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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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德政時評
今時不同往日:習近平再訪大馬,華社只剩「看熱鬧」的份?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闊別12年再度訪馬,但跟2013年他首次國事訪問馬來西亞相比,感覺嘛,只能說:今時不同往日。這回,幾乎和本地的華社、華團、華商沒什麼直接關系,頂多只有「看熱鬧」的份。
講真,2013年那一次,我可是親身參與,當時我在馬中貿易相關單位打工,在幕後幫忙協調工作,雖然只是小咖,但也有少少發言權。那次有兩場重量級活動,讓我記憶猶新:大馬華社歡迎習近平主席午宴和馬中經濟峰會。
當時歡迎午宴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由郭鶴年老先生坐鎮,幾乎所有有頭有臉的華社領袖都到齊,個個精神奕奕,然後歡天喜地去和習主席夫婦大合照。這種級別的合照,沒份量都進不來,有錢也買不到。
當天場地佈置的背景板,寫著全中文,沒有馬來文也沒有英文,居然也沒人說三道四,反正都是「自己人」嘛。那時的政治氣氛比現在寬鬆得多。主席講話還提到熱浪島的沙灘和梁靜茹的美妙歌聲——我一邊吃飯一邊聽,差點笑出聲,心想:「習主席你也很接地氣咧!」
午宴後,習近平馬不停蹄趕去KLCC convention center,和當時的首相納吉同台出席馬中經濟峰會。當著全國媒體和外交高官的面,兩國政府發布了實實在在的五年經貿合作規劃,有數字、有目標、有行動—更重要的是,有項目、有企業簽MoU,不是來應酬亮相就走人的。(臉書17.4.2025)
時政新聞眼丨習近平再訪馬來西亞,中馬關係如何開啟新的「黃金50年」?
4月16日,習近平主席對馬來西亞的國事訪問活動密集展開。
時隔12年再次訪馬,如何續寫「綿延千年」的傳統友誼?如何開啟中馬關係新的「黃金50年」?讓我們透過時間,讀懂習主席這次歷史性訪問。
1、歷史性訪問
2013年,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首次出訪東南亞,其中一站就是馬來西亞。
時隔12年,習主席此次馬來西亞之行對推動中馬關係提質升級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馬來西亞高度重視習主席此訪,給予高規格接待。
15日,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率高級官員到機場迎接。當晚,安瓦爾在社交平台發文,表達對習主席到訪的歡迎和期待:「此次訪問必將使兩國受益,並將繼續加強基於相互尊重的友好關係。」
16日,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國家王宮廣場為習主席舉行隆重歡迎儀式,隨後兩國元首舉行會見。安瓦爾總理全程陪同。
當天下午,習主席同安瓦爾總理舉行會談。在一系列國事活動中,中馬傳統友誼被反覆提起。
回望傳統友誼,更能感悟「為鄰之道」。
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習主席指出,兩國友好在悠久歷史中孕育,在文化交融中生長,在互惠互利中鞏固,在風雨同舟中升華,展現了以心相交、以誠相待、以義為持、以和為貴的共同價值追求,體現出兩國人民的歷史智慧和勇氣,是兩國共同的寶貴財富。
重溫戰略抉擇,方能攜手「大道之行」。
馬來西亞同中國建交時,正逢冷戰時期。消除遏制、打破堅冰,需要戰略勇氣和遠見。此訪之際,習主席在馬來西亞媒體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回憶,「51年前,中馬兩國領導人衝破冷戰陰霾決定建交,開創了中國同東盟國家關係的先河。」
歷史啟迪未來。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習主席指出,「雙方要在下一個50年繼續把握歷史主動,勇立時代潮頭」。(2025年04月|來源:央視新聞)(下續)
2、開啟中馬關係新的「黃金50年」
去年,中馬兩國隆重慶祝建交50周年。今天,中馬關係如何開啟新的「黃金50年」,備受矚目。
2013年習主席訪馬期間,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2023年,習主席同訪華的安瓦爾總理宣布共建中馬命運共同體,開啟了雙邊關係新的歷史篇章。
今年此訪,中馬兩國領導人就雙邊關係提質升級達成新的重要共識——共同打造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
如何理解中馬命運共同體的「高水平戰略性」?
先來看「戰略性」。
習主席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就建設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提出三點意見,首先強調的是「堅持戰略自主,開展高水平戰略協作」。
他指出,中馬兩國都堅持自立自強,反對外部干涉,要繼續攜手走好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把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戰略性還體現在政治互信。安瓦爾總理在會談時說,馬方願同中方深化戰略溝通,鞏固政治互信。易卜拉欣最高元首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都將攜手共進、合作共贏,推動高水平戰略性命運共同體建設。
再來看「高水平」。
2024年,中馬雙邊貿易額達2120億美元,比兩國建交時增長近千倍。進一步深化務實合作,是建設中馬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義。
習主席在會談時提出的第二點意見,是「凝聚發展合力,打造高質量發展合作標桿」。會談現場,習主席就兩國下階段務實合作明方向、劃重點。
當天,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中馬雙方交換30多份雙邊合作文本。安瓦爾總理表示,習主席此訪取得的創紀錄合作成果,對馬方意義重大,馬方深受鼓舞。
「高水平戰略性」的另一個維度,是心靈契合、以心相交。
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習主席提出的第三點意見,是「傳承世代友好,深化文明交流互鑑」。
去年,在互免簽證政策帶動下,兩國人員往來近600萬人次。在此訪中,習主席指出,以簽署互免簽證協定為契機,大力開展旅游、青年、地方交流,深化文化、教育、體育、電影、傳媒等合作。「中馬兩國人民要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常往,促進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鑑,增進彼此特別是青年一代相知相親。」
3、「守護好亞洲家園的美好發展前景」
習近平主席這次馬來西亞之行,既推動中馬命運共同體建設邁上新台階,對推動中國同東盟關係整體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馬來西亞是開啟東盟同中國合作的先行者、引領者。今年,馬來西亞同時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和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
此訪期間,習主席多次表示,中國全力支持馬來西亞履職2025年東盟輪值主席國,期待馬來西亞作為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更好發揮橋梁作用。
面對當前來勢洶洶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中馬兩國領導人的表態擲地有聲。
習主席表示,中方願同地區國家一道,盡早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議定書,以開放包容、團結合作抵制「脫鉤斷鏈」、「小院高牆」和濫征關稅,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回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亞洲的穩定性和確定性應對世界的不穩定和不確定。
安瓦爾總理回應,面對單邊主義抬頭,馬方願同中方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風險挑戰。東盟不會贊同任何單方面施加關稅的做法,將通過合作聯合自強,保持經濟增長。
習主席這次東南亞之行,是中央周邊工作會議之後首次出訪。中國以全球視野審視周邊,堅定選擇攜手周邊國家共創美好未來。
16日晚上,在安瓦爾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習主席發表致辭。他鮮明指出:「面對當前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遭受沖擊,兩國將同地區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抵御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暗流,沖破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逆流,守護好亞洲家園的美好發展前景。」
推動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破浪前行,攜手打造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這是中馬兩國的共同選擇。
愛墾APP:文化、文史、文創與人工智能~~文化、文史與文創在與人工智能(AI)結合時,展現出深刻的轉變和多層次的互動關係。AI不僅在技術層面為三者提供了工具,也在理念、實踐和社會影響層面,改變了它們的內涵和外延——
文化與AI的關係:語境與賦能
AI的介入:文化的擴展與重塑
語境建構:AI技術幫助分析文化語境。例如,通過自然語言處理(NLP),AI能夠解讀文化文本、方言和語料,從而構建跨語言和跨文化的對話環境。
文化歸檔與保護:AI應用於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如3D建模、圖像修復和語言翻譯),幫助瀕危文化實現保存和傳播。
文化演變的加速:生成式AI(如ChatGPT或DALL-E)通過創作文學、藝術和音樂等形式,直接參與文化內容的生產,加速文化變遷的節奏。
AI對文化的挑戰
文化同質化:AI技術容易推動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趨同,例如通過算法推薦主流文化內容,可能忽視小眾或地方性文化。
文化權威性:AI生成的內容(如虛構的神話故事或歷史)可能引發對文化真實性的質疑。
倫理爭議:如何在AI技術開發和應用中平衡普世倫理與特定文化價值,是文化學者和技術界必須應對的難題。
文史與AI的關係:解析與賦新
AI在文史領域的應用
文本分析與模式識別:AI可以快速處理海量歷史文獻,提取事件脈絡、人物關係和思想發展。例如,通過圖靈模型識別文學中的主題模式或作者風格。
歷史復原與敘事補充:AI圖像修復技術復原破損文物和藝術品;同時,AI模型可以生成基於現有數據的歷史補全敘事。
知識圖譜與跨學科整合:AI構建的知識圖譜能夠連接文史研究中的分散數據,幫助發現隱藏的歷史關聯。
AI對文史的挑戰
歷史客觀性問題:AI生成的歷史敘述是否能完全忠實於文獻依據,抑或包含算法和數據偏見?
文史研究者的角色轉變:隨著AI承擔基礎分析任務,學者的價值從「記述者」轉向「解釋者」與「策展者」,強調思辨與創造性。
時間性的衝突:AI對文史材料的即時處理與歷史學的長期視角可能在節奏上產生矛盾。
文創與AI的關係~~創新與實踐
AI助力文創的方式
創意生成:AI在視覺設計、音樂創作和敘事編排等方面能生成新穎的作品。例如,DALL-E生成藝術畫作,ChatGPT編寫小說或劇本。
個性化體驗:AI根據用戶數據定制文創產品和服務,如虛擬博物館導覽、沉浸式演出、交互式故事等。
高效生產:AI通過自動化設計和優化流程(如市場分析、受眾預測),提升文創項目的經濟效率和市場精准度。
跨媒介融合:AI可以實現多模態創作,將文字、圖像、聲音等多種媒介融合,拓展文創的表現形式。
AI對文創的挑戰:原創性與版權問題:AI生成內容的原創性如何定義?它是否侵犯了現有作品的知識產權?
創意依賴風險:文創領域如果過度依賴AI生成,將削弱人類的想像力和審美能力,可能導致「形式大於內容」的傾向。
經濟分配問題:AI在文創生產中的主導地位可能導致內容創作者的角色被邊緣化,從而引發勞動市場的分配不公。
AI與文化、文史、文創三者之間的整體關係
AI作為「媒介」與「合作者」:AI不僅是三者的工具,也在逐步成為合作者,參與文化、文史和文創的生產過程。例如,AI既可以幫助研究文化的歷史根基,也能夠以生成式創作為文化創造新的表達。
AI賦能「共創」與「傳播」:AI促進了跨文化、跨代際的「共創」模式。例如,文史研究中通過AI找到過去與當代的隱性關聯;文創實踐中讓文化資源以現代方式傳播。傳播層面,AI優化內容分發方式,幫助文化與文創產品到達全球不同受眾。
AI推動「反思」與「重塑」:AI的介入引發了對文化和文史本質的反思。它模糊了「人類原創性」與「技術生成性」的邊界,促使人類重新定義文化、文史和文創的核心價值。
提高AI與文化、文史、文創結合質量的建議
技術與人文深度融合:AI開發需要融入更多人文社會學知識,避免算法工具化對文化與歷史的割裂性影響。
強化地方性與多樣性:鼓勵AI在處理文化與文創資源時關注地方特色與文化多樣性,避免趨同化的內容生產。
建立倫理與法律規范:針對文史研究和文創生成的原創性、版權和數據偏見問題,建立明確的法律框架與倫理准則。
提升公眾數字素養:通過教育和培訓,幫助文化、文史、文創領域從業者掌握AI工具,避免技術鴻溝。
倡導跨學科合作:文化學者、歷史學者、AI工程師和設計師應建立跨學科交流機制,共同推進文化與技術的協同創新。
總結:AI正以深刻而多維的方式,參與到文化、文史與文創三者的實踐中。它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伴隨挑戰。只有通過技術與人文的深度融合、倫理反思與實踐創新,才能真正實現三者在AI時代的繁榮與發展。
韓炳哲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後敘事時代」,個人和社會通過宏大敘事來構建意義的能力正在喪失。他批評新自由主義和數字技術將人類體驗碎片化,使敘事被即時滿足和無意義的信息流所取代。
宏大敘事(如宗教、歷史或文化故事)曾賦予人類以方向感,而現代社會的數字化生活傾向於即時性與孤立的微敘事。
技術與消費主義推動的「數字自戀」破壞了敘事所需的深度反思與時間積累。
敘事與時間性:意義的喪失 Narrativity and Temporality
韓炳哲將敘事與時間性聯系起來,認為敘事是一種將事件編織為意義整體的時間實踐。然而,現代社會的快節奏與即時性割裂了時間的連續性,破壞了敘事的結構。
敘事的本質在於「時間的持久性」(durability of time),但數字技術時代強調「即時滿足」(immediacy)和「短期體驗」(shortterm experiences),導致敘事的斷裂。
他引用聖奧古斯丁對時間的思考,指出敘事的時間感具有深層存在意義,反映了人類對未來的希望、對過去的記憶以及對當下的行動。
數字時代的孤獨與敘事危機 Digital Isolation and the Crisis of Narrativity
他批評社交媒體塑造的「表演性自我」(performative self),認為這種現象進一步導致了敘事的崩潰。數字文化推崇快速而淺薄的互動,卻難以承載深度的敘述和情感連結。
社交媒體中的「點贊文化」消解了深度對話的可能性,個體越來越無法通過敘事來理解他人或社會。
敘事本質上是一種關係的實踐,而數字化生活導致「孤獨的共存」(lonely coexistence),個體被隔絕於虛假的互動之中。
敘事的療愈功能 Narrative as Healing
韓炳哲強調敘事具有「療愈性」,它能夠幫助個體和群體從創傷中重建意義。然而,在一個敘事危機的時代,人們變得越來越難以通過敘事修復受損的身份和社會關係。
敘事是歷史性創傷和集體記憶的重要工具,它賦予痛苦以語言和形式,使人類能夠超越創傷本身。
他批評現代社會對「正能量」和「快節奏修復」的推崇,指出這是對深層敘事療愈過程的扭曲。
詩性敘事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Poetic Narration
韓炳哲提出了一種替代性的解決方案:通過回歸「詩性敘事」(poetic narration),重新發現人類與世界的關係。他認為,詩性敘事以緩慢、沉思和開放性為特征,與技術時代的快速、確定性形成對照。
詩性敘事能夠超越消費主義敘事的淺薄,將人類的經驗與宇宙的整體性重新聯結。
這種敘事強調像徵與隱喻,能夠通過間接性和多義性承載複雜的情感和意義。
影響:韓炳哲在《敘事危機》中通過對現代社會敘事消退現象的深刻分析,指出了技術、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對人類存在的意義危機的加劇。他的核心理論不僅對文化理論、哲學和社會批評有重要啟發,也為應對敘事危機提供了重新思考敘事的可能路徑。
值得深究的問題:如何通過詩性敘事修復技術時代的意義缺失?在數字化和社交媒體中,是否存在新的敘事形式可以替代傳統的宏大敘事?
(《敘事危機》作者: [德]韓炳哲;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原作名: Die Krise der Narration.;譯者: 李明瑤;出版年: 2024-5)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需要新文科。高等教育是興國強國的「戰略重器」,服務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根本上要求高等教育率先實現創新發展。文科佔學科門類的三分之二,佔專業種類和在校學生數的半壁江山。文科教育的振興關乎高等教育的振興,做強文科教育推動高教強國建設,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新文科建設刻不容緩。
文科教育融合發展需要新文科。新科技和產業革命浪潮奔騰而至,社會問題日益綜合化複雜化,應對新變化、解決複雜問題亟需跨學科專業的知識整合,推動融合發展是新文科建設的必然選擇。進一步打破學科專業壁壘,推動文科專業之間深度融通、文科與理工農醫交叉融合,融入現代信息技術賦能文科教育,實現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設勢在必行。
我們的遵循:
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發展之路
堅持尊重規律。尊重文科教育特點和人才成長規律是新文科建設高質量推進的基本前提。文科教育教學兼具價值性與學術性,強化價值引領是新文科建設內在要求。不斷提高高等文科教育的時代性、科學性和創造性。
堅持立足國情。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是深耕新文科的肥沃土壤。推進新文科建設,要堅持不懈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形成中國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教學體系,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堅持守正創新。在傳承中創新是文科教育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丟棄傳統,就是自斷根基;不求創新,必然走向枯竭。新文科建設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於求變,要立足兩個大局,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主動適應並借力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現文科教育高質量高水平發展。
堅持分類推進。文科門類眾多、特色各異的特點決定了新文科建設必須分類推進。要根據各自學科專業特點,結合行業領域特定問題,促進八大學科門類特色發展,實現文史哲促人修身鑄魂、經管法助力治國理政、教育學培元育才、藝術學美人化人。
我們的任務:
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文科人才培養體系
明確總體目標。推動文科教育創新發展,構建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學生、學術、學科一體的綜合發展體系,推動形成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派,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不斷增強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
強化價值引領。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價值導向性,堅持立德樹人,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提高學生思想覺悟、道德水准、文明素養,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新時代文科人才。
促進專業優化。緊扣國家軟實力建設和文化繁榮發展新需求,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趨勢,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與文科專業深入融合,積極發展文科類新興專業,推動原有文科專業改造升級,實現文科與理工農醫的深度交叉融合,打造文科「金專」,不斷優化文科專業結構,引領帶動文科專業建設整體水平提升。
夯實課程體系。緊緊抓住課程這一最基礎最關鍵的要素,持續推動教育教學內容更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最新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引入課堂、寫入教材,轉化為優質教學資源。鼓勵支持高校開設跨學科跨專業新興交叉課程、實踐教學課程,培養學生的跨領域知識融通能力和實踐能力。
推動模式創新。以培養未來社會科學家為目標,建設一批文科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高地。聚焦應用型文科人才培養,開展法學、新聞、經濟、藝術等系列大講堂,促進學界業界優勢互補。聚焦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加大涉外人才培養,加強高校與實務部門、國內與國外「雙協同」,完善全鏈條育人機制。
打造質量文化。堅持學生中心、堅持產出導向、堅持持續改進,構建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建設文科特色質量文化。建立健全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文科教育質量常態監測體系,實施文科專業認證,強化高校質量保障主體意識,促進文科人才培養能力持續提升。
中國高等文科教育為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踐行中國道路,為托起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堅定前行!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國新文科建設,我們從這裡啟航!
(原題《新文科建設宣言》正式發佈;2020-11-03 中國教育部;原載《中國高教研究》2008 年第12 期,有更動)
(續上)第四,中國要建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確立行業價值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行業價值是社會道德的重要「蓄水池」,是抵擋一個社會惡劣風氣的中流砥柱。什麼叫做行業價值?比如說,一個小孩子出於好奇,問山的那邊是什麼、大海的後面是什麼、太陽升起的地方後面是什麼等等。這種好奇之心,並不是由於愛國或找工作等任何外部原因。但是順著這種好奇之心,長大了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
人們熱愛科學,從人性基礎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世界上有很多偉大的科學家,世界級的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牛頓、伽利略之所以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就是因為從小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未知欲,且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假如我們把歷史上所有的科學家都打扮成愛國的典范,說這些人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就是為了給中華民族爭光,就是因為愛國,他們都是因為愛國才成為科學家的。一個科學家愛國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偉大成就一定能夠給自己的祖國掙光。
但是,如果我們把愛國當成是科學研究的主要動力,要人們出於這樣一種政治性或者國家民族的目的來追求科學,實際上科學真正的基礎反而被掏空了,因為科學真正的基礎在於滿足人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你不能夠說牛頓是因為為了給英國人民爭光才成為了牛頓力學的發明者,你不能說愛因斯坦是為了報效德國,為了把德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奮斗,才成為愛因斯坦的。恐怕不好這麼說的。換言之,假如愛因斯坦從小就是為了報效德國,為了把德國建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奮斗,他是不是能成為愛因斯坦,恐怕還是個問題。
我們強調愛國固然沒錯,但是我們一定要尊重行業價值,每一個行業有它自身獨立的基礎,有它自身獨立的邏輯,而這個邏輯基礎在於人性的深處。一個行業的生命力在於人們從自己人性的邏輯出發,在這個行業找到了自身潛能發揮的空間,所以這個行業對它來說才是比生命還要更加寶貴的,這個行業才是它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假如我們把所有的行業都理解為圍繞著一個愛國這個目的,或圍繞著一個至高無上的原則而存在,那麼這個行業自身在人性深處的基礎反而被漠視,如此這個行業是不可能真正繁榮的。越是想為國爭光,你越是出不了世界級的科學家,越是爭不了光。
從今天社會現實的角度講,破壞行業價值基礎的除了有政治因素之外,還有經濟因素。那就是金錢主導一切,金錢收買人心。比如說足球是大家都很喜愛的,一個小孩子從小喜歡踢足球,他並沒有想到是不是可以掙大錢、出大名,他就是喜歡。每個人只要參與到這項活動裡面,這個行業對於他的價值就是不言而喻的,那些世界級的球星也就是因為把這個行業原則堅持到底,把自己人性的潛力發揮到底,才成為世界級球星的。但是假如一個運動員被告知這場球他只能輸不能贏,輸一個球得幾十萬,他就不可能暢快淋漓地去踢球了,他必須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足球對於他來說本來是富有意義的一項活動,現在就變得沒有意義了,換言之足球這個行業的價值被金錢掏空了。
當一個行業的價值被掏空,行業從業人員對於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將沒有敬畏、沒有崇高感和神聖感,不可能把它當作比自己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來愛惜,所以行業的規則可以隨意地踐踏、隨意地破壞,行業永遠不可能自主地建立起來。
儒家特別強調社會的自治,因為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什麼事情都由政府包辦是不可能的。儒家在歷史上講孝道,而這個孝道實際上是在強調一種社會的自治,至少是非常有利於社會的自治。古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裡面,讓每一個家族自己管理自己,每個家族把自己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就安定了,國君就少操心了,這是對統治天下最好的方式,幹嗎不去采用呢。所以中國古代的帝王都很聰明,都非常尊重儒家的孝道思想。
以古喻今,雖然我們今天不是主要生活在家族裡面,但是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行業-社會空間裡。如果每一個行業都自治了,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基礎,人們就都在自己的行業裡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這個社會也就安寧了、太平了,對統治者來說是一本萬利的好事情。
行業價值的缺失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非常認真面對的大問題,能夠決定中華民族能不能建成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能夠決定中國各行各業可否真正走向繁榮、領先於世界、給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我們能不重視嗎?
(摘自: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見:愛思想 2018-06-19;本文原為在武漢大學「國家文化軟實力高峰論壇暨《文化軟實力研究》創刊發布會」上的發言,2016年6月5日,這裡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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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儒家徐復觀與牟宗三都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因而當我在上個世紀八○年代晚期就讀東海大學哲學系時,基本上即沉浸在新儒家的學術氛圍中。新儒家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在方法論上則強調中西哲學的會通。這對我的學術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從那時開始,我無日不思考的問題,即在於應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所在,以及如何能為中國在現代的挫敗,找到未來文化發展的出路。經歷三十年多來曲曲折折的探索,直到現在,對於這些問題,我才慢慢能將我的看法表達出來。這次能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的獎勵,我因而首先必須感謝在這一路上護持我成長的師友,以及學界對我目前尚嫌微薄之研究成果的肯定。
在學術的分工領域裡,我一向沒有被歸類為中國哲學的專業研究者,而我的確也不具備那樣的資格。之所以心嚮往之,但力不能至,主要是因為我一直認為,如果我尚未能 「一口吸盡西江水」 的話,那麼我如何能找出中國哲學有別於西方哲學的核心內涵與思維特色所在。是以當我在大學時代通讀唐 (君毅)、牟、徐等新儒家諸先生的大作,並從中獲得很大的精神感召與思想啟發之後,我還是隨即就轉向西方哲學的研究。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康德、羅爾斯、現象學,自此一頭栽進西方哲學二千多年的浩瀚汪洋中,一去不返。我在研究所碩士班階段,就讀的是第一年新成立的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當時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 「黑格爾的社會存有論」(在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個論文題目與我大學親炙的授業老師蔣年豐教授的博士論文完全一樣,雖則他談的是黑格爾的法哲學,而我談的是精神現象學。蔣師英年早逝,此後未有機會再求教論學,遺憾長留)。
在臺灣,我在西方哲學方面的興趣,受當時師長的影響,主要在於德國觀念論與現象學。但當我在1999年獲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助,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後,我卻發現德國學界的哲學研究興趣,已經有相當大的轉移。特別在哲學的語言轉向後,如何透過語言溝通取代以意識為主體的哲學典範,成為當時學界主要的思考議題。我在柏林自由大學躬逢其盛,因而在德國留學期間,主要研究以德國哲學家阿佩爾與哈伯瑪斯為代表的語用學─溝通行動理論。
取得學位回臺後,我先後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與政治大學哲學系。期間致力於擴展與拓深有關溝通理性與責任倫理的研究。特別是近年來,我一方面上溯溝通行動理論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中的理論根源,另一方面則下探溝通行動理論與對話倫理學在當代社會中的具體應用。最後再與中國哲學進行比較,以闡發儒家哲學的現代性向度。其具體的研究成果,結集成我最近接連出版的三本專著:《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這三本專書分別代表我在 「應用倫理學」、「中國哲學」 與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 三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我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所闡發的溝通共同體理念為基礎,日後我將在一方面,進一步撰寫一部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實踐哲學專書,書名暫定為 「哲學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當代實踐哲學的對話理論定向」。這部專著將梳理從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倫理學到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承認理論之間的發展,以回應有關康德的 「道德性」 與黑格爾的 「倫理性」 之間的爭議。若能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有關儒家內聖外王的理論體系,就有重新建構的理論基礎。對此我將接著在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 一書探討儒家倫理學的觀點之後,進一步以《儒家禮治國原則》 的專著,來探討儒家的政治哲學觀點;在另一方面,我在 《從赫德到米德》 一書的附錄中,已經開始展開我對於漢語與漢字之語言世界觀的探索,假我以數年,我希望能從 「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 的向度,對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進行再深一層的探究。
當然,說來好笑,有時我自己也不禁莞爾,孫悟空似乎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現在正在撰寫 「哲學做為民主的溝通與團結」 這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我又回到我在碩士論文中所探討的黑格爾社會存有論。繞了地球一大圈,年亦過半百之後,我的研究終究又回到最初接觸哲學時,透過新儒家拋給我的,關於內聖外王這些最基本的儒學問題。我只能啞然失笑,顯然我終究還是大一那個狂簡地不知所以裁之的小子!
學術應是一種生命,而不僅是一種工作。研究應是一種使命,而不僅是一種興趣。學術研究的問題,至少就哲學來說,絕非只是如何選定研究議題、撰寫專題研究計畫之類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深切關注哪些人類或民族文化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而思索解決之道。如此的研究的成果,才會是真正有意義的貢獻。當前雖然很遺憾的,哲學研究愈趨門前冷落車馬稀。但一個國家,若不能找到一批人,能為文化的根源問題,進行深入的哲學思考,那麼一個沒有文化靈魂的共同體,就既缺乏內部凝聚的力量,也對未來的發展盲目。但相對地,今日的哲學研究也應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的哲學研究,真的不能再只滿足於引介西方學說,或在所謂的國際化中,被整合到西方的學術體系中,只談在別人界定下的哲學問題,或只研究在別人的社會文化中產生出來的議題。而應勇於思考自己的歷史文化與生活世界所產生的問題,以免真的被社會邊緣化成為無關緊要的、聊備一格的 「基礎研究」。哲學不應冷門,哲學在今日應致力於攜手臺灣的民主與科學,為建立臺灣做為未來華人世界的新雅典而努力。我們能以此自期,臺灣的哲學研究風氣才會再有復興的展望。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0卷3期.108年6月)
愛墾評註:未来華人的世界,空間在那裏?南海東籬就在那裏。
古琴流派與城市文化品格~~2019年4月27日上午,由浙江省社科聯、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杭州師范大學聯合主辦,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承辦,杭州未來科技城管委會、杭州師范大學黨委宣傳部、杭州棋琴書畫研究院協辦的「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五講——「古琴流派與城市文化性格」在杭州城研中心209報告廳舉行。
浙派古琴代表性傳承人徐君躍從浙派古琴的歷史沿革、藝術風格、教學思想與方法以及新浙派古琴的傳承與發展等方面深入解讀了浙派古琴的「前世今生」。他說浙江曾是我國琴樂文化流佈的核心區域,尤其是在南宋時期。明代時期,以徐門琴風為主線生發而成的浙派琴脈,更使得浙地琴樂文化傳統源遠流長。浙派古琴藝術是杭州文化的重要支流,為杭州城市文化發展提供藝術滋養。同樣,浙派古琴藝術是高雅藝術的典型代表,以其清越舒暢、細膩蒼勁、質朴古雅的審美精神塑造著杭州城市的文化品格。浙派古琴代表曲目有《瀟湘水雲》、《流水》、《梅花三弄》等。
梅庵派傳承人劉善教介紹了「梅庵派」古琴的發展歷史、風格特征以及「梅庵派」對現代古琴教育、城市文化的貢獻。東南大學與梅庵派頗有淵源,東大校內著名建築梅庵是梅庵派古琴藝術的發祥地,也是東大藝術學院的教學場地。作為最年輕的古琴流派,「梅庵派」古琴與教育結合,不僅豐富了現代藝術教育,還促進了城市傳統文脈的延續。如今,「梅庵派」與南京這座城市相關聯,成為了南京高雅藝術的一種代表。「梅庵派」代表琴曲有《平沙落雁》、《長門怨》、《關山月》、《秋江夜泊》和《搗衣》等。
本期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既有講解,又含演奏。深入發掘高雅藝術,注重城市文化、城市品格培養,為廣大師生、科技工作者、社區居民以及古琴愛好者帶來了一場精彩的文化講座、一場絕妙的音樂盛宴。
徐君躍、劉善教兩位主講嘉賓在講解之後,撫動琴弦,分別演奏《流水》、《梅花三弄》、《憶故人》、《平沙落雁》、《長門怨》、《山居吟》等曲目,讓在座的聽眾如臨山水、如聞暗梅、如處大漠、如居山林。琴音「繞梁三日不絕於耳」,聽眾意猶未盡。
高雅藝術造就高品質城市
維也納又稱「音樂之都」,是一座用音樂裝飾出來的城市,它的風光景物、行雲流水,孕育了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施特勞斯父子、勃拉姆斯等音樂巨人,給世人留下無數不朽的樂章;它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磚一瓦,似乎都跳動著歡樂的音符,回蕩著迷人的旋律……動人的音樂無時無刻不在空中縈繞飄蕩,飄過美泉宮,飄過金色大廳,飄過多瑙河。數百年來,維也納吸引著數以千萬計的游客來這裡尋找世界音樂大師們的歷史足跡和藝術回音,音樂也因此成為了維也納這座城市的人文資源和獨特優勢,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價值,使維也納巍然屹立於世界城市之林。
杭州——古典與現代音樂融合的「音樂之城」。追溯千年,音樂早已鐫刻在杭州的基因上,流淌在杭州「血液」之中。良渚文化時期,音樂就已出現端倪。杭州音樂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民國等時期,不僅種類得到了豐富,而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從最早的「擊鼓、撫琴、吹篪、彈阮」到「雅樂、燕樂、嘌唱、小唱、說話、鼓子詞、諸宮調、傀儡戲、影戲、雜劇、細樂」,再到「地方戲曲劇種——杭劇」等等。總體上,杭州古代音樂突破了宮牆的束縛,實現了宮廷內外各類音樂藝術相互融通,發展了通俗化的戲曲、說唱等藝術門類。
傳承歷史、繼往開來。杭州還在現代交響樂的舞台上創新,打造了杭州愛樂樂團等「金名片」,探索了「院團+劇場」、「院團+電台、電視台」、「院團+華數」等發展模式。
音樂滋養著人們的心田,陶冶著人們的情操,抒發著人們的美好理想,豐富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建設「音樂之城」也是建設「高雅藝術」之城,不僅提升了城市品質,還對城市競爭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截止2018年底,杭州全市共有劇場11家,劇團20家。當年度劇團演出觀眾人數505.42萬人次,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達3346.83億元。近十年來,杭州市文化創意產業值高速增長,逐漸為杭州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結 語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與「魂」,是一座城市的識別符號。無論是維也納還是杭州都印證了高雅藝術對城市文化、城市品質的深刻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政浙江省期間就曾強調文化的力量,重視文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城市高品質生活的積極作用。他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們稱之為構成綜合競爭力的文化軟實力,總是『潤物細無聲』地融入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之中,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導航燈』、社會和諧的『黏合劑』」。在現代高品質城市的建設中,注重城市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重視文化藝術的發展,尤其是高雅藝術的傳承與弘揚。只有如此,才能鑄就高品質的城市生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動文化的繁榮興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古琴流派與城市文化品格——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五講開講;2019-04-28 來源:城市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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