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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June 11, 2024 at 8:04pm

江南·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2018年3月31日上午，由浙江省社科聯、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杭州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開講儀式在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倉前大樓舉行。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杭州城市學研究理事會理事長王國平作題為《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的講座。

浙江省社科聯副主席陳先春，杭州市社科聯黨組書記、主席沈翔，杭州師范大學副校長方亮，杭州城研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江山舞，浙江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馬力宏，浙江省委組織部人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陳榮華，杭州市社科聯副主席張旭東，杭州未來科技城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趙喜凱等出席開講儀式。300余名省市區有關部門及企事業單位人員、高校師生、社區居民聆聽講座。

陳先春在致辭中說，浙江歷史文化厚重，從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來，堅持海納百川、兼收並蓄，不斷地傳承歷史、守正出新，迸發出全新的活力。「浙江人文大講堂」是推進「文化浙江」建設的重要品牌活動。在集聚阿里巴巴、夢想小鎮、人工智能小鎮、海創園等一大批高新企業、高端人才的未來科技城，推出高品質的社科普及講堂——「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意義重大、恰逢其時、大有作為。

相信通過各方的協同創新，「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一定能成為城西科創大走廊的「人文高地」、全省社科普及的「金字招牌」、智庫咨政啟民的「樣本工程」，為推動浙江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書寫新時代的文化自信作出更大貢獻。

王國平在講座中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文化遺產、傳承城市文脈是一種歷史責任。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和理由使文化遺產在當代消失，只能不遺余力地保護與傳承。一座城市的核心競爭力產生於，也只能產生於其固有的特色，也就是區別於其他城市的差異性、獨特性，甚至是唯一性，而這種特色，這種差異性、獨特性，甚至唯一性，只能來自於歷史文化遺產。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要建設獨特韻味、別樣精彩的世界名城，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西湖、京杭大運河已分別於2011年、2014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良渚遺址申遺工作也已進入倒計時。南宋皇城大遺址、西溪濕地、錢塘江古海塘與錢江潮、湘湖與跨湖橋文化遺址，國內外專家都認為具備申遺的條件。杭州必須要樹立雄心壯志，通過15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努力，努力使杭州成為中國第一座擁有五處、六處乃至七處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從而推動杭州城市的核心競爭力、知名度與美譽度再上新台階，成為真正的「人間天堂」、「世界名城」。

王國平指出，「拆老城、建新城」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吞噬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摧毀老街、老宅、老樹等歷史遺產，造成傳統風貌的破壞，歷史文脈的割裂，鄰裡社區的解體，城市記憶的消失，使城市成為水泥叢林，從而抹殺了城市個性。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扎實推進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工作，首先要樹立以下科學理念：第一，牢固確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最大政績的理念，把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作為第一責任來抓；第二，牢固確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就是保護生產力的理念，把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作為第一要務來抓；第三，牢固確立保護和發展「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理念，在保護與發展之間尋找一個最佳結合點；第四，牢固確立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人人有責的理念，形成政府、媒體、專家、市民良性互動；第五，牢固樹立「城市有機更新」理念，走可持續城市化道路；第六，牢固確立打造「建築歷史博物館」的理念，當好歷史文化遺產的「薪火傳人」；第七，牢固確立「保護第一、積極保護」的理念，在保護與利用之間尋找一個最大公約數。

王國平指出，城市需要創新驅動、動能轉換，更需要人文關懷、文化自信。杭州要與其他城市一樣，要以搶救的姿態，打贏一場歷史文化名城保衛戰。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規劃引領、研究先行，不斷打造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杭州模式」。具體而言，一要堅持「保老城、建新城」模式，保護好城市的「根」和「魂」；二要堅持「城市有機更新」戰略，大力推進城市形態、街道建築、自然人文景觀、道路設施、城市河道、城市產業、城市管理的有機更新；三要堅持構建點、線、面相結合的保護體系，對歷史文化遺產實行「應保盡保」；四要堅持破解「錢從哪裡來和去、地從哪裡來和去、人從哪裡來和去、手續怎麼辦」等四大難題；五要堅持以「最小干預、和而不同」為准則，積極打造「建築歷史博物館」；六要堅持研究先行，以高層次研究帶高起點規劃、高強度保護、高標准建設、高效率治理和高水平經營。

講座前，王國平、陳先春共同為「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揭牌。據悉，「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擬每季度舉行1講，邀請國內權威城市學專家學者主講，旨在搭建一個「科技」與「人文」碰撞的舞台，不斷提升未來科技城的人文氛圍，為廣大科技工作者、社區居民以及懷揣著夢想的年輕人，提供精神食糧、文化大餐和思想盛宴，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原題：（「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開講第一場 I 王國平首講《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2018-04-17 來源：城市怎麼辦；延續閱讀：地方文化營銷 0.9：國内遊；韵文化：鄉韻 ；愛墾慕課·在地篇; 韵文化：我求；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Comment by Suyuu on June 11, 2024 at 6:11pm

江南：經濟人文化是現代化必然趨勢～～杭州在人文經濟發展方面有著生動而豐富的實踐，需要在經驗總結、理論研究、學理闡釋方面進一步深化拓展。2024年5月11日，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第十三講在杭州城研中心舉行，聚焦杭州人文經濟發展的探索和實踐，由浙江大學教授、杭州城市大腦研究院院長羅衛東作專題講座。他提出，經濟的人文化是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

本期講堂是省市社會科學普及周重要的系列活動之一，旨在共同探索中國人文經濟的城市范例。活動由浙江省社科聯指導，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余杭區社科聯聯合主辦，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協辦。講堂由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藍蔚青主持。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江山舞等專家學者出席。

新世紀以來，杭州始終在人文與經濟的良性互動中探索高質量發展道路，既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千年宋韻文化，又有經久不衰的浙商「四千精神」以及胡慶余堂、張小泉、西泠印社等傳統老字號品牌，同時也是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的數字之城。杭州如何踐行人文經濟學？未來人文經濟向何處去？

羅衛東認為，人文經濟是杭州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是杭州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打造新時代人文經濟的城市典范是杭州義不容辭的光榮使命，要守正創新，開創杭州人文經濟發展新局面。

關於今後杭州人文經濟的發展方向，羅衛東從不斷提高賦予經濟活動人文價值的自覺性、著力深化對發展人文經濟必然性的認識、緊貼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推動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促進中外文明互動互鑑等方面提出針對性建議。

他認為，推廣杭州經驗要充分發揮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發揮文化因素在激活發展動能、創新要素配置、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通過文化傳達價值觀念、人文素養和思想情感，並使人文經濟更好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服務，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

「浙江人文大講堂•未來講堂」是浙江省社科聯與杭州國際城市學研究中心聯合推出的品牌講堂，迄今已舉辦12講，邀請了王國平、潘公凱、俞可平等專家學者分別圍繞「讓城市因歷史而美麗」「筆墨藝術、美術理論、裝置藝術、建築設計的創意實踐」「傳統謚法的政治學意義」等開展主題講座，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

(原題：浙江人文大講堂：經濟人文化是現代化必然趨勢；見：新華社浙江頻道|2024-05-24| 來源:余杭社科聯；延續閱讀：在江南發現詩性文化)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2, 2024 at 12:18am

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下）

（上接）然而，Newbold 也引用了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在 1828 年的出版文字，描述那年代北根王城的景物沧桑。这或许能反映，Newbold 称赞彭亨最有秩序而最富有，那时正值百废待兴。

麦都思当时北上暹罗，除了经过北根王城，之后也到访登加楼王国下辖的甘马挽（Kemaman）。他描述那时北根王城说，王城距离彭亨河河口约有四五英里，河道虽然广阔，但河床太浅，平时水深只有一英寻（1.8 米），潮涨时水高二英寻，城镇范围就横跨在这条大河的两岸，而华人聚落则坐落在彭亨河左岸的边上，人口约有二百 人；至于甘马挽，人口约有千人，年产锡米量保持在1000担左右， 只是这产量比过去少了很多，不能再给登加楼（Trengganu）苏丹带来丰富矿税，所以当地只剩约百人华人在矿地生活，另外剩下约莫 二十人生活在镇上。②

根据麦都思的形容，北根城中河道的深度，显然不适合大船直接进出，但宽度方便各种中小型船艇并排航行，与停泊海上的大帆船接驳货运。 而翻阅麦都思原文，他书中的彭亨印象，主要是在北根看见的和听讲的。

麦都思说，彭亨中部地带那时的锡产量丰富而且纯正， 每月可出口达约 75 吨，从内陆走进这处矿区要好几天路程，再走约二十天就能到达西面的金矿区，矿区后山的山脉，就是英属马六甲边境；而按照麦都思对矿区的估算，他认为彭亨境内的华人不止五千人，令人感叹这许多人都是染上鸦片烟瘾，生活成蹉跎岁月的模样。③

根据麦都思上边对河道天然条件的形容，这些矿区的各处矿场，显然都得在北根设立商号，陆续以水运把成果集中在货仓，等 待出海。

① Newbold, T. J,1839.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viz Penang, Malacca and Singapore; with the History of Malayan States on the Peninsula of Malacca,Vol.II . London: John Murray,pp.56-57.

②Ibid.,pp.57-60. 43

③Medhurst.W.H.,1838.China,Its State and Propects. Boston:Crocker and Brewster.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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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2, 2024 at 12:17am

麦都思还发现，彭亨要求每个华人每一次出境就要缴交约12英镑，他认为这是在压榨矿户。①可是如果对照谢清高的《海录》所见，这种制度似乎是那时马来亚东岸诸邦的共同实践。在吉兰丹， 则规定采金者出境须缴黄金一两，年老难以营生者减半，甲必丹也可以为贫穷者申请全免。②而根据谢清高在《海录》的说法，那时华 人常来常往，每年都是数百人从当地上岸进入吉兰丹，或者转入彭亨山区；吉兰丹对此处停泊的帆船也有规定，大凡航往各国前，都得 按照船身大小和载货重量征收“凳头金”，大者五六百银元，小者二 三百银元。③

由此可见，矿区不论集体或个人经济，一般收入不差。 再依据麦都思的传教士经验，彭亨当时其实不是处处安全，商旅行程都是冒险生涯。麦都思乘坐的那艘华人船只，前往登加楼半 途遇上两艘海盗船夹攻，全程只能依靠水手在相互扔击炮药包的声浪中，保持冷静划桨加速，由掌船的头领和他的副手不断还击，直至趁着忽然吹起的风势，使得商船迅速脱离对方追踪。④

Thomas John Newbold之前，Peter James Begbie更早在1834年出版过《马来亚半岛：拥抱其常民的历史与风俗习惯》一书，书中也 一样是引用了麦都思在1828年的记载，但作者较多引用的是麦都思描写北根华人生活的部分，对照作者自己的北根印象。Peter James Begbie有注意到，麦都思是根据自己由河口逆水行舟进村的经验， 说华人村在河的左岸；但若以河水流向为准，华人村应该是在河的右岸；由此就能说明，彭亨河右岸那些以柱子架离地面的杂乱高脚屋，都是华人住家。⑤

① Ibid.,pp.279-280
②【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海录校释》，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年，第25页。
③ 同上注。
④ Medhurst.W.H.,op.cit.,p.280. ⑤ Begbie,op.cit.pp.290.
⑤ Begbie,op.cit.pp.290.

华人村住家商铺显得老旧，周遭杂物凌乱， 证明这里真是一个古老社区。不过，在作者眼中，这个住宅区的华 人虽然自诩文明，却是不太晓得维持生活环境的清洁和舒适，所以他们的屋子底下堆积了各种粗杂饲料，混合着臭味难闻的污秽物件；而河的对岸包围在成排十英尺高的木栅里头，虽说是小镇真正 的核心地带，也不复 17 世纪原貌，依旧是麦都思形容凌乱市容。①

但 Peter James Begbie 还是有观察到，那时有许多华人已经不住北根，而是聚居在彭亨境内大山丛林之间，见证着各处矿区聚落逐渐演变成乡镇。每年，会有不少采购沙金和锡米的商船，在彭亨河外 的港口下舵停泊，等待集货；而负责运载的船艇也会在涨潮时穿过河栅的入口处，沿河到达华人村，把那些商行仓库储存的货物卸上船舱，然后就停在那边，再等待另一次涨潮时离岸，把货物送到停泊在港口外边的大船。②

清代彭亨华人，也有从登加楼进出的。清朝同安人陈伦炯出任台湾总兵镇期间，于雍正八年（1730 年）编写完成《海国闻见 录》，提到沿海南下的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和彭亨的内陆地理，有说：“大哖、吉连丹、丁噶呶、彭亨诸国沿山相续……贸易难容多艘”。③

再对照麦都思的记载，或可以理解，杨炳南笔录谢清高的海上见闻，根据其梅县客家话的发音书写各国名称，是由北方的宋卡、北大年、吉兰丹、登加楼，一路向南，而把彭亨和登加楼称为“邦项”和“丁咖啰”；《海录》其中也有说明：“此由丁加罗陆路，约二日可到，疆域风俗人情，均与上数国同，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④ 又说“以上数国，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⑤

几个说法凑在一起便足以说明，那时华人到彭亨居住谋生，不见得只是在北根一处聚族而居，所以不一定都从北根出入境。彭亨华人至迟在清朝雍乾年间，已经入山开发了许多矿区。人们出入彭亨的路线，也就增加许多选择。（下續）

（摘自：王琛发：英属以前彭亨华人史记：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作者简介：中国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原載：韩大学术丛刊第一种，October 2022  e-ISBN 978-967-17212-9-2）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1, 2024 at 2:20pm

彭亨产金都在山区，即如昔日粤人谐称“麻姑”的“劳勿” （Ruab）⑥等地的矿区，又都是在彭亨国境北半部，因此，华人采金矿者如果是从海路入矿区，他们会选择到达登加楼即上岸，然后使用河流和山路出入彭境，才是常理。这不仅节省航线开销，而且比起从北根入境以后再花十几天北上，省时省力少风险。

①Ibid.,pp.290-291.

②Ibid.,p.291.

 ③【清】陈伦炯编撰，李长傅、陈代光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 社，1985年，第54页。

④【清】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译：《海录校译》，北京：商务印务馆， 2002 年，第35页。

⑤同上注。 ⑥同上注，第37页。

可是，另一 方面，彭亨境内产品和各地货物多有延续宋元明的航路，以北根为集散地点；帆船在当地入港修整以及等待回程季候风，也不会在那几个月闲着，还是可以借助港口小风侯和潮流变化，往来邻近贸易。更何况人员纵可由吉兰丹和登加楼等地进入彭亨，彭亨境内的矿产，总不能绕过当地体制，翻山走入其他国邦境内，从他人海口运出。

所以彭亨港口的真实情况，固然正如陈伦炯说的“贸易难容多艘”，却又是如谢清高所说的“闽粤人多来往贸易者，内港船往各国”。 1838年，马来作家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受着新加坡华人朋友委托，一行人乘船前往当时爆发内战的吉兰丹，准备呈交 书信予统治当地的马来拉惹，半途中于3月27日子夜到达彭亨港 口。

当他们一行人由港口航向彭亨河上游，到了新北根（Pekan Bahru）的华人村，便发现岸边守候着数百名浑身武装的华人和马来 人。阿都拉一行人会见了这些彭亨人的头目，在对话一轮以后获准 登陆，同时也被告知敦阿里正由华人甲必丹陪同出行，要花十几天 工夫，前往更上游的日赖（Jelai）金矿区。

文西阿都拉后来还听闻说，日赖矿区住了很多居民，也有人经营商铺。但是他也发现，自己暂住的北根，却是缺乏店子，市场和道路也不完善，那些高脚亚答屋分布在东一角西一片，屋底下都是垃圾；人们在屋底下焚烟熏蚊子，又弄得自己的衣服沾满烟熏的痕迹。全镇就只有华人村拥有道路，路的长度约等于五十个人向左右两端拉长手臂（马来语称为 50 depa，每depa约等于六英尺）。

文西阿都拉在彭亨居住了四天， 感觉此地的自然资源富庶，居民却普遍贫穷而顽劣。他说，这里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在工作，还有不少人却是衣服得体而不务正业，带着各种武器四处行走炫耀，甚至很多都染上鸦片瘾。

然后，阿都拉 还察觉到，此处华人的都是客家人，住在高脚亚答屋，很多人也和 马来人或峇里（Bali）女人通婚，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父系的母语多于使用马来语。

当地还有一间小亚答屋，是华人神庙。华人村 隔河对面还是河左岸，后边是阿拉伯村。彭亨的监狱位于旧北根老镇区，也是由华人负责管理，由统治者付款给华人甲必丹包办安排囚犯的日常饮食。而此地通用货币是彭亨自己发行的锡锭 （Tampang），十六锡锭可换一西班牙银元。大凡要处决死囚前， 刽子手会在三天前敲着鼓游街告示，而镇上每户华人也会在事后各出一锡锭，交给前来收集的刽子手，集款埋葬死者。①

彭亨发行的锡锭货币，样子像个方形帽子，上面刻着文字图 案，所以后人称为“锡帽钱”。敦阿里的政府最初发行的都是大锡帽，要等到1847年方才另外发行小锡帽钱。在1850年代至1860年 代初，二十五枚锡帽子约等价一银元，小锡帽每一百个可以汇换一 银元。

彭亨国发行锡钱的一整套程序可以证实，华人在当地不止采矿或贸易维生，或者如上文所说负责管理监狱，他们也贡献了先进 的冶炼和铸造技。自敦阿里时代，彭亨国每年四次发行锡锭钱，每 次都得先由统治者授权，规定发行数目以后，便交给给特定华人工 匠包办，在关丹（Kuantan）、Sematan、Lepar 和旧王城（Pekan Lama）四个地点开造。

到了苏丹阿默（Sultan Ahmad）的时代，虽说有规定造钱的铸模必须交给几位大臣保管，铸币也由各地贵族与领主监工，可是统治者还是授权相关华人工匠承包。②

图3：锡帽钱

 ①Abdullah. Munshi.,1913.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Singapore: M.P.H.hlm.10-21.

②Bujong Bin Adil.,op.cit,hlm.134-135.


六、彭亨华人甲必丹的战乱历史与残破记忆

2020年11月14日，两位除草工人清理老北根（Pekan Lama） 彭亨第九任州务大臣莫哈末朱索故居前的草地，意外挖出了九块清 代墓碑，其中就有傅吾康和陈铁凡提过的“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 公”等人的墓碑。这的确有助于进一步解释19世纪的彭亨华人历史。

从这些碑文的年代，对照彭亨历史，那些至死生活在彭亨的先 人，除了黄学科甲必丹，当中许多人都可能经历过许多灾难。1850 年代下半叶，自敦阿里薨逝以后，彭亨在1857年至1863年发生过内 战，在1871至1874年又介入过雪兰莪内战，后来又屡次经历叛乱恐 慌。

这些死者生前可能见证过不少的惨烈与混乱，见证了英国最终成为彭亨宗主国，也见证着地方华人社会自那以后的盛衰。究其实，他们不单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们还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受难者。根据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彭亨华人在老北根有间神庙。由此对照傅吾康和陈铁凡访问过的老北根列圣宫，傅陈在这间木板搭建的伯公庙里边，见着乾隆年代立碑的“大唐本头公”神位，也见证了几位甲必丹的神主牌位，列圣宫当然就是文西阿都拉曾经描述的那间神庙，也就是彭亨华人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信仰与社会机构，那 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1, 2024 at 8:56am

但是，傅吾康和陈铁凡在那时所见证过的列圣宫，也肯定不是文西阿都拉时代的原貌，而是1956年重修扩建以后的模样。①只是，那时的“列圣宫”依旧是继续保持在原址，坐落在大片彭亨华人集体坟地上边。而现在所见“列圣宫”，又是1996年遭遇拆迁压力以后的结果，到2001年搬迁至新地址，已经是迎新换旧的结局。此前，早期彭亨华人有传说，说彭亨华人先民在此建立列圣宫，缘起于当地华人曾经协助过彭亨国主打天下，获许在这片土地 上建设公庙，办理公共义冢，纪念先人，因此后来在列圣宫原址前边，还能找着许多依稀刻着嘉庆年号的墓碑。

① 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不过，等到英属时代，彭亨行政中心移向关丹（Kuantan），北根自1900年代便不再是全境的社会经济中心；而当代北根市区中心基本由四条街道交叉， 组成“井”字模样，也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随着吉隆坡矿家陆佑在此开发椰子种植区和修建街道，华人商铺逐渐集中在陆佑修建的邓贵街，也是唯一以华人命名的街道。①

自新的市容，取代过去西方人文献提过的“华人乡镇”，剩余的老庙和坟地，就是继续见证历史的古迹。 只不过，自二战之后，北根随着岁月沧桑演变成为老镇，老北 根19世纪华人遗迹原址，已不再代表、象征或凝聚全境华人社会活 动，逐渐被城市扩展边缘化，演变成为偏僻地区。

1950 年代，列圣宫老庙，大小只有20x20英尺，经过1956年一次修整，还是有人常来常往；而相对于列圣宫，更悠久的公共义冢，位于离庙半英里路程的甘榜班座，则墓碑多已残缺。不幸的是，也在上世纪下半叶， 随着许多新居民陆续移殖至原来坟场地带，列圣宫也遭遇了剧烈的变故。那时列圣宫和公共义冢墓地，缺乏人员管理，久之就造成二百多个老坟墓，逐步让路于居住环境。

这其中，陆续在铲平以后，不知去向。待到列圣宫管理委员会成立，才把伯公庙和庙前剩下的 二十余墓碑围上围篱，保护下来。②

由此可见，虽说列圣宫历史，就是彭亨在华人甲必丹时代的历史，但是后人至今能保下的文物毕竟不多。自1996年列圣宫收悉迁地通知，新庙2001年起易地为良，庙前原来所剩墓碑也被迁移至当地“华侨公山”，于壬午年（2002 年）九月初二接受北根华社立 碑，集中保护和接受香火；不论列圣宫自那时列下的《列圣宫历史古物》清单，或者现在保全的墓碑，都能显示上世纪许多人的努力功德。③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当地前辈上世纪成立列圣宫管理单位以 前，大量史料遗失，亦可能永远影响后人的历史认知。

①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夏观明报道：《庙宇随时建,古迹不常有：让伯公庙留下来》，载马来西亚《星洲日 报》（东海岸分刊），1996年3月29日。

③朱淑仪：《清朝墓碑出土，老北根忆从前：这块地神庙古墓并立》，载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东海岸分刊），2020年11月19日。


虽说傅吾康与陈铁凡1971年和1972年，最早记录庙中神主而以后有所出版，不过他们的到访时间，毕竟已经是遗憾正在发生着。 那些年头。许多墓碑的证据消失，剩下可记录的甲必丹神主也不见得完整。随着2020年一些碑文出土，再结合着过去零星的史料，虽然依然是材料稀少，但或许还是比前人多些方便，凭着多出这几件 稀少不足的材料，会有更多重新考据空间，可以更清晰勾勒原本就 不完整的19世纪下半叶彭亨华人的面貌。 这些神主之间，其中生卒年月可考的，林子廉出生在1811年， 逝世在1868年，生卒年代都是最早。①

至于黄学科，此前傅吾康和 陈铁凡曾经说过，黄学科甲必丹的神主是庙中最大片的神主牌，在列圣宫被保存得很好，又是放置在较诸其他神主重要的位置上，长期接受各地善信崇拜，但可惜就是无从说明此人生平年代。②

但是，2020年发现甲必丹夫妇的墓碑，至少可以补充过去学者的疑问，证实黄学科甲必丹在庙内神主排行辈分最高，是由于他早在 1825年以前逝世，在历任甲必丹之间，是唯一的敦阿里执政初期的华人甲必丹，③并且应该是首位入祀公庙接受后人公共祭祀的甲必丹。更可能，他就是当代彭亨王国首任华人甲必丹，此前的列圣宫 或“华人乡镇”领袖不都不具有相同资格。

以此对照彭亨历任统治者的掌权时间，1857年至1863年彭亨的内战期间，是先由敦阿里的长子Mutahir继承执政，此后是Ahmad 王子讨伐兄长行事不公，以后开创当代的彭亨苏丹传承体系。在两兄弟的长期对峙的期间，双方又是各有治理的占领区和支持者。因此，要考虑兄弟两人在那段期间哪一位委任过某位甲必丹，还得知 道甲必丹的具体任期年代，以及那时谁在控制北根。这不能只是依靠神主或墓碑的单薄资料，以甲必丹的死亡年份作为结论，不一定准确。

① 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2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8页。

② 同上注。第500页。

③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年11月16日。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0, 2024 at 7:01pm

上文提及，文西阿都拉记载过，有位华人甲必丹在1938年追随过敦阿里访问日赖（Jelai）金矿区，如果根据傅、陈两位发现诸位甲必丹神主的生死年份推算，这位甲必丹有可能是牌位显示生于1811 年的林子廉，其牌位写作“显考特授甲必丹林公子廉”，当时只 得27岁；但却也可能是另一位比林子廉较后去世于1875年的不知名甲必丹，或是迄今未曾发现名字的其中一任甲必丹。①

说到底，如果 在黄学科甲必丹以后，还有过其他 1863 年以前的甲必丹，林子廉他 们就有可能是在内战结束以后，方才因应着政权更迭，轮流上任。 但如果说甲必丹是终身职务，只有前任在去世以后才会有继任， 则现在可知的排列应该是黄学科（逝世于 1825 年以前前）、林子廉 （逝世于 1868 年）、因神主模糊的不知名甲必丹（逝世于 1875 年）、神主上只能辨认姓“陈”的甲必丹（生于 1820年，逝于 1882 年），以及郑昌俊（逝世于 1894年）。②

彭亨这几位甲必丹的各自上任时间和任期长短，至今依然文献不足，因此也就不应骤然结论。 若从信仰文化的角度去说，列圣宫显然依照着中华传统先贤祠或忠烈祠的概念，是历代甲必丹入主的场所，而不是家祭的场所， 所以其最早的黄学科神主牌位，一直到后来的郑昌俊以前，所有甲必丹牌位都是个人，而非夫妇牌位。这一点，通过黄学科夫妇合葬墓碑，更可反证。所以由此而言，从整体彭亨华人历史叙述需要的 完整的结构，这些甲必丹是如何成为甲必丹而最后入庙接受公共祭祀，相比起何以他们必须是进入列圣宫，后面的解释显得重要。吉 兰但父老原来指出列圣宫源于协助国主“打天下”的“勤王”传说 就很重要了。

这还显示出彭亨华人自古在当地身为有功子民，参与 多元族群开拓领土和社会的合情合理合法。虽然，这段在传说中甚至可能发生在敦阿里时代以前，被先民追溯至清朝乾嘉两朝年代的 历史，现在却是缺乏文献；可是后人还是可以从神主牌位证实黄学科是敦阿里“钦授”甲必丹，以及后来林子廉的获得“特授”是种分别待遇，还有彭亨联合义军作战胜利那年，到1874年继任国主也曾御赐列圣宫牌匾追溯“德泽流芳”，端倪出“勤王”的传说应是发生在“大唐本头公神”立碑前后，即敦阿里时代的甲必丹体制确立以前。

①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8页。

②同上注，第498-500页。

彭亨过去的华人父老，将列圣宫“本头公”立庙，作为甲必丹入祠接受公祀之处，又以勤王之说佐证神圣照临和建庙权威，是内涵了集体意识，设想说明中华宋元明朝代发展至当时的彭亨王室和华人贡献的关系。 黄学科夫妇墓碑，上边刻着“道光五年，潮州府揭阳县梅岗 都，清·考甲大学科黄公、妣孺人顺贵施氏之墓”。①

按照俗例，一 般合葬碑若无志明先人生卒年月，虽说有志明立碑年月，却不一定 能用来说明谁先去世，甚至可能是迁葬或者合葬后重新立碑年月。 只是，这块黄学科夫妇合葬碑，墓碑刻着“道光五年”即西元1825 年，墓碑的中榜又是以“清”冠首，足可反映地方社会领袖带领大众延续的本朝认同；而造墓的规格适应着夫妇合葬习俗，排名采取男左女右，也可证实那时代的当地华人还能毋改祖德，拥有具体的 家庭/家族传承意识。若把墓碑和神主的表述方式结合，亦能发现当地社会的主流认知，并不觉得死者既属清朝而又奉彭国“钦授”会有矛盾。这样更能反映，黄学科甲必丹时代的南海诸古国，各地方 华人社会还是很传统，是会把“朝”和“国”视为可从不同方向并存的两个概念，而安于接受彭亨国主“钦授”的光荣。

图4：“大唐本头公神”石碑

① 《北根马来高脚屋，惊现清末墓碑》，马来西亚《中国报》，2020年11月16日。

现在列圣宫留下的文物，除了“大唐本头公神”石碑源于乾隆癸未年（1763 年），其中的石炉和石板，分别是嘉庆乙亥年和丙子 年，即1815与1816年，都是敦阿里时代以后的文物。此后最重要的文物，莫过于继任国主Ahmad先王陛下，在同治甲戌（1874年）清明时节命人代题送庙的牌匾，以“德泽”形容过去华人先民的贡献，而希冀指向未来世代的“流芳”； 同治岁次甲戌桐月题德泽流芳 林邑代题沐恩治子本洲府王敬酬牌匾上的“同治甲戌桐月”，即是同治十三年或1874年的农历三月，也就是华人清明祭祖的月份。对比当年彭亨历史，彭亨诸路联合义军这时刚刚胜利结束雪兰莪内战。

由是，同治十三年的清明时节，彭亨的华人大众络绎不绝到公庙上香，祭祀彼此之“大唐本头公”各家各户也在庙前公共义冢墓园举行公祭、家祭、告慰自家先人，并且祭祀历代开拓斯土、佑护后人的先贤和英烈。他们都信仰着神圣与祖先即是本身文化所源和精神所本，又是以共同实践的信俗凝聚彼此的历史意识与本土感情。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20, 2024 at 10:00am

而此时此际，彭亨国主命人 题字送匾，与众治子共同表彰“大唐本头公”之精神传承，定位曰 “德泽流芳”，由此肯定华人开拓之功、助战之劳，意义匪浅。国主御赐此匾额，虽说是一位名叫林邑的人物代题，可这也证实国主身傍也有熟谙汉学艺文的人物，才能确定以赞颂彭亨华人列圣先贤 “德泽流芳”勉励后世。

匾额文字可圈可点之处，是国主在匾额上的自我定位。此一 “洲府王”称谓，不见得是沿续当地华人比照明清王朝体制的理解。自称“本洲”并不等于以“州”自称。最重要的是，此时彭亨国主Ahmad 尚在坚持廖内苏丹王朝正朔，是以王者身份为廖内苏丹 担任财务大臣，并维持着彭亨的自主，统辖治内各路领主。他是一 直等待至1882年，以廖内复国无望，方才接受群臣劝进登基，延续马来苏丹王国传统，成就现代彭亨苏丹世系。

以“洲府”而有 “王”，可能是基于彭亨国主当时在廖内王朝体系拥有 Bendahara 53 海洋经贸视域下的中外文献解读 54 Siwa Raja尊号，根据马来世界对于跨海wilayah（领土/治域）的概 念，选择的翻译。如此简明扼要，也是适应了华人民间传统以来本 有尊称“XX府君”或“XX府王”的习惯，方便华人的理解。

若按照当年傅吾康和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收录北根老庙前诸墓碑，他们所见的1866年至1900年之间的立碑，先人祖籍可考者，其中一位来自潮州潮安县茂龙屯，其他来自潮州澄海县金砂乡三、西陇乡一、鸥汀一、岐山一、风陇一，嘉应州者有二； 还有其中一块无法确定的“世居柯陇乡”碑文，① 主要都是来自清 朝建制惠潮嘉道的潮州和嘉应两地。再根据2020年发现的墓碑，以及原来记载矿区文献，亦是更进一步证实，这段时间的彭亨居民，实际上包括惠潮嘉道的惠州海陆丰各地。而文西阿都拉在1938年登陆北根时，听到都是客家话，或者是他个人经验。可是他未必能肯定他在当地遇上的华人都是“客家人”。

即使当时汕头尚未开港以前，那时北根的华人实情也不见得只有客家人，地方上的方言也不是客家语系独当一面。他可能仅仅是恰巧遇对方和自己同行诸人都熟谙客家话，发现用客家语交谈方便。 正如上边曾说，1990年代以前列圣宫旧庙前边幸存的墓碑，有 好几块墓碑是潮州府澄海县金砂乡先人的墓碑。

在2020年发现的这些墓碑当中，除了黄学科夫妇墓碑以外，志明“同治十三年” （1874年）的曾镇贤夫妇墓碑，上边也是刻着“考金砂寨镇贤曾公、妣东郊乡妙富谢氏 墓位，同治十三年甲戌二月 仙游”。清代 潮安县的金砂寨和东郊乡，位置分别在今日的彩塘镇和意溪镇，是潮汕语流行区。曾镇贤的年代，同一条海路有不少潮州红头船载人到彭亨港口上岸，目的地却是从彭亨陆路走向南边的柔佛。

1844年 南下的其中一艘洋船，船上载着不少金砂寨乡亲，其中就包括当时穷困潦倒的陈旭年，此人后来领导着马来亚南部潮州乡亲，支持柔佛新苏丹政权，完成现代柔佛变革的缘起。因此，在文西阿都拉的记载，可能源于他到达彭亨的时代，北根代表的彭亨对外工商业以客家矿业商人为主，潮语系华人参与集体社会，也通用客家话。 ① 同上注，第502-507页。 再以黄学科为例，黄故甲必丹的墓碑上，刻着原籍“揭阳县梅岗都”，即现代揭阳县揭东区，由此可知黄甲必丹的祖籍地本来是 潮-客方言群混合区。

因此不难想象，甲必丹身在彭亨当地，是须要使用梅岗都“半山客”方言，和日赖矿区那些惠州海陆丰“半山客”沟通。何况，他们彼此使用的方言，源头都是潮语盛行区域影响的客家方言。既然知道黄学科是“揭阳县梅岗都”人，所以甲必 丹在当地伯公庙留下的神主，上边会写作“钦授嘭哼甲大学科黄公”，也就合理了。因为此地当年的地位，不是后来的小镇。当时是彭亨全境华人，以列圣宫的地位，替共同的已故甲必丹立牌位。 所以这“嘭哼”二字，要是以客语发音来唸，是符合当地客家矿户 的要求，也会较接近以客家方言唸诵汉字对接的马来语原来发音。

这种案例，当然也是潮惠两府客家方言语腔在当地互通的例证。若非黄学科甲必丹的墓碑在2020年出土，对照他原来在列圣宫的神主，确实是很难断定，早在文西阿都拉1938年到访彭亨以前，就有黄学科其人在1825年以前，是以潮州人身份，成为彭亨州的潮州籍贯的华人甲必丹。可能那时的彭亨正如文西阿都拉所说的，是通用客家话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这少数墓碑，至少能证实当地的华人社会，是一个跨县份认同的，主要包括潮客语 系相处的华人社会。

所以以后在黄学科去世后，他的神主牌位又是出现按照客家语音书写文字的痕迹，也是顺理成章。而文西阿都拉 19 世纪的彭亨“华人乡镇”记载，一直流传至今，内容详尽，也足以反映这个地方的华人社会，在那时是和其他族群密切互动的。 由此回溯清初潮惠地区老港口，其中最能接近彭亨北根航路， 较多可能避开官府干涉的港口，应是惠州陆丰县的碣石湾。

这个港 口在明清海禁时期也一样是私商不绝，先民常年两地往来当非难事。又或者，其中也有些先民是借助现在的神泉港和靖海港出海。 这几个港口，本来就是粤东各县潮客语系方言群常用的出入口岸。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9, 2024 at 7:50am

大家在清代也还是按照上述《顺风相送》当年标示的沿海航道，一路以洋船相续，到达北根。再到天津条约，西方国家要求打开潮州的通商口岸，促成原来潮州城外的汕头地区于1860年开埠，北根海上对接的港口当然也会相应变化。

但那以后，碣石湾还是有不少帆船，来往南洋各埠。就客观而言，碣石湾的地理，主要最方便海陆丰潮客语系先民；19世纪下半叶以后，虽说汕头开港源于外国势力要求，可是一旦它成了沟通潮汕方言地区新兴经贸大港，就更有条件促成后来北根盛行潮州方言的现有面貌。 另外，2020年出土墓碑当中，志明“同治丙寅年”（1866年） 的“日·考吉昭甲必丹癩林公墓”，遣词用字更值得考据。

这位叫 “林癩”的甲必丹，在当地生活的时间相互重叠在林子廉甲必丹的时代。假设其墓碑使用的“日”字源于潮语和客家话“日赖” （Jelai），“吉昭”亦是马来语“Kechil”的音译，意味“小”，则 “林癩”的身份便是“日赖小甲必丹”。

这种地方性质职称，归属 于日赖土侯（Raja）领主的下辖，按理也得跟随土侯，面向北根王城称臣，遇上地方大事，也得知会北根王城委任的“甲大”，相互协调。“日·考吉昭甲必丹”的表达方式，也是认定墓主身份的规范用词，相比起“钦授嘭哼甲大”，“吉昭甲必丹”不属“钦授”，是不同层次的身份地位。由此或更能理解当时彭亨政治结构。

当各地方华人开拓群体众多，又多有牵涉多民族构成共同体关 系，而具体地区治理又是面向统治者和当地领主两种治理层次，北根王城的“甲大”以外，其他地区也会有当地的甲必丹，他们和王 城的甲必丹分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彭亨北根以外各地区另外有小甲必丹的制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

这些甲必丹很多时候都需要仰仗地方领主相互支持，合作对外。1887年，在彭亨协议成为英属保护国的前夕，英方代表Huge Clifford奉命前往瓜拉立卑（Kuala Lipis）等地考察。他在2月抵达槟绒（Penjom）矿镇，会见了瓜拉立卑的马来领主，双方也有谈论起当地华人甲必丹遇上的压力。

马来领主告诉英方，当地华人本来世代在那边开矿，缴贡给当地领主，立卑华人甲必丹近期还拉拢了几位“头家”到槟绒（Penjom）投资，集股三万元开采当地金矿和锡矿；可是到了1885年4月，当地出现了外来的欧人矿家，拿着苏丹颁发的土地批文，依靠苏丹跟前的贵族红人作为靠山，便想侵占华人开发的土地。①

苏丹的授权文字是说：“以华人正在工作的槟绒为据，从那边开始，向着右边和左边各五英里，前面和后面各五英里”，可是欧洲企业则表示这是他们获得授权接收华人矿地，便想谈判说要赔偿七百元，打发华人。而欧人另外也占据着日赖王侯表 兄弟投资的一处金矿，更声明一分不赔。

① Huge Clifford的日记影印材料，可见于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Clifford, H.,

立卑领主眼见自己镇上数百华人与马来人都要失业，出面找欧人交涉，结果遭受欧人助理拔枪恐吓。① Huge Clifford 后来也探悉，苏丹当时谕令当地领主和头目，凡 是领主代表本邦授权他人开发土地，半年内再未开发，欧洲人就可以取而代之。这时日赖王侯也是感受很激烈，自觉本身不受尊重， 对这些外人又是鞭长莫及。不论领主或甲必丹，或者他们传统上的友好华商，还有数以百计华人和马来人矿户，都认为外人正在霸道的闯入和践踏他们的家园。②

而这时英殖作为欧洲强势，掌控着马六甲海峡主要港口，更有机会回应民众，出面斡旋，趁机介入彭亨国政。 2020 年同时发现有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碑文信息亦很丰富。根据傅陈先前对神主记录，郑昌俊逝世于1894年。当时彭亨已经成为英国属邦，华人人口也比过去稀少。郑昌俊的夫妇合葬碑，保留着华南传统，是夫婿葬在中间，平妻则是以入门先后，分葬左右两边。

此碑最底刻着“墓”字，上边依序由左到右三行直排 “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考特授呷咇丹昌俊郑公、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这和原来列圣宫中藏着的夫妇三人神主，是一样的表述方式。三人神主格式作“妣诰命京姨人玉玑戴氏、显考特授呷咇 丹昌俊郑公之神主、妣特授京姨人香舌林氏”。③

同样这夫妇三人的神主牌，相对于他们的墓碑，除了排位增添冠首共用的“显” 字，以及“之神主”代替了“墓”字，其余都是重复着相似文字和排列，可见这些职称所是家人亲友重视和熟悉的。

1888.Journal of Mission to Pahang, in Hugh Clifford Diaries（CO 273/144）,Kuala Lumpur ：Arkib Negara Malaysia. 由于本文写作于马来西亚宣布紧急状态和疫情管制令年间，档案馆长期不开馆，翻查不易，以下Clifford相关事迹，皆转引自Linehan《彭亨史》为主。 

① Linehan, W.,op.cit., p.109.

②Ibid.,p.110.

③傅吾康、陈铁凡：《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 編》第 2 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 社，1985年，第499页。


如果按清朝规制，大凡妇女有“诰命”，往往由于母凭子贵或妻凭夫贵，包括有些是在死后由于夫贵或子贵而被追认，并没有实权；反而“特授” 是具有实权意义的。

这块墓碑上边所谓委任夫君“特授”甲必丹，平妻之间前者为“诰命”，而次者有“特授”实权，显然亦如黄学科获得的“钦命”，并非来自清朝廷体制，是源于彭亨国主有钦命地方管理人才的实务需要。

当地华人当然早即认识自己处身多民族共同体，属于当地社会一份子，观念上也自视为彭亨国开拓子民，才会欣然接受“钦命”或“特授”；所以郑昌俊墓碑上称“京”可能是指王城，由此尊崇国朝甲必丹夫人，可视为生前死后的荣誉，刻在墓碑光宗耀祖，遗教子孙。

Comment by Suyuu on April 18, 2024 at 3:42pm

如此看来，当时应是本有预计，以为后人将会本土世代相传，年年清明扫墓。再说，郑昌俊的墓碑和神主，都是把“甲必丹”首字写成“呷咇丹”字。不论在闽南、广府、潮州方言，以“呷”字音译“甲必丹”原文，都不可能对称马来文称呼“Kapitan”的第一和第二个音节；只有根据客家话的语音唸这个字，特别是按照海陆腔，才会音调异常接近。

由此可以推论郑昌俊墓碑和神主都是以客家话书写。 而参照现代汉语拼音，粤语 “孺”的发音应作“yu”，粤东各地客家话则多唸作“Yi”；而按海陆腔，以民初“注音符号”注解海陆腔如何把“孺”唸“Yi”，其声母“ㄖ”是带有擦音的龈后音，韵母则是单韵母“I”，正如现在台海两岸客音教材也可以为据的， “孺”和“姨”在海陆腔是同样发音。

以华南客家人常在墓碑和神 主尊称已故妇人“孺人”，此处之前也有黄学科甲必丹夫人称“孺人”，可见此地相沿祖先旧俗。但彭亨本邦自1857年以后便遭遇超过二十年内战和对外作战，内部大量人口流失；因此，若承认彭亨华人屡经战乱，文化水平备受干扰，也可以考虑后来的墓碑会把夫人称呼为“姨人”，恰恰可能关乎识字能力高低。这反过来也算一项证据，反映隶属惠州府的海陆丰先民自18世纪以来便有许多人在当地终老，战乱期间也有许多人是一直留在当地生活。

图5：郑昌俊甲必丹一夫双妻合葬碑

总的来说，以这些出土墓碑对照现在彭亨北根华人社会面貌， 可见19世纪以前的彭亨华人基本源自潮语系和客语系。文西阿都拉 发现当地华人都是“客家”，应当是他在北根遇见的华人，祖先多源自惠潮语盛行区；其中有些人虽然源自潮语系，但生活在半山客同胞之间，也会说些矿区同行的半山客语。

这样并不矛盾于现在北根的地方社会印象，认为北根自二战以前即是潮语为主，甚至居民会把北根唤作“小潮州”。①因为这个印象，不离 19 世纪中叶汕头开港以来的变化，即彭亨华人本以潮惠先民为主，历代长期接引亲戚南下的结果，也会影响当地社会流行的潮客语方言。

彭亨的客家人，自18世纪末以来更密集迁徙往北部矿区；而北根却继续是统治者的行政中枢，也是联系华南各地的港口商贸地带，王城街上当然也会流行主要经济群体在矿区的方言。可是开商铺的群体和采矿的群体，不见得籍贯相同。一旦北根与汕头交通方便，更可能会改变市内华人人口构造。

①拿督陈延明口述，电话访谈于2020年11月21日。


到了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提到独立前北根华人居民多属潮州人，已经是说：“潮州人及其他籍贯的 华人之进出口生意范围包括树桐、米粮、树胶等，华人也开设板厂 及收购土产等。”①

另外，自1860年，彭亨华人生活遭遇最大变化，其实不见得是源于汕头开港后，潮汕到当地落户经营各种生意的人口愈多，造成 潮语在王城周遭逐渐势强。更重要是，彭亨全境在接下去将近三十年，历经动乱和政经变异，变成人口凋零，出走者众。 自敦阿里在1857年病逝，其长子Mutahir早在父亲年老时已有摄政姿态，在附属北根的甘崇（Ganchong）地区代父行政。

而 Mutahir继任亡父位子后，更觉实力在握，并没有按照父亲1856年5 月立下的遗书，把关丹和兴楼（Endau）两处领地分封给弟弟 Ahmad。这导致双方追随者差点敦阿里的在葬礼场合剑拔弩张。这之后，Ahmad于西历7月到新加坡邻近各处招兵买马，引起新加坡 英殖民政府关注，也给了对方涉入彭亨内政的机会。英殖政府一再 阻扰Ahmad企图联系和发动支持者，并知会彭亨统治者各种相关消息。②

可是，后来Ahmad离开新加坡，北上登加楼结集支持者，就不是英殖能阻止的。他还获得登加楼国主的承诺，发令其王国底下甘马挽的各路土侯助战。Ahmad在该年11月率领甘马挽船队南下， 很快就和彭亨境内义军会师，以历时五日五夜攻陷北根华人村；而甘马挽部队为了鼓舞士气和报复抵抗，允许将士在北根抢掠敌人七 天七夜，连带彭亨各路起义王侯也得于分羹，以增加财富酬劳义 军，之后部队方才整顿离开北根，再向甘崇（Ganchong）进军。③ Ahmad在1857年一度占领北根，也是暂时的，不久因战事不顺而撤退。

英殖一再插手阻止Ahmad的外援，柔佛则派出武义士（Bugis）民系战士支持原政权，并且从霹雳王国雇佣米南加保 （Minangkabau）战士对付叛军；这使得Ahmad 屡次企图举事，屡次都不顺利，发生许多转折，一直到1863年5月方才重新入主北根。此前，华人看来都得继续服从原来的统治者，才能继续维系中国大陆、柔佛和英属新加坡等地的贸易往来，也年年继续维持亲友出入本境，来往大陆。

① 刘崇汉：《独立前北根华人简史》，收录在刘崇汉主编：《彭亨华族史资料汇编》， 关丹：彭亨华团联合会，1992年，第141页。

② Linehan, W.,op.cit., pp.66-68.

③ Kalthum Jeran(ed.),,op.cit.,hlm.13.


《彭亨纪年》有一段记载是说，当甘马挽、 关丹和日赖等地联合部队在1863年攻陷北根的华人村，那时北根的华人都很害怕，态度就像他们平日遇到灾难祈求大伯公的时候，诚惶诚恐，主动把各种布料和食物奉献给入城的军事教长和义军将士，也有的人在现场请求饶命；而所有新政权的教长和将官则是一致同意，既已攻城成功，是应该既不杀人也不充公财产，宽赦所有华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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