八年。當時社會安定,即使建文帝在世,他的手中已沒有一兵一卒,也不會構成威脅。朝廷已沒有必要因他的出現而恐懼。事實上,朝廷的處置也有分寸,僅楊應祥一人被關入監獄而死,其餘人被罰充軍戍邊,並未將活口一律封殺。
結論是楊應祥並非建文帝,建文帝並沒有出現。
可是,楊應祥詐騙案的敗露,非但沒有堵住人們的嘴,反倒給人以更大的想像空間。民間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來越多。到了萬曆年間,竟然有了本末詳盡、細節完整的記載。連一些號稱嚴肅的學者也不免被其迷惑。國史唯疑說:“程濟之《從亡隨筆》、許仲彬之《致身錄》出,二百餘年之晦跡始彰,疑案盡解。”
6.清修《明史》的尷尬與矛盾
明朝滅亡以後,靖難之役的利益相關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史家們可以心平氣和地寫這段歷史,但是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然說不清。清朝官方組織人力,由張廷玉主持編寫《明史》,在關於建文帝的下落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的辯論,最終《明史》是這樣記載建文帝的結局的:
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在不到四十個字中,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竟有三種的說法:一、不知所終;二、焚死;三、由地道出亡。
自燕軍攻入南京(建文四年,1402年)起,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百多年過去了,關於建文帝的下落還是沒有結論。當年參與修明史的都是朝野的飽學之士,而且在修明史時又搜集了大量官私史料,經過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明史》以體例嚴謹,敘事縝密而著稱,當時學界考據之風盛行,學者都以辨疑發覆為能事,但我們在這部煌煌的“正史”中看到的,卻是史臣們對建文帝蹤跡的莫衷一是,聚訟紛紜。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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