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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aturday

舌尖上的馬來西亞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歐陽玉靖表示，2023年馬中雙邊務實合作成效顯著，貿易與投資領域持續蓬勃發展，預計全年雙邊貿易額將重返2000億美元，中國有望連續16年成為大馬最大貿易伙伴。

他指出，隨著馬來西亞榴槤成功進入中國市場和中資企業在大馬投資助力產業升級，中國民眾得以品嚐「舌尖上的馬來西亞」，同時提升了當地產業競爭力並創造高素質就業機會。

他強調，自2023年12月馬中互免簽證政策實施以來，兩國人民可享受「說走就走」的旅行便利，中方上月更宣布將大馬公民免簽停留時間延長至30天，進一步促進人員往來與文化交流，深化雙邊友誼。

歐陽玉靖也提出未來雙邊合作的4個關鍵方向：

第一、在戰略對接上力求「通」。中國式現代化與「昌明大馬」理念同頻共振，雙方在數字經濟、綠色發展和新能源等領域全面開花，展現出巨大的合作潛力。

「雙方應以經貿合作五年規劃及『一帶一路』合作規劃為指導，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與政策對接，加強產供鏈、價值鏈、數據鏈及人才鏈的深度融合，拉緊合作紐帶，共創美好未來。」

第二、在具體合作上做到「實」。雙方應深化「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推進東海岸鐵路、「兩國雙園」等旗艦項目，並加強軌道交通與基礎設施合作，中方將支持馬來西亞發展交通、港口及物流產業。

「中方的目標是與馬方共享中國開放發展的紅利，追求雙贏與共贏，實現共同發展與聯動發展。」

第三，在合作亮點上突出「新」。在深化傳統合作領域的同時，應深挖新興領域的合作潛力，拓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等領域的合作空間，推動創新發展與綠色發展，為兩國經濟注入新動能。

「第四、在多邊協作上強調『合』。雙方將共同維護自由貿易與經濟全球化，堅決反對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同時，支持馬來西亞履行東盟輪值主席國職責，並期待其在區域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攜手推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落地，共同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

「此外，作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雙方將在國際與地區組織中加強協調與合作，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實現共贏與可持續發展。」

「風好正揚帆，下個50年，馬中關系這艘巨輪必將乘風破浪，駛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歐陽玉靖是在今日出席第5屆「一帶一路」馬中商業對話中會時，發表上述觀點。

出席者包括，旅游、藝術及文化部副部長凱魯菲道斯、大馬中國商務理事會代執行董事拿督鄭源炳、馬中商務理事會董事拿督方天養。

馬輝：下一個50年將迎「黃金時代」　籲兩國工商界抓住機遇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馬輝表示，馬中經貿合作過去50年不斷深化，大馬作為最早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重點項目穩步推進。同時，兩國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新興領域合作潛力巨大。

馬輝表示，在兩國領導人的引領下，馬中關系未來50年將迎來新「黃金時代」，並呼籲工商界抓住機遇深化合作。

馬輝表示，在兩國領導人的引領下，馬中關系未來50年將迎來新「黃金時代」，並呼籲工商界抓住機遇深化合作。

馬輝提出了3點建議，推動中馬經貿合作邁向新台階：

第一，順應大勢，發掘馬中務實合作的新機遇。他呼籲馬中兩國順應全球數字化、智能化及綠色化的產業革命潮流，挖掘務實合作新機遇，同時把握經貿升級的大勢，抵制「脫鉤斷鏈」，推動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

第二，弘揚絲路精神，為中馬關系發展添磚加瓦。他鼓勵雙方企業深化農業、基建等傳統領域合作，並積極拓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優化創新資源配置，促進民心相通，為中馬友誼打下堅實基礎。

第三，用好工商界對話會平台，打造地方合作新亮點。他指出，經貿與地方合作是中馬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進互信與推動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本屆對話會吸引中國多個省市的政府機構和企業參與，期望雙方利用平台加強對接，開創更多合作亮點。

他相信，在兩國領導人的政治引領下，中馬關係的下一個50年將迎來又一個「黃金時代」，並呼籲兩國工商界抓住機遇，共同推動中馬合作不斷走深走實，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發佈於 2024年12月13日，報導：賴文鳳；東方日報）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October 22, 2024 at 5:16pm

愛墾網評註:中國新移民的海外契合空間～～投身文化+經濟事業者，具有（莊國土教授）「新移民」的背景知識，可從中發現海外華族與「新移民」的互動與契合的機會，而發展出新的動能。例如，中國國民在國內可能缺乏某些條件，或在海外因單打獨斗、不接地氣所以面對難突破的因素，現在因為有了新的互動與契合方式，而有了新的可能性。

我們會發現身邊的中國同胞多起來，其中一個因素，和我們的大專吸引了大陸生有關。不少年輕人畢業後留在這裡創業，成為馬來西亞-東盟與中國聯系點，是值得關注的。如何結合本地各族畢業生的創業需求，有太多可以想象的空間，但不應受到族群政策的干擾。因為它最終不僅對馬中文化經貿有幫助，也能帶動區域繁榮。這和馬來西亞留學生對美英澳紐等社會經濟做出的貢獻，道理是一樣的。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29, 2024 at 9:32pm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與領導認知衝突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BwO）概念，特別是與情動轉折的結合，與傳統管理學和領導學中的團體概念有衝突。傳統的管理學和領導學主要基於穩定的結構、權力階層、目標導向等原則，而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則關注去中心化、流動性、生成過程和非線性發展——

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對立
傳統管理學和領導學：傳統的組織和管理理論中，領導力通常由清晰的等級體系和權力結構支撐。一個組織或團體往往有明確的領導者、管理者，負責制定目標、協調團隊成員的活動並控制決策過程。團隊結構大多是中心化的，強調從上到下的管理以及固定角色的分配。

無器官身體與去中心化：無器官身體則去除了中心和層次，它強調的是去疆域化和權力、欲望流動的開放平面。在無器官身體的場域中，沒有穩定的權力中心，個體和群體在不斷生成和解構中形成新的結構，這是一種更為流動、非固定的組織模式。這與傳統管理中對穩定和明確角色分配的要求形成衝突。

目標導向與生成過程的衝突

傳統管理學：管理學的一個核心假設是，團隊存在明確的共同目標，領導者通過規劃、組織、指揮和控制等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管理學依賴的是一種線性的、目標導向的過程，強調結果和效率的達成。

生成與開放性：無器官身體則更關注生成（becoming）而非既定目標。生成過程本質上是開放的、動態的，它不追求預定的結果，而是在不斷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中生成新的秩序和可能性。對於德勒茲的視角而言，組織或群體的生成不需要明確的目標，而是通過欲望、情感和力量的流動自然地形成。這種對生成的開放性與傳統管理學中的結果導向性產生了張力。

穩定性與流動性的對立

傳統管理學：組織結構和團隊管理往往強調穩定性，尤其是在大型企業或複雜組織中，穩定性被視為有效運作和長期成功的基礎。層次結構、制度、規則和標凖操作程序被設計用來維持團隊的穩定和高效。

無器官身體的流動性：無器官身體拒絕固定的形式和結構，它強調欲望、力量和情感的流動性，這些力量不受既有規則和形式的限制。流動性意味著無器官身體可以在任何時刻解構現有秩序並生成新的秩序，而這種不斷的生成和變化可能導致組織內部的不確定性。這一點在管理學中被認為是風險，因為流動性容易打破原有的秩序和效率。

控制與自發性的衝突

傳統領導學：領導學強調控制和協調，領導者的作用是對組織內部和外部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以確保團體目標的實現。控制意味著對個體的行為、情感、動機等因素進行管理，避免混亂或過度的自發性。

無器官身體中的自發性：在德勒茲的哲學中，生成過程本質上是自發的、去控制的。無器官身體並不受任何單一主體或權力的控制，而是由不同的力量和欲望自發生成新的連接和秩序。這與傳統管理中對行為和結果的精細控制要求形成直接衝突，因為無器官身體的生成過程無法被完全預測或管理。

個體化與去個體化的衝突

傳統管理學：在管理學的框架中，個體通常作為獨立的、具有責任感的行為主體被對待。團隊的有效運作依賴於個體明確的角色和任務，個體績效也是團隊成功的基礎。

無器官身體的去個體化：無器官身體則追求去個體化（impersonalization），它是由力量、欲望和情感流動構成的非個體化場域。無器官身體的生成並不依賴個體的意志或責任，而是超越個體層面，形成了一種集體性的流動。這種去個體化的生成過程不符合傳統管理學對個體責任和績效的要求。

情感與理性決策的衝突

傳統領導學：領導學通常基於理性決策的假設，強調通過邏輯分析和數據來作出最優決策，情感的作用往往被視為需要控制或管理的因素，避免影響團隊的效率。

情動轉折中的情感生成：情動轉折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情感不僅是影響組織和團體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生成的核心動力。情感的流動與無器官身體的生成過程密切相關，它們不僅影響個體的行為，還決定了群體的生成方向和動態。因此，從德勒茲的視角來看，情感並非是需要控制的因素，而是生成和創造的重要力量。這與傳統領導學中過於依賴理性決策的模式相衝突。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概念與情動轉折的視角確實與傳統的管理學和領導學存在衝突。傳統管理學強調控制、穩定、中心化和目標導向，而無器官身體則追求去中心化、流動性、生成性和開放性。這些差異帶來了根本性的張力，尤其是在團隊管理和領導力的理解上。傳統管理學更傾向於將情感作為需要管理的對象，而德勒茲的視角則強調情感是生成的核心力量，推動了去中心化和去疆域化的過程。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28, 2024 at 3:34pm

愛墾APP: 新文創培訓教育

中國目前的教育設置對新文創的最大挑戰，主要集中在創新意識與跨學科能力的培養不足。作為社會文化再生產的一部分，教育體系的局限直接影響新文創產業的發展——

創新思維培養不足

現狀：傳統的中國教育體系以應試教育為主，強調知識積累和考試成績，而創新思維、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相對不足。這種模式下，學生往往在創意表達和獨立思考方面受到限制，難以適應新文創行業對創新性和原創性的需求。

影響：新文創強調文化內容的創新與科技融合，創新思維的缺失使得文創行業在開發新穎內容和形式時面臨挑戰，容易陷入模仿和重復，難以產生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原創IP。

跨學科教育與復合型人才培養不足

現狀：新文創涉及文化、科技、商業等多個領域的融合，而中國目前的教育體系大多是學科分離的，缺乏跨學科的教學和訓練機制。學生往往專注於某一領域的專業知識，而難以獲得整合多領域技能和視野的教育體驗。

影響：新文創行業需要復合型人才，即既具備文化創意能力，又懂得數字技術、市場營銷等其他領域的知識和技能。當前的單一學科教育模式使得文創從業人員在技術和創意的結合上存在缺陷，難以推動文化與技術的深度融合。

文化內容創意的深度挖掘不足

現狀：中國的教育體系在文化傳承和傳統文化的普及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深度挖掘和創新性表達方面相對較弱。學生在學習傳統文化時，往往偏重於記憶和再現，而不是通過現代的視角對其進行重新解讀和創作。

影響：新文創需要從傳統文化中提煉出符合當代社會需求的內容和形式。然而，由於缺乏對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詮釋和再造能力，許多文化創意項目在全球化和數字化背景下顯得單調，無法實現文化創新與現代表達的有機結合。

技術與藝術融合的教育體系滯後

現狀：新文創的發展依賴於技術與藝術的結合，例如通過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文化產品的表達形式。但目前中國的教育體系中，技術類學科與藝術類學科的界限依然比較明顯，難以為學生提供技術與藝術融合的教育平台。

影響：在新文創的實際操作中，文化創意與數字科技的結合是核心競爭力之一。如果教育體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跨技術與藝術領域的綜合能力，將會限制文創行業的技術創新與藝術表達的突破。

實戰經驗和職業培訓不足

現狀：盡管中國的教育體系在理論教學上較為扎實，但缺乏與產業實際需求緊密結合的實踐性教育。文創行業需要學生在校期間就獲得充分的實際項目經驗，而許多學校的產學結合機制不健全，學生缺乏在真實商業環境中的鍛煉機會。

影響：實戰經驗的缺失導致許多畢業生在進入新文創行業時，難以迅速適應產業需求。教育體系與行業之間的脫節也使得文創人才的供需不匹配，企業難以找到適合的高素質創意人才，而學生也難以將學到的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

國際化視野的培養不足

現狀：新文創的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而中國的教育體系在國際化視野的培養方面相對較弱。許多學生缺乏對全球文化市場的理解和對跨文化傳播的敏感性，這使得他們在面對全球市場時，難以用國際化的語言和方式講好中國故事。

影響：國際化視野的缺乏限制了新文創產品的全球傳播力，特別是在文化差異顯著的西方市場，如何讓中國文化創意作品被廣泛接受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教育的國際化程度不足使得學生難以在全球背景下展開文化創作。

創業與創新支持體系不夠完善

現狀：雖然近年來中國各大高校都在推動創新創業教育，但整體來看，相關課程和項目的落實仍不夠充分，特別是在新文創領域。許多學生缺乏創意項目的創業指導與支持體系，使得有創意想法的學生無法順利將創意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商業項目。

影響：新文創領域的創新創業氛圍相對薄弱，使得許多有潛力的文創項目在起步階段便面臨資金、指導等方面的困境。教育體系如果無法提供系統的創業支持，將削弱新生代文創人才的創新熱情和創業動力。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8, 2024 at 10:48pm

爱垦APP：“差异”的局限性

在一个多元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交织的区域，如东南亚，单纯强调“差异”而忽略“生成”有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这是因为差异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和谐或共存，而是可能激化矛盾，特别是在差异被用来区分“自我”和“他者”、强化族群或文化界限的情况下。相反，加入“生成”的视角可以引导人们认识到差异是动态的、可变的，并且通过不断的互动、对话和融合可以实现共同的成长与繁荣。生成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路径，帮助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群体在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找到共存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因差异固化而产生的冲突。

“差异”本身的局限性

差异强调的是个体、群体或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但这种强调如果缺乏动态的生成视角，可能会导致以下几种问题：

固化身份：当差异被视为固定的、不变的，这种对身份的僵化认同可能加剧分裂和对抗。例如，在东南亚的多元社会中，若某个民族或宗教群体固守自身的文化或宗教差异，而不愿意开放接纳其他群体的特质，差异就可能变成划分界线的工具，强化彼此的排斥感。

“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差异如果被过度强调，容易导致将世界简化为“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化、信仰和族群的互动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特别是当某些群体试图捍卫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将他者视为威胁或竞争者时。

权力不平衡和差异的政治化：当差异与历史上的权力不平衡结合在一起，差异很容易被政治化或工具化，成为某些群体谋取利益或控制他者的手段。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族群差异或宗教差异被利用来制造紧张局势，造成族群冲突或宗教冲突，并非鲜事。

“生成”带来的动态解决方案

德勒兹的“生成”（becoming）强调的是变化、过程和转化，意味着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生成、互动和重塑之中。这一概念在多元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视角，帮助人们理解差异不仅仅是分裂的来源，还是创造新关系、融合和共同成长的机会。

差异中的生成：强调生成意味着承认差异的流动性和变动性。文化、宗教和民族身份并非不可改变，而是通过历史、互动和体验在不断演变。东南亚的多元文化背景正是这种“生成”的典型范例，不同文化、宗教信仰和语言在相互交融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形态。

共生成与共存：生成的视角为多元社会中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解决方式。通过生成，差异不再被看作是冲突的根源，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文化和信仰群体可以在相互影响中共同成长，并创造出新的混合形式。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历史上便是这种差异共存、文化交汇的产物。

对话与协商的过程：生成强调过程和变化，也意味着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处理差异。在东南亚的多元社会中，如果各群体能够通过持续的对话来认识差异，并在此基础上相互理解与合作，生成的过程将带来更和谐的共存。

以“生成”缓解冲突的可能性

强调“生成”可以有效避免因固守差异而导致的对立。通过生成的视角，不同的文化、宗教或族群能够在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共通点，建立合作与融合的可能性：

文化混合性：东南亚有丰富的文化混合历史，如马来文化与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的长期互动，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和宗教实践。这种文化混合体现了生成的力量，表明即便在差异的背景下，通过互动可以创造新的、多元的社会形态。

包容性民族认同：通过生成的视角，可以重新构建包容性的民族认同，而非基于差异的排他性认同。东南亚国家中，成功处理多元族群和文化关系的往往是那些能在生成中找到共同点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它们通过包容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来缓和不同族群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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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7, 2024 at 7:43am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

摘要：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學術淵源。盡管在學理上約瑟夫·奈對「軟實力」思想有一定的貢獻，但其真實的目的是服務於美國政治及其國家利益。由於受政治立場和思維方法的局限，「軟實力」思想存在諸多認識上的偏隘。而中國學界對「文化軟實力」的研究，立足中國國情，突出中國特色，已經形成了包括「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的理論體系；在戰略定位、宗旨目標、內涵重構、文化作用、體系邏輯、認識的廣度和深度等方面實現了理論創新，超越了西方「軟實力」思想的界域，並為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出一系列學理性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軟實力 硬實力 文化軟實力 理論超越

「軟實力」概念傳入中國已近三十年。三十年來，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呈現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基本特征是「東升西降」。與之相應，學界對「軟實力」的理解和運用，也經歷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的軌跡，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深入發展，歷經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強而日益清晰。十七大報告提出「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重要組成部分」，使「軟實力」概念第一次寫進文件，其標誌性意義不可低估。

特別是十八大後，習近平對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意義給予更高的定位：「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談到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時強調「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談到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時又強調，要「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和「不斷提升」的表述說明黨和政府對文化軟實力越來越重視。

在這個大背景下，構建文化軟實力學術理論體系並不斷推出更多創新成果已成必然之勢。尤其需要指明的是，中國黨和政府一般不單獨使用「軟實力」概念，而是在「軟實力」前添加「文化」二字。這兩個字的添加，絕非可有可無，而是為中國特色軟實力理論創新研究吹響了號角。如何認識這一理論創新？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理清「軟實力」思想的來龍去脈，在比較、鑑別和借鑑中，溯源而知新。

一、「軟實力」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主要觀點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軟實力」概念的提出者。他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註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書中，首次提出「軟實力」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政治背景，也有學術淵源。

從政治背景看，他主要針對的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一書的觀點。肯尼迪認為，軍事擴張使美國正逐步走向衰落，使美國處於令人擔憂的境地。他認為：「在這種令人擔憂的環境中，大國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以比兩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費用用於國防，但仍感到國際環境不夠安全……大國走下坡路時的本能反應是，將更多的錢用於『安全』，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這將使自己的處境更為困難。」

肯尼迪強調，美國會繼續衰落。1945年以來，美國佔世界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過去幾年下降得比預想還要快。針對肯尼迪的「美國衰落論」，約瑟夫·奈在書中進行了反駁。他認為，美國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同時在文化、制度、價值觀等方面擁有軟實力優勢。只要能把軟實力優勢轉變為國際影響力，美國註定領導世界。他認定，美國實際上並沒有衰落。當時，約瑟夫·奈並沒有預見到蘇聯會因意識形態信仰扭曲而很快解體，因此他警告：「基於蘇聯的基本資源和軍事實力，在21世紀低估蘇聯這一超級大國將是一個錯誤。」在蘇聯解體以後，約瑟夫·奈開始認識到，西方的音樂、歌曲、娛樂方式等文化生活具有強大的軟實力，是「推倒柏林牆」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真實目的，在於服務美國在冷戰時期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需要。他建議美國在運用軍事、經濟、科技等硬實力之外，還要運用更有效的軟實力。

從學術淵源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曾受到西方一些政治學家的啟發。美國政治學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將政治權力劃分為武力、操縱、說服和權威四種形式。美國戰略家柯林斯（John M. Collins）把影響民眾思想和行動的政治力量、民眾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以及起領導作用的因素均視為政治權力的組成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則認為，權威的核心不在於強制和暴力，而在於用價值觀成功地塑造全社會；建立權威就是塑造共識的過程。

上述政治學者所強調的「說服」「民眾的性格、精神面貌和教育程度」「價值觀」「共識」等，都屬於文化、思想、意識形態范疇，都是「軟實力」的資源。其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影響過約瑟夫·奈，而影響最大的是英國現實主義學者卡爾(E. H. Carr)。卡爾把「國際權力」區分為三類：一類是軍事權，二類是經濟權，三類是話語權(文化權、輿論控制權)。在約瑟夫·奈看來，軍事權帶有威脅生存的強制性；經濟權帶有利益誘惑的收買性；而話語權則具有說服、誘導、吸引、同化的柔軟性，把自己想說想要的主張變成別人想說想要的主張，使別的國家心甘情願跟著自己國家走。正是受卡爾「話語權」的啟發，約瑟夫·奈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他認為「軟實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識形態和國際機構」。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約瑟夫·奈最早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但對其界定是模糊且搖擺不定的，他主要是針對一些國際關係的實際問題，為美國政府出謀劃策，而其觀點往往隨其對國際形勢的認知變化而演變，並沒有形成系統的軟實力理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一些學者提出「巧實力」概念並賦予比「軟實力」更重要的意義後，約瑟夫·奈本人對軟實力的價值判斷又出現了一定的游移。[下續]（愛思想 2023-07-03）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5, 2024 at 8:09pm

2004年，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雜志上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認為實現美國的外交目標，需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巧妙地結合起來。受此啟發，2007年，約瑟夫·奈和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合作，共同撰寫了題為《巧實力戰略》的研究報告，試圖通過運用「巧實力」幫助美國擺脫外交困境，鞏固美國全球霸主地位。

約瑟夫·奈還針對一本關於美國硬實力的著作寫了一篇書評《巧實力：探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平衡》（「Smart Power: 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在該文中，他一如既往地批評布什政府對軟實力的忽視，同時強調，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地結合為「巧實力」，運用「巧實力」。但是，他對巧實力並未進行深入解釋。

在《靈巧的超級實力》一文中，約瑟夫·奈又結合「打擊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戰爭」推銷「巧實力」。但他回避了美國同反恐戰爭的關係，認為「這場斗爭的雙方不是伊斯蘭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蘭內部的戰斗，對立的一方是少數恐怖分子，另一方則是非暴力的伊斯蘭信徒的主流。美國必須吸引伊斯蘭信徒的主流以使得恐怖分子無法招募新的成員，才能擊敗『聖戰』極端主義。」

「美國需要像冷戰中所做的那樣，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結合成『巧實力』。

反恐戰爭既需要軍隊、情報和國際警察部門通力合作來打擊強硬恐怖分子；同時，還要吸引伊斯蘭主流民眾，孤立極端分子；起著關鍵作用的還是軟實力。」

在另一篇文章《巧實力和反恐戰爭》中，他還進一步闡述了「巧實力」在反恐戰爭中的運用問題。而在《美國能夠重獲「巧實力」》一文中，他強調「巧實力」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箱」。這一思想後來被美國政府采用。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2011年11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宣布美國要實施「轉向亞洲」戰略，或稱之為「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口頭上，盡管美國政府否認遏制中國崛起，但事實上，美國通過重新平衡亞太各國的力量對比，來達到美國重新主導亞太意在針對中國的主要目的。其具體實施的謀略正是運用「巧實力」。

一方面，美國不斷在中國東海和南海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撥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到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其巧實力中的軟實力，變成了毫無底線的造謠、誹謗、打壓。拜登上任後，迫於國內政治壓力，基本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無實質性變化。

不難看出，在約瑟夫·奈等人的推動下，近年來美國政界更加青睞和試圖運用「巧實力」。但是，「巧實力」概念並無太多新意。以「軟硬兼施」手法形成「巧實力」，古已有之，難稱其「新」。雖然在宏觀戰略實施過程中，「軟硬兼施」的「巧實力」更有效，乃至其聲譽一度壓過「軟實力」，但就思想創新性而言， 「軟實力」的學術創新價值仍然超過「巧實力」。所以，時至今日，「軟實力」術語出現的頻率仍然比「巧實力」高。

梳理約瑟夫·奈在不同論著和場合中的提法，所謂「軟實力」理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運用非強制性手段控制別國的能力。

約瑟夫·奈提出，傳統觀點認為，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通常是衡量一國實力的重要指標；然而國與國之間的超強實力的來源正在發生變化，不再是擁有資源的能力，而是改變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國家綜合國力可劃為兩種，即硬實力（Hard or Command Power）與軟實力（Co-optive or Soft Power）。國家實力不僅包括資源、經濟、軍事和科技等硬實力，而且還包括文化、價值觀、制度、國際話語權等軟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兩者缺一不可。

對美國來說，在21世紀的超強能力不是擁有多少資源，而是控制國際政治環境的能力以及讓其他國家按照美國意願行事的能力，因此要從過度依賴硬實力轉向同時重視軟實力。在《軟實力的挑戰》一文中，他對「軟實力」概念進一步作了概括，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吸引力，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並獲得理想的結果，目的是使其他國家信服地跟隨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准或制度，並按照你的設想行事。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信息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它的立場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並且鼓勵其他國家依照尋求共存的方式來加強對它們有利的國際制度，那麼它無需擴展那些傳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為何再不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一文中，他強調，在21世紀，由於軍事力量的使用會危害一國的經濟實力，加之道德方面的約束，使得軍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不能再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應更多地使用軟實力。

他在另一部著作《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中，進一步充實了「軟實力」概念，提出「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來達到目的。這種吸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眼里我們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在該書中，他從行為分佈和潛在資源兩方面比較了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區別。由於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思想旨在服務於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所以他在論述時難免多以美國為例，包括美國如何以軟實力服務外交意圖。他認為，建構世界新格局不能只依靠軍事武力，還要運用文明、文化、價值觀念才能成功。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4, 2024 at 9:12am

2004年，在比較各國軟實力時，約瑟夫·奈提出，在大眾文化領域，「蘇聯文化談不上具有軟實力」；「封閉的體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意味著，冷戰期間蘇聯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從軟實力資源角度看，與美國力量最接近的競爭者是歐洲。亞洲國家也具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依他的觀點，在亞洲的日本是軟實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總體上亞洲國家軟實力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但是，到2013年，約瑟夫·奈又有新的判斷，認為亞洲的軟實力到2025年會顯著提升，甚至可以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

單從學術角度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無疑是一個貢獻。這個概念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話語權、國家形象等影響力的「柔軟」共性。從這一「共性」出發，約瑟夫·奈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但他這種觀點是在蘇聯解體14年之後提出的，而在他的「軟實力」開山之作中他對蘇聯的力量還是敬畏的。因此，「從來」一詞，有些欠妥。就事實而言，十月革命勝利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蘇聯文化軟實力可謂生機勃勃，充滿吸引力。僅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不知影響了多少國家的熱血青年。約瑟夫·奈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承認，「戰後早期，蘇聯從這些戰略軟資源中獲益頗多，諸如共產主義、跨國的共產主義機構等。」

約瑟夫·奈認識上的偏頗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他僅僅把「軟實力」看成外交戰略和國際博弈的權謀，完全沒有重視軟實力對國內的影響；其二，他沒有從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興衰，把蘇聯解體時的軟實力等同於蘇聯全部歷史的軟實力；其三，他提出「軟實力」的宗旨是在論證美國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這顯然有違各國人民對國際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期盼。

第二，利用信息革命提升「軟實力」，以彌補硬實力的不足。約瑟夫·奈敏銳注意到，信息革命極大地提升了軟實力作用，即提升了意見、文化和政策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並不能取代某個國家，但會愈發增加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他認為，21世紀美國要想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實力，取決於以下因素：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社會不衰退；保持現有的軍事實力但又不過度軍事化；不因憑借自己的力量而變得過度單邊主義和傲慢，以致浪費其軟實力資源；不會發生重大災難性事件，使得美國朝著孤立主義方向發展；以更廣闊的、更富有遠見的視野綜合全球利益來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他還分析了非政府組織、信息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革命對軟實力的影響，認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國界的團體和網絡。跨國公司和非政府機構（包括恐怖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很多這樣的組織吸引我們的公民加入他們的跨國聯盟，形成它們自己的軟實力。」「信息和通訊領域的技術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權力，使得個人和團體能夠在世界政治中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

在《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他從全球事務的權力分配出發，探討了21世紀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分析了軟實力資源如何適應信息時代，以及運用巧實力時為何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實力。約瑟夫·奈看到，以往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現在大眾也可以操縱，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非政府組織和普通百姓很容易獲得軟實力資源；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眾可以在家中對政府發動網絡襲擊，甚至制造令全世界感到恐懼的安全威脅。因此，網絡時代的主權國家增加了軟實力的「新邊界」。約瑟夫·奈對網絡無政府狀態表示十分憂慮，他說：「不受監管的網絡世界正變得日益危險，這不僅僅對網絡空間本身造成影響，而且對經濟、地緣政治、民主社會，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基本問題都有嚴峻影響。」「在全球軍事沖突領域，計算機網絡已成為除傳統的陸、海、空、天四大領域之外的第五個領域。」 

約瑟夫·奈關於網絡的見解是睿智的，深刻地反映了網絡給非政府組織所增加的能量，以及給政府組織提出的嚴峻挑戰。他看到了非政府組織和網絡信息相結合，將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特朗普主政四年的美國政府幾乎從反面印證了約瑟夫·奈15年前的告誡：21世紀，美國已經很難「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性的實力」，美國經濟不再「保持強勁」、社會已經「衰退」。當此之時，特朗普卻把「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傲慢」推向了極致；只求選票，不顧民生，乃至造成了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這是美國軟實力衰敗無法掩蓋的證據。特朗普連任總統的夢碎，顯然有其軟實力失敗導致的必然性，而媒體巨頭特別是互聯網巨頭對特朗普的限制和封殺，無疑加劇了其因軟實力失敗而招致的競選連任的失敗。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3, 2024 at 11:55am

第三，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導致美國軟實力衰落。

約瑟夫·奈稱，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實力主要體現為戰爭能力，即軍事能力，隨著20世紀中葉「核時代」的到來，美國和蘇聯不僅擁有工業力量，還擁有核武器和洲際導彈。

然而，當今時代，美國實力的基礎正在發生轉移，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一是核武器盡管威力巨大，爆炸後破壞性比較強，但理論上一般不會使用，除非極端情況。二是民族主義興起，使得通過霸權來控制覺醒的民眾越來越困難。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發生巨大變化，後工業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更多地關注社會福利而不是榮譽，因而除非生存受到威脅，他們已厭惡戰爭。四是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國家而言，使用武力會嚴重損害他們的經濟實體。

綜合以上情況，約瑟夫·奈認為，在當今國際優勢較量中，軍事實力已不再起主導作用，而經濟實力的影響力將變得越來越大；美國要想保持強大，必須關注軟實力。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實力與戰略》一文中，約瑟夫·奈批評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及之後采取的外交戰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質疑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那麼伊拉克戰爭無疑很好地消除了人們的質疑。」

但他同時認為，美國政府過分關注國家間軍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錯誤的，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家摸不著頭緒，仍在黑暗中前行，不知如何應對。

在21世紀，美國仍是實力最強的國家，但對越來越多的事務失去控制。盡管美國在傳統事務上應用硬實力游刃有餘，但這些措施不能適應由於全球化和技術民主化所帶來的世界政治轉變。美國缺乏處理國際和國內一些沖突的能力，這些衝突主要是監控轉型發展威脅美國安全的問題。在處理當今社會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國際金融穩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義時，單純使用軍事力量並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時候軍事力量的使用會產生不良後果。

因此，應重視使用軟實力。約瑟夫·奈還深刻檢討了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災難與仇視，以及帶來的軟實力衰落，即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受到質疑。就如何更好地發揮美國的軟實力，他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戰略。最後，他告誡美國，「與硬實力不同，軟實力的運用更不能實行單邊主義，這是美國還沒有認識到的事實。為了與世界有效地溝通，美國首先需要學會傾聽。」

約瑟夫·奈關於美國「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國權力的局限僅僅歸結於「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軟實力的衰落」則是片面的，未看到問題本質，即美國霸權主義貪婪掠奪的實質。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采納了約瑟夫·奈的觀點，更多地運用了美國的軟實力。然而，美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軟實力策略只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一點戰術效益，不可能改變大的戰略格局，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也不會成功。

二、約瑟夫·奈「軟實力」思想的主要問題

約瑟夫·奈說：「當我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時，我認為它是一個學術概念，以彌補國際關係學者對權力思考方式的不足。」但事實上，約瑟夫·奈是把「軟實力」當作政治武器的。約瑟夫·奈於2022年9月發表新作《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盡管約瑟夫·奈並不是主張打「新冷戰」的反華強硬派，不贊成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也不認為「妖魔化」中國有利於美國，但是，約瑟夫·奈始終站在維護美國霸權主義的立場上，這是一以貫之且旗幟鮮明的。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能正確理解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宗旨和運用「軟實力」的策略。

不可否認，約瑟夫·奈闡述「軟實力」功能、作用、影響，對一系列國際問題作出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是他對國際政治學的貢獻。但是，他沒有對「軟實力」概念給出一以貫之的界定，諸多觀點也不夠嚴謹。特別是他的一些「軟實力」觀點因缺少辯證思維而經不起推敲。例如，他曾「提醒」別人對「軟實力」進行「再思考」，而事實上他在提醒過程中的某些論斷同樣需要再思考。

《軟實力的再思考》一文中，針對一些人關於軟實力的看法和觀點，約瑟夫·奈進行了回應。這也是約瑟夫·奈比較集中闡釋他的軟實力思想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的「再思考」存在明顯不夠嚴謹之處，經不起推敲。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Comment by 美索 布達米亞 on September 1, 2024 at 1:31pm

其一，「軟實力是指文化的實力——這個觀點僅部分正確」。約瑟夫·奈在批駁這段引文時，認為某個國家軟實力主要源於那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他認為，其中「文化」只是軟實力的來源之一。顯然，他對「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夠深入。因為軟實力的所有要素都無法和文化切割；離開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就無從談起。政治價值觀的取向和對外政策的思路，均與提出者、制定者和規劃者的文化視野、文化功底、文化偏好密切相關，因此文化必然滲透到軟實力的各個環節和要素。因此，文化並非僅僅是「來源之一」。

其二，「經濟實力是軟實力——情況不是這樣子的」。認為經濟實力等同軟實力，顯然站不住腳。不過，約瑟夫·奈認為，經濟實力能夠轉化為軟硬兩種形式的實力，經濟制裁是硬實力手段，財富吸引是軟實力。約瑟夫·奈在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區分「經濟實力」和「經濟制裁」。「經濟實力」是硬實力，而「經濟制裁」則是制定和實施某種懲罰性的經濟政策和策略，屬於智慧創造過程，是一種「軟」實力；即便「經濟實力」比較弱的國家，同樣可以利用自身經濟資源的某種特點而具有的相對優勢制裁對手，迫使對手改變政策，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約瑟夫·奈把經濟制裁簡單地等同於硬實力，顯然欠妥。

其三，「軟實力比硬實力更仁慈——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約瑟夫·奈認為，由於軟實力通常被當成硬實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張以道德為重的學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經常使用軟實力。同任何形式的實力一樣，軟實力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關鍵看誰掌控這種實力、如何運用這種實力。

約瑟夫·奈的反駁還可以更深一步。事實上，硬實力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惡之分。硬實力僅當被掌握並運用於不同性質的行為時，才有善惡之分。因此，當硬實力被用來維護正義時，它便是「仁慈」的；當硬實力被用來踐踏正義時，它一定是殘暴的。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它並非中性的。軟實力屬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有正負之分，並不都「仁慈」。服務於霸權主義和侵略者的軟實力，不可能是仁慈的，而服務於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軟實力，本質必然是「仁慈」的。

其四，「硬實力能夠衡量，而軟實力則很難——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約瑟夫·奈認為，對軟實力資源進行量化是可能的，比如可以測量和比較文化溝通能力、外交資源等；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量化一個國家吸引力的變化。事實上，即使硬實力，也不那麼容易量化，對硬實力資源表面上准確的測量在很多情況下是膚淺的，可以成為「有形的謬論」。

上述觀點表明，約瑟夫·奈並沒有嚴格區分「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理論界限。軟實力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一切有形的、可以計量的、能表現出強制性作用的實力都是硬實力。而軟實力所以稱之為「軟」，恰恰因為它是無形的、柔性的、難以計量的，表現為精神、情感、智慧、形象、吸引、凝聚、感召等影響力。約瑟夫·奈認為「民調」可以量化軟實力，這種看法也有點簡單化。因為，每個「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有不同的經歷、處境、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和判斷，所以依據「民意調查」來評價軟實力難免存在誤差，甚至是顛覆性誤差。因此，針對軟實力的評價，僅靠「民意調查」的量化研究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深入的定性研究，才能觸及問題本質。

對「硬實力資源」的評價，如果完全離開文化軟實力考量和辯證思維，僅僅依據量化研究，那就不僅是什麼「有形的謬論」的問題，而且有時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可以計算其科技含量、數量和威力，但計算結果並不等於戰斗力（硬實力）。軍隊的戰斗力必然是各種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軍人的理想、信念、智慧、忠誠和勇氣，而這些恰恰歸屬於無法計量的文化軟實力范疇。

其五，「歐洲關注軟實力的應用，而美國則關注硬實力的使用——確實如此」。約瑟夫·奈認為，歐洲成功地運用軟實力，使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獲得了它想要的結果，而美國的行為則表現出似乎軍事實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理念，但應注意的是，單純依賴軟實力或硬實力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正確，應把二者有效結合成「巧實力」。事實上，在「軟實力」應用上如何評價歐美異同，需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現在看來，英國已經「脫歐」，約瑟夫·奈對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評價，顯然與事實落差很大。但他主張軟實力和硬實力應有效結合，無疑是正確的。

其六，「布什政府忽視了美國的軟實力——這個觀點比上一個觀點更正確」。約瑟夫·奈認為，布什在第一任期內因忽視軟實力而付出了高昂代價，而在第二任期內則顯示出對軟實力更多的關注，開始重視對外政策的價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預算。顯然，約瑟夫·奈屬於民主黨人，他批評布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他對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評價是片面的，完全稱不上「更正確」。事實上，布什政府雖然沒有使用「軟實力」概念，卻並沒有忽視軟實力運用。無須多舉，布什的就職演說，乃至其一系列國際戰略權謀，就是其對軟實力的表達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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