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有根 創意是伴 Bridging Creativity
Like the crews in Hokusai's masterpiece, those on the COVID-19 frontlines are today fighting towering waves. But - just as the sailors can spot Mount Fuji - they do so because they have a strong sense of purpose. Theirs, then, is a lesson in leadership for all. (What can this painting tell us about leadership in the COVID-19 era? Jun 1, 2020 WEF)
日本畫家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1760-1849),在1999年曾被美國《生活》(Life)雜誌,選為過去一千年最重要的百大事件與人物(The 100 Most Important Events and People of the Past 1,000 Years)第86位。換句話說,他是一千年來最偉大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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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並具體體現故事
領導人主要經由他們敘述的故事而達成他們的效率。
我在這裡使用“敘述”(relate)而不是用“說”, 故事,是因為用語言來表達一個故事,不過是溝通的一種方式而已。藝術領域的領導人,能夠以他們選定的藝術表達媒介來影響他人,這種藝術表達媒介或是奏鳴曲的樂章,或是一段舞蹈的姿勢;科學家透過其專業領域贊同的符號系統的巧妙操作進行領導,這些符號系統或是理論物理學家的數學方式或是神經生理學的解剖學模式。除了將他們的故事與人溝通以外,領導人還要將這些故事具體化。這就是說,他們不必然需用許多文字或用一連串選定的符號來敘述他們的故事。像馬歇爾這樣的領導人可以透過他們本身的生活方式,透過他們自身的典範來表達他們的故事,設法影響他們的信眾。(同下,17頁)(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 [4])
領袖的敘事創意—霍華德·加納(同下,18頁)將領導人說故事時所發揮的創意,分類成三個等級:1一般領袖:只是可能有效地敘述他或她的團體的傳統故事;不會設法延伸其當代聽眾的意識。我們可以檢討最常見的、一般的領導人的言行與生活方式而得知一個群體的普通故事,但我們經由這種方式不大可能預知這個群體未來的走向。2創見領袖:敘述一種在一國之眾中未為讓人察覺的故事,或是一種在他或她的專業領域中未為其他組成分子察覺的故事,同時這位領導人還能為這個故事帶來新的重點或衝擊。他們沒有創造出全新的故事。他們主要的成就,其實在於他們認知了一些已經存在於文化,但多年來一直沒有聲音或一直遭忽略的故事或主題。在藝術界,一些自比為新古典派、新浪漫派,甚或新現代派的藝人,其實也是在設法重振已經無人運用的主題火形式。這些力圖革新的領導人在面對當代與之對立的潮流與故事之際,設法拾得早先時代的榮耀率真,他們有可能成功地重塑其時代一些
3.遠見領袖:最可貴的敘事領導,他們不滿於敘述一些當代的故事,不滿於重述一種很久以前或不久以前曾經流行的故事,結果他創造出一個新的故事,一個過去大多數人聞所未聞的故事。並且在將這個故事傳達他人的過程中,至少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除了古自古以來公認的摩西、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與默罕默德等先知,現代的甘地與莫內也稱得上是有遠見的領袖。
霍華德.加納:不一樣的領導力
Howard Garnder: Leading Minds: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
為什麼愛因斯坦、史隆及甘地......都有那麼多的追隨者?
關於領導的作品多如過江之鯽,但多數的作品忽略了領導中最關鍵的一個成分,亦即領導人與被領導人的心靈狀態。
本書作者加納認為,領導的關鍵之鑰在於創造並且具體體現一個有效的故事。領導人領導的對象如果不是專家,他就得處理被領導人未啟蒙前的心靈。領導人必須把被領導者在小時候所學得的世界觀及聽到的故事納入考慮。
加納的研究對象囊括了性質分歧的各領域領導人,從物理學家歐本海默、通用汽車總裁艾夫瑞·史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到聖雄甘地,加納重現這些領導人所敘說的故事,並描繪這些故事與其敵對故事之間的衝突。
閱讀本書能讓讀者更加了解各組織及國家領導人所採取的領導形式,從而選擇出最適合的領導人;也讓有志於成為領導人的人得以洞悉領導的訣竅,成為一個有效的領導人。
霍華德.加納(Howard Gardner)
一九四三年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洲斯克蘭頓,是美國發展心理學家。1983年提出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打破傳統對人類智慧的刻板印象,是影響當代教育最深遠的創見之一。目前為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認知與教育學教授,並擔任哈佛大學「零點計畫」(Project Zero)共同主持人。他的研究精闢,並於一九八一年獲得麥克阿瑟論文獎;一九九零年,他成為獲得路易斯維爾.葛羅梅爾(Louisville Grawemeyer)教育大獎的第一個美國人。著有二十餘本著作,包括《創造心靈》、《超越教化的心靈》、《心靈的架構》、《開啟先河的人》、《心智解構:發現你的天才》、《MI開啟多元智能新世紀》、《決勝未來的五種能力》等國際暢銷書。
譯者簡介·譚天
台大政治系畢業,曾任《聯合報》編譯中心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譯著有《戈巴契夫傳》、《身先士卒》、《巴頓將軍》等二十本書,現專職譯著。
序·智慧導讀(評論家 公孫策)
語言與典範的領導
這本書有別於其他我讀過的所有關於領導的書。
如果是「那些」書,寫一篇導讀對我而言,可能駕輕就熟。因為古今中外的領導人大致上耳熟能詳,他們的成功方程式也不難歸納。可是這一篇導讀卻寫得我心虛極了。因為,不怕讀者見笑,我自忖尚未能充分領會書中的真意。但即使以我能夠領會的部分,我已經敢於向讀者推薦本書。並且鄭重建議,就如我自己會做的,將此書再看、三看,相信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收穫與心得。
這不是一本故事書(而我最擅長的正是故事書),但作者明確的定義了領導力的方程式:敘述故事+言行合一=領導力。並且特別強調,使用「敘述」(relate)而不使用「說」(tell)故事,是因為領導人除了用言語表達,還必須透過自身的典範,來表達他們的故事,從而影響信眾。
這個觀點令我對下述這個故事,有了新的體認。
戰國時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與韓非齊名的申不害,擔任韓昭侯的宰相十五年,讓韓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最初申不害以法家理論遊說韓昭侯,昭侯說;「法治很難推行的啊!」
申不害說:「那都是因為主君輕易接受左右的請託關說,才難以推行啊!」
韓昭侯答應不再接受關說,一切依法行事。
後來,申不害推薦他的堂哥任官,韓昭侯沒有批准,申不害露出不悅表情。
韓昭侯說:「我是應該接受先生的請託,而破壞先生建立的制度呢?還是遵行先生的法制,拒絕先生的請託呢?」
申不害為此回家閉門思過。
《韓非子》書中,以這個故事說明:欲行法治,必須摒除「人治」。
看了本書關於典範領導的分析之後,乃多了一層體會:說故事以推行法治的是申不害,可是身體力行以建立典範領導的是韓昭侯。韓昭侯的成功方程式,史書上只有說他「重用申不害」而已,好像功勞都是申不害的。其實不盡然,若不是韓昭侯的典範領導,申不害的政治改革很可能無法克竟全功。(下續)
直接領導與間接領導
作者用以詮釋領導力的例子,不限於「權力領袖」(包括政治和商業領袖),同時將人類學家、科學家與教育家納入,以之詮釋「直接領導」與「間接領導」,這也是本書的獨特見解之一。我特別在意他將文化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勒列為第一位領袖人物的深意,也就是他歸納「領導心智四大要素」中的首項:我們的「靈長類傳承」。這不是「人為萬物之靈」式的驕傲,反而是回歸人類「生物本質」的一種謙卑。易言之,領導不是高調的引領與統馭,而是謙卑的溝通與說服。
這一點可以由作者對「聖雄」甘地的格外推崇文字中感受得到:甘地認為他是可以拯救「他的人民」的唯一人選,他的精神是高調的;但是「對甘地而言,僅有一個故事是不夠的,還要在生活中具體實踐」,這就是「言行一致,以身體力行為說服」。此亦所以甘地的理念雖然是印度民族主義,但是他中能成為舉世景仰師法的世界級領袖──因為他的行為典範可以放諸四海皆準。
讀正史、看故事書、讀偉人傳記,讀者常懷「複製成功」的憧憬,但事實上時空無法重現,人物也無法復生。成功的經驗是有用的,可是古人的經驗又如何運用於未來世界?
本書作者對此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透過對「六大趨勢」的觀察,他展現「這些趨勢都在二十世紀初已現端倪,而且直到近年都沒有緩和現象」。包括仍被目為危言聳聽的「全球性毀滅的可能性」,以及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即時通訊」在內。
對趨勢的預言或許並非作者的強項,可是分析歸納領導本質,卻是本書卓然不群的獨到功夫。隨時密切注意趨勢的變化(包括本書與其他書),然後以本書之「內功」印證、分析當代各領域俊傑的領導魄力(敘述故事+言行一致),將令你大有所獲。這正是我所說,我會不時拿出本書「複習」的原因。
拜倫《海盜生涯》
我的海盜的夢,我的燒殺劫掠的使命
在暗藍色的海上,海水在歡快地潑濺,
我們的心如此自由,思緒遼遠無邊。
廣袤啊,凡長風吹拂之地、凡海波翻卷之處,
量一量我們的版圖,看一看我們的家鄉!
這全是我們的帝國,它的權力橫掃一切,
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所遇莫有不從。
我們豪放的生涯,在風暴的交響中破浪,
從勞作到休息,盡皆歡樂的時光。
這美境誰能體會?絕不是你,嬌養的奴僕!
你的靈魂對著起伏的波浪就會退縮。
更不是你安樂和荒淫的虛榮的貴族!
睡眠不能撫慰你,歡樂不能感染你。
誰知道那樂趣,除非他的心靈受過創痛的洗禮,
而又在廣闊的海洋上驕傲地翺翔過,
那狂喜之感——那脈搏暢快的跳動,
這只有絕境求生的漂泊者才能體會。
為這快樂,我們迎向戰鬥;
為這快樂,我們享受著冒險。
凡是懦夫躲避的,我們反熱烈追尋,
那使衰弱的人暈絕的,我們反而感到——
感到在我們博大胸懷的最深處
希望在蘇醒,精靈在翺翔。
我們不畏死亡——寧願與敵人戰死一處,
雖然,沒能壽終正寢會讓人略覺遺憾。
來吧,隨上天高興,我們攫取了生中之生,
如果倒下——誰在乎是死於刀劍還是疾病?
讓那些爬行的人去跟“衰老”長久纏綿;
讓他們黏在自己的臥榻上,苦度年歲;
讓他們搖著麻痹的頭顱,喘著艱難的呼吸。
我們不要病床,寧可靜躺在清新的草地上。
讓他們一喘一喘地咳出自己的靈魂吧!
我們只在一剎那的疼痛中超脫出肉體。
讓他們的屍首去炫耀墳穴和骨灰甕,
憎恨他一生的人會給他的墓座鑲金。
而我們的葬禮將伴隨珍貴的真情之淚,
由海波撫蓋、收容下我們的軀體。
之後,即便是歡宴也會帶來深心的痛惜,
在紅色的酒杯中旋起我們的記憶。
呵,危難的歲月最終化作簡短的墓誌銘,
勝利的夥伴平分寶藏,但卻潸然淚下。
那一刻,回憶讓每一個同伴垂首致哀,
那一刻,倒下的勇士得以欣然長辭。
“文化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自身的文化接觸經驗的理解與再建構,依Polkinghorne(1988)的看法,人的“體驗∕經驗”充滿著各種意義,如果想要探索這些意義,一個直接而立即的方式就是去探究人的“敘事∕敘說(內容)”(narrative),因為這是人將自身經驗加以意義化的主要形式,而敘事同時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將自身的經驗賦予時間性和情節。由於敘事提供人們意義建構的工具,透過分享彼此對事實的詮釋,亦有助於凝聚社群,因此敘事的概念對於文化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Bruner, 1990; Hammack, 2008)。
而將個人的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方式與自我概念相連結的敘事,稱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生命故事在認同發展過程中充任個人和社會心理功能,從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由於認同的發展,與敘事息息相關,學者甚至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稱之(McLean, 2008)。為了使個人認同與其親身經驗和遭遇相協調,生命故事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其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新的故事主題來接納陌生經驗,另一方面也會以既有的認同來同化對新事物的理解,個
人認同的問題與生命故事的創造乃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期發展的兩大特色(Pasupathi, Mansour & Brubaker, 2007, p. 86)。從個人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對生活經驗如何做首尾相連的解釋,並對其行為之意義及目的有所瞭解。(胡紹嘉, 2012《旅歷台灣,返想中國: 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台灣《新聞學研究》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頁43-87)
羅伯格里耶·自傳——
Robbe-Grillet,Alain(1922-2008)
還是羅伯-格里耶說得好,
“我不是一個真實的人,我也不是一個虛構的人。”
這也許正好泄露了自傳的天機。~~ 蘇童·鏡子與自傳
技術的後現代哲學反思
馬丁·海德格爾作為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先驅,首先對技術作了“反”現代的敘事。他從其現象學的基礎存在論出發,對技術作了前所未有的形而上學思考。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海德格爾對技術的追問,開始於技術的經典敘事:“技術是工具和人的行為”。
對於這種流行的看法,海德格爾並不否認其中的正確性,但是“單純正確的東西還不是真的東西。惟有真實的東西,才把我們帶入一種自由的關係中,即與那種從其本質來看,關涉於我們的關係中。照此看來,對於技術的正確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本質”[2]。
(Inspirações - Curso de fotografia)
海德格爾認為,關於技術,雖然人們已經寫了很多,說了很多,但卻被思得很少。“為了獲得技術之本質,或者至少是達到技術之本質的近處,我們必須通過正確的東西,來尋求真實的東西”[2]。接下來,海德格爾通過分析自古以來,公認的“四因說”和對“技術”一詞的詞源學考察,指出技術的本質乃是一種解蔽方式,一種使存在者顯露出來的方式。
在對一般意義上的技術進行追思之後,海德格爾緊接著轉向對現代技術的本質探討。他指出,現代技術除具有作為技術一般的本質外,還具有與古代技術顯然不同的新特質。
他說:“解蔽貫通並統治著現代技術。……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herausfordern),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2]。“這種促逼之發生,乃由於自然界中遮蔽著的能量被開發出來,被開發出來的東西被改變,被改變的東西被貯藏,被貯藏的東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東西又重新被轉換”[2]。
自然界從此被納入到一個由不斷地開發、改變、貯藏、分配、轉換等環節組成的過程之中,被納入到一種永不停歇、循環不已的技術系統之中。海德格爾借用了日常語言的用詞“座架”(Gestell),來表達現代技術的這種促逼型本質。德語前綴“Ge-”意指把同種屬性的東西聚集起來,而“stell”意指“限定、擺置、架設、安置”,這樣“座架”意味著對那種擺置的聚集。
海德格爾認為,當現代技術的座架本質占據統治地位時,便有了“最高意義上的危險”。這是因為在座架中,人只關心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切被訂造之物,一切持存物,而完全不可能再與“存在”發生關係,徹底遺忘了自身在本質上是生存的人,要時刻保持開放、敞開,傾聽存在之“大道”的召喚。對於技術時代的這種危險,海德格爾認為我們並非只有聽天由命、聽之任之,而應求助於“思”與“詩”。
繼海德格爾之後,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米歇爾·福柯、讓·博德里拉,都對技術進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反思。(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
[2]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92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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