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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
[摘要]本文立足於小型文化體系,提出了微觀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本概念—— 地方性,將其作為考察地方文化和生態系統的一個基礎單位。由於符號活動的語境性和生命與環境之間密不可分的意義關係,地方性作為生態符號學研究的一個可能起點,具有足夠的理論支撐和高度的可操作性。 並且,這種強調符號主體的地方性、語境性的概念,為解構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將起到重要作用。
[關鍵詞]地方性;語境性;生態符號學;環境;符號主體
[作者簡介] 蒂莫·馬倫(Timo Maran),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符號學系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生態符號學研究和自然文學研究。
[譯者簡介] 湯 黎(1982—),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論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一、引言
要研究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就需要在不同的科學領域內進行討論,因為,沒有一門所謂的純學科可以處理這樣一個豐富的主題。自上世紀60年代始,幾門不同的學科,如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環境哲學等,就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這些由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以及藝術哲學理論產生的學科試圖解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此種研究情形可以概括為四個相互交織的方面:理論框架、研究對象、文化語境和自然語境。 我們可以認為,其中的第一項,即理論框架承載了學術認同和科學的歷史遺產,而後三項則有賴於特別的研究對象和地方性的條件。
上述邊界學科的理論背景大多(盡管並非絕對地、獨一地)源於英美學術傳統,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源自一個科學傳統的理論和方法,如何對另一個傳統中的、地方性的材料進行分析呢?
①本文較早的一個版本發表於由弗維·薩拉皮克(Virve Sarapik)、卡迪裡·圖烏爾(Kadri Tuur)和馬里·拉恩裡梅茲(Mari Laanemets)主編的《地方與場所》(Place and Location)的第二卷,題名為《地方性的生態符號學舉出》(Ecosemiotic Basis of Locality),第 68-80 頁。
例如,在思考愛沙尼亞這個芬蘭-烏戈爾語系的小型文化體時,這就會成為一個問題——我正好來自那裡。 在研究愛沙尼亞的文化與自然關係時,我們很快會發現,許多生態批評的重要概念,如「荒野」、「環境書寫」、甚至「文化」與「自然」,它們本身的對立都不具有操作性。 較之於英國和美國,我們的文化環境、歷史遺產和自然經驗都有所不同。 或許在較大的文化體與較小的文化體之間,以及由這些文化產生的范式之間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的普遍程度有所差異。
大型的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大的科學傳統可以自然而然地宣稱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經驗和知識,而對於小型文化,學術界總持有這樣的懷疑:它們所取得的知識是否只代表地方性的實踐,或者是否與普遍性相關。此外,對小型文化體而言,自我身份的問題也要重要得多。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註①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因此,與尋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於這樣一個文化的學術傳統的優勢在於,它是以差異為主題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對象層面和元語言層面描述和驗證其不同與特性的科學概念都尤為寶貴。由於缺乏對地方之軸進行描述和評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學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為最顯而易見的、令人憂心的障礙。 而我們的理論語言對於表現地方的獨特性是否足夠靈敏,這也可能成為阻礙發展對文化與自然之研究的一個問題。 填補這一罅隙的一個方法可能就是,創造出綜合性的理論概念,它可以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 同時又使這種描述的確切本質保持開放性。
在元層次上,作為描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以及人類文化中的自然的學科,符號學的興起可算姍姍來遲。 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態學的符號學研究就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為范式的生態符號學是直到諾特 (Winfred NO ǖth)1996 年的論文發表後才有跡可循的。①在該文中,諾特將生態符號學定義為:研究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之符號學方面的科學。 ②
兩年後,庫爾縮小了這個詞的范疇,認為它包含了發生在人類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的符號過程, 即「生態符號學可以被定義為自然與文化之間關係的符號學」,③由此將生態符號學與生物符號學區別開來。2000年,在伊馬特拉國際暑期研究所進行的符號學與結構研究,以及幾家符號學期刊的專刊④也見證了這一新范式的產生。 生態符號學最近的發展則包括了在系統生態學⑤、 風景生態學⑥和生態批評⑦之間建立聯系的努力。
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①Winfred NO ǖth,「Oǖkosemiotik,」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1996,vol.18, no.1, pp.7-18.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Eco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333.
③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④Semiotica,127-1/4,1999;Tartu Semiotic Library,vol.3, 2002;Sign System Studies,vol.3, 2002;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8-3,1986.
⑤Soeren Nors Nielsen,「Towards an ecosystem semiotics: Some basic aspects for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Ecological Complexity, vol.4, no.3, 2007: 93-101.
⑥Almo Farina, Andrea Belgrano,「The eco-field hypothesis: toward a cognitive landscape,」Landscape Ecology, vol.21, no.1,
2006, pp.5-17; Almo Farina, 「The landscape as a semiotic interface between organisms and resources,」Biosemiotics, vol.1, no.1, 2006, pp.75-83.
⑦Timo Maran,「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Sign Systems Studies, 35(1/ 2), 2007, 269-294; Alfred K. Siewers, Strange Beauty,Ecocritical Approaches to Early Medieval Landscap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接下來,我們將要探問:生態符號學方法的何種知識可以運用於研究人與自然之關係的話語,運用於融合了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科學生態學、環境哲學和其他學科的討論。 本文旨在嘗試一種謹慎的可能:將地方性視為主體及其環境之關係的、一以貫之的特性,並對這一以符號學為基礎的概念提出一個定義。 這裡,我把地方性作為符號結構的一個特征來進行分析,這些符號結構以如此的方式和環境一起出現,以致如果不大大改變結構或是結構所包含的信息, 它們就無法脫離環境。
這一概念源於如下理解:一個符號過程總是包含著特別的、獨有的現象。 在皮爾斯(和西比奧克)的符號學傳統中,文化和自然的絕大部分可以被視為符號過程的結果或者模式,這些符號過程不可避免地將重點放在文化與自然的地方性身份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概念強調了環境關係的質性特點。
後文將會提到,主體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互為條件性是生命體與人類起源的符號系統的典型特征,並且,我們是從理論生物學和理論符號學——即產生生態符號學的兩門主要學科——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在這裡提出的方法認為,對生態符號學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這種方法能夠運用於更廣意義上的,對文化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會討論在文化認同的塑造中,作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為生命體特征的地方性
每個生命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適應於它所在的環境,這一理念是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生物學的主要觀點,屬於生態學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現代進化論生物學中,生命體及其環境仍然是相當抽象的,它是在某種間接的、抽象的指標,比如適應性、適應價值之上被定義的。 如果我們對某一物種的個體行為進行觀察,那麼,作為圍繞真實的生命體、具有特征的媒介,環境可以成為行為研究、自然史研究或是生物學領域其他形式研究的對象。
動物及其環境的適應關係, 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生理上的相應性,如動物的身體構造、生理及其環境之間的一致性; 交流與符號學上的一致性,作為個體的動物在其間對特有的環境進行感知、作出反應。這兩個方面是必然相關的,比如說,像哺乳動物的眼睛構造這樣的生理適應,使得人類能夠以我們的方式來感知風景。 同時,這兩個方面內容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交流和符號學上的一致性是質性的,並且和個體的解釋與發展相關。 只要我們將生命體作為主體來進行檢視,允許它有某種解釋和選擇的自由,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就會是特別的、獨一無二的。 生物符號學的主要締造者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對這一主體性的現象學觀點進行了很好的闡述:
動物的身體可以被比作一所房子, 以此來進行研究, 解剖學家一直詳細地研究它是如何被建造的; 生理學家則研究房子裡的機械應用;而生態學家描述和研究的,是這個房子所在的花園。
然而, 對這座花園的描述使它看起來好像是自我展現在人們眼前一樣, 導致了房子的居住者對這幅畫卷完全無視……每一所房子都有俯瞰這座花園的窗戶:光線之窗、聲音之窗、 氣味之窗和味覺之窗以及許多扇觸覺之窗。
從房子看出去, 花園的景象隨著窗戶的結構和設計而變化: 它不會是更大的世界的一部分; 它是這所房子擁有的唯一世界——它的環境界。 ①
Jakob von Uexküll, 「The Theory of Meaning,」Semiotica , vol.42, no.1, 1982, p.73.
(图)
① 參見Jakob von Uexküll,「The Theory of Meaning.」
如果我們從烏克斯庫爾的符號學范式出發,當我們對生命體及其環境的關係進行檢視時, 那麼,在某個特定環境中對生命體的安置就變得至關重要——而環境與生命體的特征則在主體的解釋行為,即符號過程中得以呈現。 環境規定了生命體的一些代表性特征,由此,作為主體的生命體可以對環境因素賦予自身物種特有的意義。在其他環境因素的情況下,整個意義系統就會有所不同———它們和符號載體相互關聯。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也為符號過程產生的次現象作出了很好的定義:
經驗(從之前的符號過程中積累而來),記憶(使得之前的經驗可以被辨認出來), 物種層面上的累積以及在進化過程中得到部分發展的特征(後者可以被稱為符號選擇)。 主體及其環境之間的每一個以反應為基礎的交流模式都可以被作為結構方式進行檢驗,這種結構方式允許了主體及其環境之間一致性的發展,或者說允許了適應。或許最廣為人知、被引用最多的就是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主體在其間通過感覺和行為與對象發生關聯。(見上圖)在烏克斯庫爾的功能圈模式中,主體和對象經由感知世界(merkwelt)和行動世界(wirkwelt)相互關聯。 ①
生物符號學界的其他權威學者也發現了生命體和所在環境之間關係的獨特性,以及這種獨特性導致的符號決定。 霍夫梅耶(Jesper Hoffmeyer)寫道:考慮進化時,重要的不是物種的適應性,而是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畢竟,適應性取決於關係——
—只有在給定的語境中,某物才能夠去適應。 但是,如果基因類型和環境類型相互
構成了度量適應性的語境,那麼,我們似乎就該在適應者的關係整體中去討論它,這種關系能力是一種符號能力。 ②
以霍夫梅耶的解釋為基礎,更寬泛意義上的符號學適應性可以被定義為:主體成功地適應了它所在的環境,它借助符號過程把來自自身和環境的信息聯接在一起。如果生命體能夠成功地與周遭環境的信息進行互譯,它就具有符號學上的適應性。 在對環境的適應中,主體將自己地方化了,因此,符號學上的適應性就暗示了地方化的成功。 另一方面,它也顯示出:如果主體脫離了環境,它的結構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鑑於這種雙重結構,地方化不應被理想化為一種合適的條件,因為關聯也就意味著依賴。 在生物學中,特化(specialization)與協同進化的適應 (co-evolutionary adaptations)被作為生命體獨特的生命策略來進行研究。對於獨特的環境條件的、顯著的特化和作為生存策略的稀有性是攜手而行的,而特化的種族往往在面對環境變化時更為脆弱。
三、符號過程的語境性(contextuality)在符號學和文化理論的討論中,作為符號結構特征的地方性也相當引人注目,它和語境及語境性的概念相關。 有好幾種符號學方法都認為,意義是由語境所調節的。 在這些方法中,諾特認為英國語境學派 (British contextual school) 和分指語言學(distributive linguistics)較為重要。 例如,尤金·尼達(Eugene Nida)在他發表於 1952 年的論文中提出:
「意義是由環境賦予的。」①在他以後的著作中,也可以注意到類似的觀點(如討論單詞 「run」的意義是如何取決於文字和環境語境的②)。
②Jesper Hoffmeyer,「The unfolding semiosphere,」Gertrudis Van de Vijever et al., eds., Evolutionary Systems, Bi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pp.290-291.
瑞恰慈 (I. A.Richards) 則補充了源自過去的時間軸對意義和環境間關係的意義:像任何其他符號一樣, 一個詞語是通過屬於一組再現的事件而獲得意義的, 這組事件可以成為語境。 由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詞的語境是過去的一組事件的某種再現模式,我們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的語境,也就是說它的意義取決於它在其中獲得意義的那個過程的某一點。 ③
在布拉格符號學派的著作中,語境的概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雅柯布森發展了卡爾·比勒(Karl Burhler) 的語言模式, 在他的語言交流模式中,他將文本和語言的指涉功能聯系在一起。 在雅柯布森的學生、 美國著名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 對動物交流的符號學研究,也就是動物符號學中,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④
(續上)由於外部文化因素而造成環境的突然變化,或者對另一個環境的進入也會帶來身份上不可避免的變化。作為符號結構的個體和文化為了自我維持總會要求某種語境,因此,當之前的環境消失時,對和新環境相關的新的符號關係的創造就開始了。
換句話說,如果語境缺失了,那麼文化和個體就會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語境。 當一個人將他/她的自然環境替換成人工環境,在自己周圍創造出存儲他身份的新媒介,並以這樣的方式來試圖彌補記憶傳統的遺失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符號過程。 霍恩伯格將這一過程描述為用感覺和語言符號來取代更多的、沒有鮮明特點的、表示價值交換的經濟符號。①
但是, 對新語境的創造往往會帶來標准化和簡單化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環境可以通過多種模式和隨機的過程來提供創造性和新穎性,文化就可能(pg 43)對現有的模式產生最大的依賴。
①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vol.6, no.3,1999, p.27.
②Tim Ingold,「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World Archaeology, vol.25, no.2, 1993, pp.152-175;「Building, dwelling, living: How animals and people make themselves at home in the world,」in M. Strathern eds., Shifting Contexts,London: Routledge, 1995, pp.57-80.
③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較之於全球規模的文化,地方文化的唯一優勢往往就在於它和周圍環境的聯系。全球文化是自足的,通過抽象的、向外投射的觀念和價值,如經濟價值、抽象象征和理想來獲得自己的身份。 而地方文化的關注點則更多地導向它周圍的環境以及它的模式和特性。約瑟夫·米克(Joseph W. Meeker)描述了這兩種研究世界的方法的對立,他將自足性歸因於西方哲學傳統,歸因於悲劇這種體裁和生物群落中的更新物種,而將環境和地方文化的中心性歸因於喜劇體裁和本地物種。 ②
符號主體的地方性和語境性概念和強調自然與文化的二元主義截然對立。 在概念上,宣稱自然是文化的產物, 不可能學習處於文化之外的自然,這對於地方文化甚至是危險的。 ③
這種論述使未然文化的自然環境,以及文化與它特有的地方環境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重要。 另一方面,對文化在語境安置上的理解也可能會和自然科學、自然保護的看法相沖突。 為了保護自然環境,我們也應該保護它的非物質成分,即文化傳統,因為它支撐著這個環境,並增加了它的價值,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建立在荒野概念上的、二元式的自然保護。
在《風景和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一書中,西蒙·沙瑪(Simon Schama) 勾勒出了不同文化和自然環境中的各種關係,特別是討論了地方的自然環境被納入文化記憶、被文化采用並在文學、藝術和神話中得以反映的那些方面。④
我們可能時常會發現,如果不在解釋中考慮環境本身的模式和過程———或者說非人類動物的符號活動,或者說交流活動的結果,就無法對與自然相關的文化文本,如自然書寫、自然文獻、環境藝術作出解釋。 從符號學上來說,這樣的文化文本具有雙重的特點, 除了文本本身展現的意義,它們還包括了或者說指涉著環境中在場的信息。被納入文化記憶的那部分自然不可避免地屬於作為地方實體(local entity)的自然環境,通過對自然的描述,文化將自己和自然聯系在一起。
正如文化擁抱自然,使自然成為自己的一部分並賦予它意義一樣,文化本身也開始和自然、和自然中的具體地方變得類似;也正如文化賦予自然以意義一樣,它也和它的自然環境變得相像。
五、結論
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文化語境的同一化。 地方之間的自然環境無疑是有所差異的,而同一化的過程使得人對於地方性的自然符號的適應性降低了。與主體和環境相關的信息的一致性會受到阻礙,或者更直白地說,人們不再明白如何在自然中存在。 同時,大眾媒體一直試圖減弱地方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這樣,文化同質化這一全球化的先決條件才能實現。
要研究這樣的過程需要有合適的理論概念。符號學對符號和語境之間的關係討論良多,而理論生物學全面地研究了生命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符號學源於這兩門學科能夠積極地參與對文化和地方自然環境之間關係的討論。這裡提出了地方性的概念,而語境、語境性的概念和它們在文化理論上的歷史以及霍夫梅耶的符號適應性觀念,都可以是可能的、適合的起點。
①Alf Hornborg,「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9, no.1, 2001,p.128.
②Joseph W. Meeker,「The comic mode,」in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s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155-169.
③這種危險意識適用於所有「現代主義」的世界觀,這些觀點認為人只能從已經受意識所影響的世界中進行學習。
④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1995.
(原題:地方性:生態符號學的一個基礎概念① ☉[愛沙尼亞]蒂莫·馬倫文 湯 黎譯,見: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三期,37頁—43頁)
Memories of the Golden Experiences We Shared Together by Dr. Tan Beng Huat
The urge & process to discover will always be with us.
Who wouldn't want to reminisce about the wonderful experiences we've shared together and appreciate the synergy that has endured through half a century's worth of challenges?
Trust serves as the currency of social capital, a component of human capital embedded within relationships. Social capital facilitates people's capacity to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towards shared objectives.
This truth extends to the friendships among people from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as well. (3.2.2024)
Joseph Pine: The Future of Storytelling (Con't)
Charlie Melcher:
I think that's really profound and beautiful. I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that Vincent Kadlubek said to me on the podcast about how coming out of the Spanish flu a hundred years ago there was the birth of the amusement park.
Joe Pine:
Right.
Charlie Melcher:
And so in some ways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ence economy not til maybe Disneyland, as you said, but the beginning of it as the hunger for the experiences, the roaring twenties and the amusement park.
Joe Pine:
Right.
Charlie Melcher:
And so I was thinking about, "Well, what's going to come out of this period of COVID?" And I think you're right, it's experiences that create greater meaning.
Joe Pine:
Right.
Charlie Melcher:
That's really powerful and strong, and I think could be a beautiful place for us to end this.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for being part of the FoST community, and look forward to anything you write, and being able to read it. So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Joe.
Joe Pine:
Thank you, Charlie. It's been very gratifying to be here. I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Charlie Melcher: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e FoST podcast.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and would like to hear more, please subscribe and share with a friend. I'd like to extend a special thanks to Joe Pine for joining me today. If you'd like to see the experience economy at work, check out our previous episodes with Scott Trowbridge of Disney Imagineering, Vincent Kadlubek of Meow Wolf and Angela Ahrendts, who led both Burberry and Apple through their own experiential retail transformations.
You can find a full transcript of today's conversation and explore more of Joe's work by visiting the link in this episode's description. The FoST podcast is produced by Melcher Media in collaboration with our talented production partner Charts & Leisure. FoST also creates a monthly newsletter that features articles, upcoming events, and original content showcasing the cutting edge of storytelling. Join the FoST community by subscribing at fost.org/signup. I hope you'll join us again in a couple of weeks for another deep dive into the world of storytelling. Until then, please be safe, stay strong, and story on. (Joseph Pine [ Podcast Ep. 43] BY FUTURE OF STORYTELLING — AUGUST 4...
About The Future of Storytelling:Right now the world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forces us to isolate ourselves in order to save lives. While we need to be physically distanced, we still have a strong human need to be socially, emotionally, and spiritually connected. Stories have a unique ability to help us overcome isolation, to bridge divides, and to make us feel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ourselves. The world needs stories and storytellers now more than ever.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FoST's weekly podcast.
當生態只剩下符號
1 太陽每天早晨都是紅著臉出來,晚上黃著臉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雲彩都不披。熾熱的陽光把河水給舔瘦了,向陽山坡的草地被曬得彎了腰了。
2 在山中,他的愚癡與周圍的環境是和諧的,因為山和水在本質上也是愚癡的。山總是端坐在一個地方,水呢,它總是順流而下。
3 面對越來越繁華和陌生的世界,曾是這片土地主人的他們,成了現代世界的“邊緣人”,成了要接受救濟和靈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們內心深處的哀愁與孤獨!當我在達爾文的街頭俯下身來觀看土著人在畫布上描畫他們崇拜的魚、蛇、蜥蜴和大河的時候,看著那已失去靈動感的畫筆蘸著油彩熟練卻是空洞地遊走的時候,我分明看見了一團猩紅滴血的落日,正沈淪在蒼茫而繁華的海面上!(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愛懇編註】邊陲少數民族的哀歌;後現代旅人的凝視,是消費這份哀歌,抑或互助的部分努力?疫後的體驗設計,如何與可永續生態發展結合起來?
雷蒙.格諾《風格練習 Exercices de style》1 筆記 Notations
S線公車上,尖峰時刻。一名二十六歲左右的男子,軟帽繫繩,而非絲帶;脖子過長,像是被人往上拉過。人們下車了。此男對身旁的乘客發火。他責怪他每次一有人經過就推擠他。想裝兇的哭腔。男子由於看到一個空位,火速衝了上去。
兩小時後,我在聖拉劄車站前、羅馬廣場 上又遇見他。他和一個同伴在一起,同伴對他說:「你應該請人在你的風衣上多加一顆扣子。」他指給他看應該加在哪兒(領口處),並告訴他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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