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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對這座花園的描述使它看起來好像是自我展現在人們眼前一樣， 導致了房子的居住者對這幅畫卷完全無視……每一所房子都有俯瞰這座花園的窗戶：光線之窗、聲音之窗、 氣味之窗和味覺之窗以及許多扇觸覺之窗。

從房子看出去， 花園的景象隨著窗戶的結構和設計而變化： 它不會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 它是這所房子擁有的唯一世界——它的環境界。 ①

Jakob von Uexküll, 「The Theory of Meaning,」Semiotica , vol.42, no.1, 1982, p.73.

（图）

① 參見Jakob von Uexküll,「The Theory of Meaning.」

如果我們從烏克斯庫爾的符號學范式出發，當我們對生命體及其環境的關係進行檢視時， 那麼，在某個特定環境中對生命體的安置就變得至關重要——而環境與生命體的特征則在主體的解釋行為，即符號過程中得以呈現。 環境規定了生命體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為主體的生命體可以對環境因素賦予自身物種特有的意義。在其他環境因素的情況下，整個意義系統就會有所不同———它們和符號載體相互關聯。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為符號過程產生的次現象作出了很好的定義：經驗（從之前的符號過程中積累而來），記憶（使得之前的經驗可以被辨認出來）， 物種層面上的累積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部分發展的特征（後者可以被稱為符號選擇）。 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每一個以反應為基礎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為結構方式進行檢驗，這種結構方式允許了主體及其環境之間一致性的發展，或者說允許了適應。或許最廣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主體在其間通過感覺和行為與對象發生關聯。（見上圖）在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中，主體和對象經由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動世界（wirkwelt）相互關聯。 ①

生物符號學界的其他權威學者也發現了生命體和所在環境之間關係的獨特性，以及這種獨特性導致的符號決定。 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寫道：考慮進化時，重要的不是物種的適應性，而是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畢竟，適應性取決於關係——
—只有在給定的語境中，某物才能夠去適應。 但是，如果基因類型和環境類型相互
構成了度量適應性的語境，那麼，我們似乎就該在適應者的關係整體中去討論它，這種關系能力是一種符號能力。 ②

以霍夫梅耶的解釋為基礎，更寬泛意義上的符號學適應性可以被定義為：主體成功地適應了它所在的環境，它借助符號過程把來自自身和環境的信息聯接在一起。如果生命體能夠成功地與周遭環境的信息進行互譯，它就具有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在對環境的適應中，主體將自己地方化了，因此，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就暗示了地方化的成功。 另一方面，它也顯示出：如果主體脫離了環境，它的結構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鑑於這種雙重結構，地方化不應被理想化為一種合適的條件，因為關聯也就意味著依賴。 在生物學中，特化（specialization）與協同進化的適應 （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s）被作為生命體獨特的生命策略來進行研究。對於獨特的環境條件的、顯著的特化和作為生存策略的稀有性是攜手而行的，而特化的種族往往在面對環境變化時更為脆弱。

三、符號過程的語境性（contextuality）在符號學和文化理論的討論中，作為符號結構特征的地方性也相當引人注目，它和語境及語境性的概念相關。 有好幾種符號學方法都認為，意義是由語境所調節的。 在這些方法中，諾特認為英國語境學派 （British contextual school） 和分指語言學（distributive linguistics）較為重要。 例如，尤金·尼達（Eugene Nida）在他發表於 1952 年的論文中提出：

「意義是由環境賦予的。」①在他以後的著作中，也可以注意到類似的觀點（如討論單詞 「run」的意義是如何取決於文字和環境語境的②）。

②Jesper Hoffmeyer,「The unfolding semiosphere,」Gertrudis Van de Vijever et al., eds., Evolutionary Systems， Bi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pp.290-291.

瑞恰慈 （I. A.Richards） 則補充了源自過去的時間軸對意義和環境間關係的意義：像任何其他符號一樣， 一個詞語是通過屬於一組再現的事件而獲得意義的， 這組事件可以成為語境。 由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詞的語境是過去的一組事件的某種再現模式，我們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的語境，也就是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在其中獲得意義的那個過程的某一點。 ③

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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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作為圍繞文本或符號的一種結構，語境對符號的形式以及主體可能賦予符號的意義都有影響。語境存在於符號之外，同時通過符號關係規定著符號的局限和特征。 如此，新的詞語在形態上的形式和意義不僅取決於語言中已經存在的概念，還取決於語言中意義與形式之間罅隙的存在。

在不同的語境中，一個詞語的意義會有所不同，行為是否合宜也取決於它的語境。 一件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以及文藝評論家對它們的批評，也是在更為寬廣的文化語境中獲得部分意義的。 在對符號的解釋中，西比奧克強調了語境的作用，用以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信息與語境的沖突：作為信息接收者的人基於語境作出解釋，而完全忽略了信息。 ⑤ 「限制」（restraint）這一概念源自控制論，它被引入符號學中，在描述語境所起到的決定作用上具有核心意義。

這一概念認為，語境帶來了對符號冗餘（redundancy）的限制。 從冗餘開始，這種限制就有可能規定符號可能具有的意義，但是，符號本身也能夠負載語境的相關信息。我們可以引用格雷格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話來說明這種符號對彼此具有約束性的影響：

如果我對你說「下雨了」，這就將冗餘引入了宇宙、信息和雨點之中；由此，單單從這到某物一條信息你就可以猜到，如果你看向窗外，就會看，而這種推想可不是隨機遇上的。 ⑥

任何已經有效的符號過程都會部分地決定這一過程未來的發展可能——在時間的軸線上，語境的作用本身得到了擴展。 在讀小說或看電影時，我們可以發現，經歷過的事會影響到將來的結果。 同樣，每一篇科學論文或藝術作品都部分地決定了正在被觀察著的話語的發展可能。符號與文本之間關系的這種特征讓我們想到了符號過程中的因果關系——皮爾斯已經對此進行了描述：一個符號過程是如何引導未來符號過程的可能的。這種傾向似乎成為符號過程的概括性特點， 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如是說：比如說，如果為了交流和思想而將符號和符號相結合，那麼，就必須對期待（expectation）進行引導，並且對將來聯接的可能性作出限制。 隨之而來的符號不能被預先決定，不能太出人意料。 因此，每一個符號不僅必須將自己作為一個實體來發生作用，它還會提供多餘的信息。 ①

①Eugene Nida,「A problem in the statement of meanings,」Lingua, no.3, 1952, pp.126.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Eugene Nida,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Amsterdam,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001, pp.31-32.

③I. A. Richards, 「Functions of and factors in language,」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1, 1972, p.34.

④Thomas A. Sebeok,「Semiotics and ethology,」in T. A. Sebeok, Perspectives in Zoosemiotics， Janua Linguarum. Series Minor, The Hague: Mouton, 1972, pp.122-161.

⑤Thomas A. Sebeok,「Communication,」in Thomas A. Sebeok, eds.,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30.

⑥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Granada: Paladin, 1973, pp.383-384

符號學理論將語境作為某種類型的一般抽象物來進行檢視，由此可能會導致這樣的疑慮：將和語境有關的某種適應性作為較之於對其他語境而言的某種語境偏好來談論，這樣做是否切題。因為，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語境總是圍繞著所有的符號結構，即使在語境意味著符號結構的缺失時也是如此。 而且，當我們想到符號結構的自我組織能力時就會明白，這樣的疑慮是無法駁斥的。 主體通過符號活動建立了與語境相關的、對冗餘的限制，從而使周圍的語境變得有價值。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客觀的角度來描述主體與語境的關係，還要考慮到個體的、現象學上的、質性的關係。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和語境、或者說環境的價值性源於具體語境中主體的存在和主體在其間的符號活動。 對環境而言，存在於其間的時間是一個價值標准。

四、地方身份與環境

地方文化和環境相互作用，這種關係支撐著地方文化的身份。英國人類學家提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 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一個雙重的過程——人類和動物在其間適應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使這個環境個體化了。 ②地方創造這種身份的機制在人類文化的所有層面上進行運作：主體所在的本土之地以及種種因素支撐著它個體的自我定義，語言成為描述環境對象和現象的手段；而與主體的身份聯系在一起的記憶和環境也是地方所特有的。主體和環境的關係也可以是非語言的， 瑞典人類學家、符號學家阿爾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對生活於亞馬遜的印第安人的環境關係進行研究時，對感覺符號 （sensory sign）、 語言符號（linguistic sign）和經濟符號（economical sign）進行了區分。 包括「眼睛、耳朵、舌頭、皮膚的感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我們思考並歸入語言學范圍」 ③ 在內的各種感覺符號允許人和環境進行最為深入的交流。如果我們回到以控制論為中心的方法上去，就可以斷言，通過對原有文化的積極參與，將主體和所在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所謂冗餘信息的量會得到增加。當信息逐漸累積，個體就能夠預知環境的過程，並由此依賴於他/她的環境。（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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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由於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環境的突然變化，或者對另一個環境的進入也會帶來身份上不可避免的變化。作為符號結構的個體和文化為了自我維持總會要求某種語境，因此，當之前的環境消失時，對和新環境相關的新的符號關係的創造就開始了。

換句話說，如果語境缺失了，那麼文化和個體就會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語境。 當一個人將他/她的自然環境替換成人工環境，在自己周圍創造出存儲他身份的新媒介，並以這樣的方式來試圖彌補記憶傳統的遺失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符號過程。 霍恩伯格將這一過程描述為用感覺和語言符號來取代更多的、沒有鮮明特點的、表示價值交換的經濟符號。①

但是， 對新語境的創造往往會帶來標准化和簡單化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環境可以通過多種模式和隨機的過程來提供創造性和新穎性，文化就可能(pg 43)對現有的模式產生最大的依賴。

①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vol.6, no.3，1999, p.27.

②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 vol.25, no.2, 1993, pp.152-175;「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in M. Strathern eds., Shifting Contexts，London: Routledge, 1995, pp.57-80.

③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較之於全球規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優勢往往就在於它和周圍環境的聯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過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觀念和價值，如經濟價值、抽象象征和理想來獲得自己的身份。 而地方文化的關注點則更多地導向它周圍的環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這兩種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對立，他將自足性歸因於西方哲學傳統，歸因於悲劇這種體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種，而將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歸因於喜劇體裁和本地物種。 ②

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的那些方面。④

我們可能時常會發現，如果不在解釋中考慮環境本身的模式和過程———或者說非人類動物的符號活動，或者說交流活動的結果，就無法對與自然相關的文化文本，如自然書寫、自然文獻、環境藝術作出解釋。 從符號學上來說，這樣的文化文本具有雙重的特點， 除了文本本身展現的意義，它們還包括了或者說指涉著環境中在場的信息。被納入文化記憶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屬於作為地方實體（local entity）的自然環境，通過對自然的描述，文化將自己和自然聯系在一起。

正如文化擁抱自然，使自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賦予它意義一樣，文化本身也開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體地方變得類似；也正如文化賦予自然以意義一樣，它也和它的自然環境變得相像。

五、結論

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語境的同一化。 地方之間的自然環境無疑是有所差異的，而同一化的過程使得人對於地方性的自然符號的適應性降低了。與主體和環境相關的信息的一致性會受到阻礙，或者更直白地說，人們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 同時，大眾媒體一直試圖減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這樣，文化同質化這一全球化的先決條件才能實現。

要研究這樣的過程需要有合適的理論概念。符號學對符號和語境之間的關係討論良多，而理論生物學全面地研究了生命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符號學源於這兩門學科能夠積極地參與對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討論。這裡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語境、語境性的概念和它們在文化理論上的歷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號適應性觀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適合的起點。

①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②Joseph W. Meeker,「The comic mode,」in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s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155-169.

③這種危險意識適用於所有「現代主義」的世界觀，這些觀點認為人只能從已經受意識所影響的世界中進行學習。

④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1995.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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