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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困新聞學 Solutions Journalism
首先，了解我們正處在什麼樣的媒體生態
故事，要先從“後真相年代”（Post-truth Era），談起。
什麼叫“後真相年代”？根據黃永、譚嘉昇、林禮賢、孔慧思、林子傑合著的《解困新聞學—後現象年代的答案》一書（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年9月，ix頁），這是一個“不理原因、不願分析、不講道理”年代。很明顯的，它有一個過去的年代所沒有的特徵：“每個人均有智能手機，每個人也可以是傳媒”。
在我們進一步詳讀黃永等人所合著的《解困新聞學》以前，先弄清楚“後真相年代”這概念，下面的載文可提供一點背景資料。
谷雨訪談·後真相”時代，公眾已不在意何為真相
在今天，真相還重要嗎？英國脫歐公投中，支持者喊出似是而非的口號（見下圖），美國大選中，川普煽動了公眾情緒。他們都贏了。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最近推出新書《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表達了對“後真相”時代的焦慮。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2016年底，《牛津英語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選為年度詞匯，並將其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也就是說，事實已經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此所產生的情緒。
《南方周末》在去年報道此事時指出，早在1992年，“後真相”一詞就已經現身於美國《國家》雜誌，2004年出現在《後真相時代》（The Post-truth Era）這本書的書名裏。所以嚴格來講這並不是個全新的詞匯。只不過隨著政治情勢的演變，這個詞匯由原本籍籍無名的邊緣角色，到去年年中之後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重要支柱，使用頻率瞬間一飛沖天，讓《牛津詞典》不得不重新評估它的地位。
《牛津詞典》向來在英語世界備受尊崇，英語世界又主宰著當今全球的話語權，牛津的這個年度詞匯無疑凸顯總結了2016年國際政治的現狀。
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特朗普在選舉時的造勢運動。
那麽何為“後真相政治”？《牛津詞典》的博客以去年11月1日《經濟學人》雜誌的一段文字說明：“奧巴馬創建了伊斯蘭國。小布什是9·11事件的幕後主使。歡迎來到後真相政治。”英國《衛報》則稱：“在這個後真相時代，只要謊話說得毫不猶豫，就能稱王稱霸。不誠實地越明目張膽，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壯大成功。”
“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後真相不會被數據的轟炸撼動。”在8月底的愛丁堡國際圖書節上，以“後真相時代”為題，英國《旁觀者》雜誌前主編、《衛報》專欄作者馬修·德安科納（Matthew d’Ancona）發表了演講。作為資深媒體人，他曾入選“英國媒體最具權力一百人”和“英國百位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之列。而他最近推出的新書，就叫做《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
《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後真相：關於真相的新戰爭及如何反擊》書影。
在書中，馬修·德安科納詳細闡述了自己對後真相的理解：它代表的不是政客的謊言，而是公眾對這些言論的反應，以及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影響輿論、左右民意的能力。他表示，後真相在腐蝕世界，人們有必要對此進行反思和反擊。
針對後真相問題，在書展現場，谷雨故事對馬修·德安科納進行了專訪。以下為采訪內容。
後真相與西方危機
谷雨故事：你如何理解後真相？為什麽從2016年開始，這個詞被廣泛提起，成為英美政治評論的焦點?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不是關於謊言的，而是關於人們如何認識、看待這些謊言的方式，是人們對謊言的回應，是人們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開始不在意謊言，不擔心說謊的危害，而更多地去關心某種主張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以及這種主張對個人的價值。這就是後真相時代的特征：人們不評價某種主張是否真實，只評估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否符合自身感受。
2016年後真相之所以成為西方的重大議題，主要是因為兩個標誌性事件：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此後後真相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年度詞匯。這幾件事表明，後真相已經成為困擾人們、令人深思的問題。
關心社會發展、社會運轉方式和社會凝聚力的人，都對後真相現象表示憂慮。令人震驚的是，後真相問題不僅存在於美國和英國，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交流後，意識到後真相無處不在。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書能讓人們重視後真相，並采取行動。
谷雨故事：後真相一直存在嗎？
馬修·德安科納：後真相的某些元素早已存在。但近期最大的變化，是人們對某些組織和機構的信任徹底崩潰了。這些組織結構包括議會、媒體和金融機構等。另一個重大的變化是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舊的政治觀點，比如‘自由’和‘民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留和傳達真相。”這樣的說法已經和目前的狀況不搭調。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表述的很多觀點，諸如“真相是相對的”、“人們不得不接受謊言”，如今也正在非專制或非極權主義的社會中應驗，人們對此感到不安。
我今年49歲，冷戰結束時我21歲。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西方一直宣稱自由民主才行得通，而現在西方正遭遇危機：2008、2009年，金融體系潰敗，令人感到不適的民粹主義在歐洲和美國蔓延。冷戰結束時，我們看到糟糕透頂的西方方式的勝利：“我們贏了，我們沖破了共產主義的封鎖。”
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討論：這是政治發展的終點嗎？當然不是。政治不斷發展，沒有什麽是確定的。西方名義上倡導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制度，依然可能導致劣質的結果。這正是西方吞下的一大枚苦澀的藥丸。目前我們需要超越西方，向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日本和印度學習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美國大選時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
他的當選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指出，後真相不同於謊言、政治宣傳和歪曲造假。能舉例說明這一點嗎？
馬修·德安科納：在水門事件中，尼克松總統說了謊。謊言被識破，他被人們反對，最終不得不辭職。在去年美國選舉前的造勢運動中，特朗普說了很多謊，比如關於墨西哥、關於穆斯林的。在當總統後，他甚至在出席他就職典禮的人數問題上也說了謊——總統公開地、沒有任何羞恥感地說謊。他這樣做，支持他的人還會繼續支持他。這就很匪夷所思。這意味著，對競選而言，“說實話”不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在英國脫歐公投的過程中，公眾也不在乎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謊言。這樣的狀況是從未發生過的，這也是謊言和後真相的區別。
谷雨故事：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人們訴諸後真相的情感？
馬修·德安科納：首先，全球化、人口流動、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因素，都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會感到恐懼，甚至憤怒。很多情況下，他們對政客、官員頗為不滿，所以會有充滿情緒化的回應。
其次，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和10年前明顯不同了。互聯網、Facebook、Google等新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把人們聚到一起——新技術打破了空間障礙，讓人們更容易進行聯系和交談。但同時，新技術也導致人們只與“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種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聚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聚在一起，左派和左派聚在一起。把他們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情感。
作為數字部落的成員，人們失去了彼此辯論的機會。要知道，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需要不斷質疑、核查和問責的制度。如果人們只停留在各自的數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緒化。在英國脫歐公投時，這種情緒化隨處可見，到處充斥著仇外心理、本土主義，甚至還有種族主義，移民問題成為決定很多人投什麽票的重要因素。
谷雨故事：據你觀察，特朗普的言論和行事風格是智囊團有意包裝的嗎？特朗普現象是偶然還是必然？
馬修·德安科納：我認為特朗普就是他自己的公關團隊。特朗普之前的每位總統都被工作人員圍得團團轉，以確保他們說的每句話都深思熟慮過。即便是奧巴馬這樣一個非常雄辯、非常聰明的人，也有一群顧問，這些人會為他的講話稿把關。
特朗普不這樣。特朗普早上5點起床，起來就發Twitter，內容從亞馬遜到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所有關於媒體管理、媒體關系的規則都不適用於他。最近他原定在特朗普大廈就美國基礎建設問題發表講話，但他轉而對夏洛茨維爾發生的暴力事件進行評價，並認為在這件事情上，雙方都有責任：“新納粹”可能做得不對，但抗議者呢？特朗普不是被誰“控制”的，他說的是他想說的，盡管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
特朗普並不傻。他想當總統很久了，至少有20年。2016年，他意識到發揮自己才能——激發民憤、忽悠大眾——的時機到了。特朗普最擅長做什麽？他曾經是電視真人秀中的角色，是庸俗的炫耀者。這意味著什麽？他懂得如何調節氣氛。2016年，人們感到非常不安、憤怒，而特朗普所能提供的、他所發揮的“才能”，和這一時局正好契合。
我不認為他的這些方式在以往的選舉中會奏效。特朗普當選並非導致後真相的原因，他的當選本身就是後真相的一部分。
谷雨故事：以特朗普和支持脫歐的造勢運動為例，你是否認為事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傳達的信息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情感共鳴？
馬修·德安科納：在任何時候，事實都非常重要。但我認為，只傳達事實是不夠的。如果你面對的是說謊的人，你不能只說“你說2+2=5，實際上等於4”。你也必須用一種能觸動人們情感的方式進行回擊。
以去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為例。留歐派向公眾展示了大量的統計數據：一旦脫歐，英國將失去95萬個工作機會，人們每周的平均工資將下降38英鎊，每個家庭每年要多支付350英鎊以購買生活品，歐盟在英國的6600萬英鎊投資將面臨風險……這些冰冷的數據令人難以消化——數字無法和人對話。
那些脫歐的擁護者呢？他們懂得情感共鳴的重要性。他們用了簡單明確的口號，用了講故事的方式。支持英國脫歐的造勢運動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當時指出，要把脫歐的原因表達清楚，特別要針對公眾的特殊不滿來表達。他們當時的口號“拿回控制權”就被證明是有效的。
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脫歐派在公車上印出口號：“拿回控制權”。
如果想和謊言對抗，就必須在人們的價值觀和內心信仰方面做文章，必須以能打動人們心靈和思想的方式來傳達事實。過去傑出的演講都是如此。
谷雨故事：那媒體在後真相中的責任呢？現在的新聞報道是否已經不能滿足公眾的需求了？
馬修·德安科納：是這樣的。為了打擊謊言，新聞報道者也必須學會同人們的內心和思想對話，信息把關者也要意識到這一點。只呈現事實是不夠的，必須以公眾能理解的方式呈現事實，並且盡量影響他們的情緒。
“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谷雨故事：具體而言，後真相會有哪些危害？
馬修·德安科納：如果數字技術是硬件，後真相就是一個強大的軟件。隨著世界的碎片化和復雜化，陰謀論、偽科學、否認大屠殺的信息，在網上普遍蔓延。
後真相如何影響社會民主？它影響我們對政治家的判斷，影響我們選出一個負責任的政客。人們需要質疑政客的言論，而不是感情用事。在西方，人們常犯的錯誤是認為“民主會自然而然地產生”，實際上並非如此。現在，寫信向議員抱怨道路上的坑窪，抱怨街角坍塌的學校，質疑為何關掉醫院的某個部門的人越來越少。這些都是後真相時代的特點。
谷雨故事：你在書中提到了“谷歌大學”，人們依靠網絡信息做判斷，但網絡信息會產生很多誤導。如何避免人們繼續接受錯誤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人們對谷歌等機構搜索信息的方式知之甚少。如果往谷歌裏輸入幾個單詞，很難解釋屏幕上呈現出的搜索結果是按照什麽邏輯排列的。我相信背後有非常復雜的算法，但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太了解。
舉例來說，如果輸入“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嗎”，你會獲得大量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否認大屠殺。這太可怕了！因為大屠殺的幸存者和目擊者越來越少，大屠殺的實物證據在消失，比如含毒劑齊克隆B的頭發就在腐爛。不久之後，下一代人很有可能懷疑大屠殺是否發生過。
在谷歌等數字技術誕生前，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我上學時，大家都看歷史書，看電視裏大屠殺幸存者的采訪，雖然也有人否認大屠殺，但沒人把他的話當真。而現在網上到處是否認大屠殺的信息。
我們必須教孩子以全新的方式對待數字技術。我也覺得谷歌需要更透明。
谷雨故事：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如何辨別真實有效的信息？
馬修·德安科納：必須要有選擇，但不能僅僅選擇你喜歡的東西。必須學會質疑和挑戰，從多個信息源了解某一個事件。遇到不同觀點時，要善於思考為什麽它們會產生。
我們每個人都要成為網絡編輯，或者要有網絡編輯的眼光，隨時思考“這是真的嗎？”“為什麽會這樣？”“有哪些話被扭曲了？”我們必須比前人更警覺。
（本文轉載自騰訊文化，部分內容節選自南方周末《post-truth（後真相）：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匯》一文，文章有增改。）（騰訊網 2017-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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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記協：損害中文媒體尊嚴‧“林冠英慣性惡意指責＂
（檳城28日訊）檳城中文媒体記者及攝影記者協會、檳城報界俱樂部今日發表聯合文告說，檳州首長林冠英對中文媒体的指責已成為一種慣性行為。
“中文媒体對此一直保持的相對緘默似乎令對方得寸進尺，步步逼進，在更多的言行中有意無意間對中文媒体進行傷害，損害尊嚴。”
斥林冠英等人過橋抽板
文告也痛斥檳州首長林冠英及一些政治領袖過橋抽板。
文告說，在網絡不甚流行年代，公眾多數通過主流媒体獲取資訊；中文媒体在惡劣環境下，依然行走在鋼索下為在野的行動黨提供大量的報道，使得民主行動黨的資訊能在華人社會廣為流傳。
“在民主行動黨執政後，首長的新聞不只天天見報，篇幅也很大，這也直接或間接使得首長家喻戶曉，甚至也引來淪為在野的政黨不悅及指責中文媒體偏袒。
“可是現在中文媒体，已經慣常性的遭林首長惡意標簽，他先後對中文媒体籠統指名道姓或針對性的作出指責，包括說與巫統一唱一和、國陣宣傳員，以及最近的欺善怕惡等，一再作出不實的指責、說謊及惡意貶低。這種舉止如過橋抽板，對中文媒体無情義可言。”
遺憾未獲同等尊重
對於首長的指責，文告說，檳城中文媒体一路採取自制及尊重言論自由的態度，間中雖然有發表一些文告適當反駁及糾正，字眼都儘量的溫和及中性，可是這種自制卻沒有換取首長的同等尊重，一再的作出不實指責，令記協及報界俱樂部深感遺憾及痛心。
“對方與媒体的關係已漸行漸遠。首長的新聞團隊在媒体人與首長關係膠著下所扮演的角色也令人不解，從未有任何的嘗試來化解之間可能存在的誤解。”（收藏自 29.8.2014 星洲日報國內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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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社論：政治人物與媒體的形象
政治人物與媒體的關系總是存在著一種微妙的互動。政治人物離不開媒體，離不開媒體政策宣傳與形象塑造；媒體也離不開政治人物，或者說離不開政治人物或政黨之間的鬥爭與沖突。
中國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方延明在其著作《新聞實務方法論》中曾有這麽一段話：“凡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都會自如地去運用、發揮主流媒體的作用。如果哪個政治家與媒體對立起來了，恐怕他的政治生命也為時不多了。”
方延明教授在著作中也提到現代新聞體系的“三元結構”：一是媒體本身，這是新聞的生產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三是讀者，亦為受眾，離開受眾，新聞就失去了基礎，受眾是新聞媒體的消費者。由此可見，新聞媒體、政治家與受眾三者的關系互為表裏，通過新聞媒體傳達思想、觀念、政策及自身的形象，受眾則通過新聞媒體接受各類信息，並從媒體賦予的各類信息或形象形成固定的觀念。
因此，在現代社會體制，受眾或公眾其實就是從媒體吸收各領域的主要信息，包括政治領域的信息。
實際上，早在1922年，著名傳播學家沃爾特李普曼曾經指出：“對於未曾經歷的事件，人們所能擁有的唯一感受只能是這一件事在他心中的印象所引發的感受。”
因此，一般受眾只能從新聞中出現的形象去感應。由此可知，媒體中出現或塑造的形象具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受眾極有可能單憑媒體中獲得的信息對某一個人或某一方面形成刻板印象，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麽媒體總是強調平衡報道，平衡報道的重要性即在於此。
檳城首席部長林冠英指責部分中文媒體記者欺善怕惡，影射某些中文報記者公然辱罵行政議員，讓公眾產生錯覺，在公眾的心中制造中文報記者對行政長官無禮的形象，就是一個失去平衡的負面例子。
首長在這個事件中只聽取有關議員的說詞，即對中文報記者作出指責，對涉及記者極不公平。
林首長應該在聽取雙方面的說詞後再判斷。以林首長一州之長的身分，在沒有求證之下，隨意指責中文報記者欺善怕惡，確實有失草率。
林首長作為一位政治人物，應該懂得如何應對媒體。
如果林冠英希望在媒體上擁有公正無私的形象，他應該即刻回應檳城中文媒體記者及攝影記者協會及檳州報界俱樂部的要求，向涉及中文報記者道歉，然後再召開聽證會，了解事實真相。（27.8，2014 南洋商報社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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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5隻青蛙的故事
政客都愛卸責，天災人禍發生後，政客推諉卸責更是無所不用其極。
卡特莉娜颶風在2005年重創新奧爾良後，共和黨的總統小布什，與民主黨的路易斯安那州長Kathleen Blanco、新奧爾良市長Ray Nagin互相卸責，聯邦指控地方事前未執行撤離，地方則怪罪聯邦未撥款撥人預作災變防制。
同樣的，不久前高雄市發生氣爆，以及這次餿水油事件，馬政府也與高雄市、屏東縣政府互相卸責。國民黨指控地方政府未執行工安與食安稽查，民進黨則批評中央政府的法令與制度有漏洞。
但在卡特莉娜災變中，執行撤離是州政府與市政府的權責，聯邦政府不能越權代行。同樣的，食安與工安的稽查，也是地方政府的權責，中央雖負督導之責，卻不能越俎代庖執行。
以餿水油事件為例。這次事件的禍源來自屏東縣的地下工廠，而且這間工廠從4年前就被人先後檢舉5次，但屏東縣政府卻一直毫無作為，才釀成如此重大食安風暴。
也就是說，餿油事件既然禍起屏東，禍首責任當然就該由屏東縣政府承擔。但即使事證如此明確，民進黨，尤其是蔡英文，卻一再撇清屏東縣政府的責任，不是說“屏東縣政府是否有相關責任，仍有待釐清”，就是說“中央政府未有完整建置，未投入必要人力支援，地方可以做的事情很有限”，言下之意就是極大化中央政府責任，卻極小化地方政府責任，連做個樣子罵屏東縣政府幾句也不願，也難怪吳伯雄要感嘆：“餿水油源頭工廠，要是在我們（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那縣長現在還有活路嗎？”
事實上，蔡英文的政治資歷雖淺，但她的乾坤大挪移功夫卻不容小覷。在工安與食安事件中，她用乾坤大挪移減輕民進黨執政縣市長的責任，即使在代議制度何以失靈的檢討中，她也把這門功夫發揮得淋漓盡致。
她對現行代議制度的檢討是：“我們的國會，被多數黨給把持”，“任何一個大黨祇要壟斷了國會的多數權力，就能夠一意孤行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這正是代議制度的失靈”，“我們應該要修憲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她把代議制度失靈的責任，完全歸咎於國民黨；而解決失靈的辦法，則是修憲重新設計代議制度。
但立法院的現狀事實上卻是：國民黨雖然經常笨到也鴨霸到想以黨意凌駕民意，但國民黨的黨意卻一向很難在立法院得逞，不是不敵民進黨的黨意，就是受阻於王金平主持的黨團協商密室。亦即，國民黨雖是多數黨，但在國會卻處處受制於少數黨，甚至少數人，說國民黨“把持”
國會，一意孤行做他們想做的事，顯然與事實不符，也太抬舉了國民黨。
而且，代議制度本來就是多數決制度，目前立法院的代議功能之所以失靈，問題並不在於制度錯誤，而在於議事行為不受法令規範，以及政黨政治文化未臻成熟使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修憲所能解決的。就像即使制定嚴刑峻法，也不能杜絕工安與食安意外一樣，即使修憲修法，也一樣難以根治國會失靈問題；換句話說，問題與制度法令無關，而與做不做以及怎麼做有關。
卡特莉娜災變後，美國眾議院曾經完成了一份厚達500多頁的調查報告，其中有句引言發人深省：“5隻青蛙坐在圓木上，其中4隻決定要跳走，請問圓木上還剩幾隻青蛙？答案是5隻。為甚麼？因為｀決定’和｀執行’是兩回事”。
這句引言是眾議院對聯邦與地方政府互推責任的針砭，批評他們都要負執行不力之責。台灣工安與食安意外頻傳，以及國會長期失靈，何嘗不是5隻青蛙故事的翻版？
更何況，政壇畢竟不是江湖，乾坤大挪移練得再好，也不保證就能一統天下。（收藏自 21.9.2014 星洲日報／凱撒的面具‧作者：王健壯‧台灣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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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向·臉書社會學
臉書中
是一個各自想主導的空間
如此
臉書社會學漸漸成形
進入臉書
不要還以為在現實中
你有你的主導
臉書中依然跋扈
新的臉書空間
新的數位數碼世界
自己的行事風格自己建立
相對的現實中的現實
在臉書中依然
在此網絡中不知的未來
點滴已成
未來你將站在那個位階
自己決定
紀向2014.10.2
（髒衣物請丟洗衣籃裡，不是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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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刀子嘴”的心腸會好？
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寫的未來小說《一九八四》，裡面的人活在一個極端極權統治的“大洋國”，這個國家有一個重要的部門叫“真理部”，“真理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編詞典。
大部份的文明、大部份的社會，只要是懂得需要編詞典的，幾乎毫無例外詞典都越編越厚。語言會繁衍，舊的還沒死，新的就來了，詞典只好越來越厚。可是大洋國“真理部”編的官方定版詞典，遵從一項嚴格規定――詞典越編越薄，收的詞越來越少。不只是很多不方便的詞被排除在外，更根本的邏輯是――有甚麼樣的語彙，人才懂得怎樣思考，控制了語彙，也就能控制思想。例如說“反叛”、“質疑”、“革命”，乃至於“自由”等詞，如果完全從人民的生活裡消失了，那對統治者會有多大幫助！
奧威爾的想法，不全是危言聳聽。他點出的一項道理，絕對不容輕忽，那就是語言不只是思想的工具，語言就是思想，要有甚麼思想，先得創造熟悉那種思想所需要的語言。擴大來看，語言跟感覺也有同樣密切的辯證關係。很多時候，語言看來只是傳遞、表達感覺的手段，常常我們會有“描述不出來的感覺”，也就是超過了既有語言範圍的感覺，但另一種情形我們就不容易察知了，很多時候，語言就是感覺，心中胸中沒那種語言那種概念，還真的就不會有那種語言。
以前的人喜歡講“刀子嘴，豆腐心”，我的經驗是，越來越不相信嘴上隨便會傷人的人，心腸會好到哪裡去。他滿腦子都是惡毒的話，那些話必然就範定了讓他很難設身處地替人著想，溫厚地感受同情別人的痛苦。
還有一種關於人格的神話，把口語木訥的人刻畫成內心情感豐沛，只是說不出、不說出來。我也越來越懷疑這種人格的真實性，一個掌握不了豐富感情語彙的人，可能會有多浪漫多深刻的感情嗎？
中國文化中，長期缺乏感情的語言，事實上，也就缺乏了內在真實的感情。認真看看，在西方勢力進入前，中國自主發生的浪漫主義運動，竟然要遠溯到唐朝去。難怪花了一百多年時間，中國一波又一波不斷向西方學習浪漫的感情詞彙與文法。而且看來，這樣的學習，短時間內還走不到盡頭。例證是每年2月14日，西洋情人節，以及其相應的商業機制，在兩岸三地，都越來越有勢力。幹嘛熱衷過情人節，尤其過西洋情人節呢？
說穿了，還是在學習，學習透過巧克力、燭光晚餐、乃至情色良宵，來創造新的戀愛感受。
愛情，也是學來的。要愛得可生可死，愛得刻骨銘心，至少先要學會可生可死、刻骨銘心的一套戀人絮語和愛情價值觀吧！（22.9.2014 星洲日報／照鏡‧作者：楊照‧台灣評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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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俐萍‧還有更多的“張健”
“未來世界首富”張健在泰國落網，腦袋裡一閃而過的只有“終於………”兩個字。
“終於”之後，浮現的是連串的問題。泰國的警方是怎麼辦到的？大馬警方是如何看待張健在泰國落網？
大馬相關的執法單位會感覺顏面掃地，還是繼續活在築起的層層自護保護牆中？張健的“信徒”此刻是悔不當初，抑或依舊把他當著神一般的，供奉"，？
昨天，開車上班的途中，電台播報的恰巧是貿消部回應張健落網的新聞。“我們（貿消部）沒有權力這麼做……”，再翻閱當天的報章，警方高層的談話是“沒有接獲投報，不能介入調查……”。乍聽之下，這些都是中立的說詞，展現嚴謹、公正辦事的態度，但厭惡，甚至恨不得斬除早已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風者，聽到這番凜然的說詞，只能抬出“推卸責任”四個字作解讀。
雖然早已習慣大馬有關當局向來“獨特”的處理方式，但是聽到、看到意料之內的回應，還是忍不住搖頭。這就是大馬，追逐先進國的目標，官僚的思維，固步自封的腳步，注定是背離目標往後倒退跑。
張健在大馬住了兩年，過著奢侈炫富的生活，靠著豪灑鈔票和四處捐助的行為，讓張健的“信徒”為他披上慈善的外衣。但不管是捐助者或是接受捐助者都很清楚，彼此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關係層面，既然是互惠互利，又何必追問錢從哪裡來？
可笑和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張健在大馬平平安安過了兩年，在泰國只住了兩個月就被指涉及快速致富詐騙9億而落網，而大馬相關的執法單位依舊對事態的嚴重，一直處在後知後覺，甚至墜入不知不覺的盲點中。
雲數貿、圓夢贏家等等冠上讓你夢想成真、過上富裕生活，由謊言堆砌而成的計劃，說穿了都是你情我願的交易。甚麼快速翻倍、利滾利，在金字塔的作業模式下，你我心裡都清楚，這其實是“先拿先贏”的遊戲規則，先賺到的人絕不會認為它是騙人的計劃，只有那些在熱潮掀起，前撲後繼投入其中者才是冒著分分鐘血本無歸的最大風險。
所謂被騙、被坑的“受害者”，是真正在不知情下被騙走血汗錢嗎？有多少“受害者”其實是抱著想賺快錢的僥倖心態，騙局被揭穿後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訴如何淒涼？
我倒想起了不久前同樣鬧哄哄的一起快速致富的騙案，有人向報館通風報信，爆料匿藏多時的有關公司總裁出現在古晉國際機場，“好心”要記者到機場圍堵追訪，但記者追到機場，這些“受害人”不是三緘其口，就是遮遮掩掩，有者甚至不願以“受害人”自居，彷彿還對這項計劃抱有一線希望，他們的目的只是希望利用媒體的報道追回投資額，是不是已從騙局中得到覺悟，看來並不是大家所想像般樂觀。
在雲數貿之前，不少民眾還一窩蜂的“買金”，即使相關公司過後被指是違法的，大部份的投資者非但不相信該公司的作業是違法的，還擺出一副必會聲討到底的強硬姿態。也在不久前，一名男子以很不客氣的口吻要報館派記者隨他到國家銀行討回公道，無論我如何解釋這不是記者的職責，對方都不接受，還以威脅的口吻要稟報上層，怒蓋電話之前還拋下一句：“你們記者是吃大xx的！”
本是願者上鉤，事後扮可憐哭訴自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這種人值得同情嗎？
老掉牙的那一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早已失效，更多人相信的是天下真有白吃的午餐，明明被騙還反過來為施騙者說好話。
不信？眼前的張健消失後，社會還是會出現更多的“張健”，歸根究底一切是人性貪婪作祟，咎由自取，怨不得人。（1.11.2014 星洲日報／綿里藏心‧作者：何俐萍‧《星洲日報》砂州高級新聞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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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俊傑‧人言可畏？我無所畏
致江氏父子、Cindy楊又穎（見插圖）、所有網絡霸凌受害者，和我：
2年前的黑色大集會後，我臉書上的個人情緒貼文，被長腿麗莎截圖廣傳，那時的“正義黑衣人”承受民聯沒有執政中央的打擊，群情憤慨，看甚麼人事都不順眼，那張截圖頓時成了情緒發泄箭靶。我的臉書被“民粉”灌瀑，他們競相用最無禮苛刻的字眼辱罵我、詛咒我家人與後代、攻訐我服務的報社、揚言要燒我家、要我駕車出街走在路上小心留意，以為都在替天行道要為民除害，巴不得置我於死地而後快，還殃及無辜
同事受盡屈辱。每一個轉發、每一則留言都在測試著人類能說出怎樣惡毒的話，競爭著誰比誰更野蠻。
這事當時可紅了，所有臉書專頁都有我在鹿特丹穿著藍衣冬裝拍攝的照片，加工寫上污蔑辱罵的字。我是怎麼挺過來，優雅的不讓一滴口水沾身呢？那夜，密友過來陪我壯膽，帶來一本好書和音樂、吳國維翌日清晨第一位打電話來關懷、志彬麗明玉姍億佩等私訊鼓勵、泰發為義鳳貞等更多同事同行發短訊來相挺，在各自臉書上代為滅火。清江和秀琴不曾怪責，大力拍肩給力、蕭總軟言相慰，一眾主任朋友們一路相伴鼓勵打氣、家人擔心我的安全，也擔憂著報社會不會因此解雇了我、弟弟與弟媳從東京捎來貼心慰問、公司律師志雲做好準備要陪我報案對付恐嚇我人身與財物安全的暴民，嘉貞一面熱心的將所有恐嚇我，有生命威脅的貼文截圖存檔，以做上庭用途，一面安慰我要放寬心。
更多素未謀面的理智者為我說情、幾位讀者如台灣來的上官太太寫信給我，囑付我務必堅持下去，全部善意我都放在心上，縱使曉虹照章把警告信遞過來，也一再強調“為了堵悠悠之口，對我有利無害”，都為了保護我。
如此豐沛的關懷陪伴，那麼慷慨的友愛給力，讓我輕巧橫渡了兩岸猿聲啼不住的深淵，如常走在街上去健身逛夜市到購物廣場吃飯看戲，人言可畏嗎？我無所畏，沒有人把我給認出來，再摑我一巴掌，我依然優雅的過著充實日子，那些叫囂辱罵於我只是過眼雲煙，不驚擾確幸的美好時光。
錦上添花固然是容易的，卻唯有在關鍵時刻，才知道誰才是雪中送炭的真心人。這個麗莎是我中學同學，那種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只知道她有不少軼事。有好多人來為她說情替她向我道歉，指她生活過得很苦，單親媽媽得養活成群女兒很不容易等等，因此深信民聯當時的天花亂墜，氣急攻心才這麼做，莉莉還掏出手機出示麗莎模棱兩可的貼文，說得彷彿一切與她無關，是我咎由自取。
也許你不相信，我並不恨也不怨她，因為愛恨都是真感情，不必將感情投注在不值得的人事上，她和那些對我施諸網絡霸凌者，現在過得如何，未來有怎樣的宿命，誰在乎呢。
那是一個集體陷入瘋狂，網絡霸凌橫行的年代，事後我重開臉書，選擇記下所有的愛與善意，也把所有齷齪不堪的訊息都儲存起來，這將會是紀錄人類可以喪心病狂到甚麼程度，文字可以如何比刀刃更殺人的見證。當時我寫了一段話，2年後重看時依然覺得鏗鏘有力，就把它設定為唯一公開的置頂文：“我的臉書，就是我的家。你可以不認同我所說的，但表達意見永遠都有理性及禮貌的方式。若你粗魯無禮，你會被我掃地出門，老死不相往來！”
朋友看了貼文緊張的問：你是不是又被霸凌了？那事之後我在臉書做了大掃除，所有政治狂熱派一律除名封鎖，對他們無感也無情，老了死了也不關我事，即不動情也不哀傷，天下最絕情的，就是老死不相往來的冷漠。我沒有又被霸凌，但並不是所有被霸凌者像我那麼幸運，有那麼多的真心相伴與鼓勵，所以，在臉書倒數自殺的江世豐死了、其父親江運來被網絡霸凌者的惡言罵死了、楊又穎也在遺書中稱不堪被酸民謾罵自殺了，往上數還有韓國自殺藝人……這麼多人死了，網絡上的魯蛇（loser），你們滿意了嗎？晚上睡得還安穩嗎？
就因為長得較特別、說了你不中意的話、和你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就活該承受你匿名的攻訐辱罵？在社交媒體盛行的時代，你一人開設幾個臉書戶名，每天睜開眼睛就想著要肉搜對付誰，自以為秉持著多高的正義感，事無大小都先用手機錄影，於我有利的時候就放上網來個全民公審，任由踐踏一個陌生人的自尊，無論他是否有罪有錯，非得逼死了他才吐了你一口惡氣，是嗎？
唯有在現實生活中一無是處、在職場上郁不得志、家庭婚姻感情各方面都自卑的魯蛇，才會去傷害別人來虛張自己的生存，你連是非善惡都還分不清，憑甚麼站出來，丟第一塊石頭了？誰教你自詡是正義使者，能代替月亮來罰人了？
今天，我以一名曾被鋪天蓋地的網絡霸凌生還者，心平氣和的寫下給所有受害者及施暴者的公開信：我不再恐懼霸凌，無論任何形式，我只為自己的快樂與幸福負責，為明天更富裕與強大的自己而活。我是幸運的，等著前方的是靜好富裕的未來，但我也知道不是每位受害者都能輕巧的，憑著豐溢的愛走出來，那種無形的壓力與折磨，會讓人得憂鬱症甚至自殺。
我不奢望施暴者的懺悔、覺悟或道歉。親愛的被施暴者，無論你是否走出這種傷痛，或承受著身邊的人所製造的網絡霸凌，再怎麼難過，也不要自殘自殺，想想很多很多深愛著我們的家人與真心朋友和無私長輩，他們會因此多難過，那些躲在熒幕後的魯蛇卻沒有一絲悔意，多不值得。
記住我朋友偉智說：憂鬱症是病，霸凌他人為樂趣的，是更嚴重的神經病。我們都曾因網絡霸凌而惶惶不可終日，但我們身邊卻有取之不盡的愛，支撐我們抵擋最無情的霸凌，他們的人數比怨恨你的神經病多上很多，我們心靈如此富足，被愛和關懷包圍著，這是霸凌者終其一生也永不可得的幸福。所以，聽我們內在那個強大的心說話：要為自己活！
謹此懷念遭網絡誣衊式霸凌致死的台灣藝人―楊又穎（彭馨逸）（25.2.2015 星洲日報／欲說還休‧作者：許俊傑‧《星洲日報》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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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德‧蹩腳政治化妝術
這個年代到處政爭正酣並趨激烈，再拜網絡社交媒體的方便性和廣泛傳播力量，為本身支持的政治人物塗脂抹粉越來越輕而易舉。
同樣的，藉科技方便，修圖篡改，誣衊他人，長自己志氣的動作，也大行其道，而且愈見粗俗和人身攻擊。
但，畢竟為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化妝”，更加能夠替對方籠絡更多人心，打造出“神一般”形象，可以進一步強化政治人物完美的一面，這比起踩低對手也更為文明。
唯在造神的過程中，過度吹捧，很容易弄巧成拙，遂“化妝師”們，也會適當地打造政治人物貼近民心的平民感。
貼近民心意味掌握民意，對於靠選票上台的政治人物，其合法統治權和權力來源，即是民意所賦予和授權的，那麼若要繼續得民心，就得塑造一個符合民願的形象。
不管是造神還是塑造親民形象，過火了，拿捏不準，則隨時拿石頭砸自己和政治人物的腳。信息年代，眾人也練就了“金睛火眼”，民智大開，足以辨識真偽，“化妝”術不強就容易帶來適得其反的結果。
在“化妝”之餘，政治人物本身亦需要具備特定的基本能力，包括超強的演說能力、溝通能力，能夠充份地調動民眾的關注力度及認同感。這是著名社會學家韋伯的忠告。他也強調了3種政治人物的類型：傳統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
那些承繼自家庭世襲的傳統型政治人物在當前很常成為箭靶，特別是當第二代總有意無意把父輩的些許成就佔據已用，時不時就提起本身將依照前輩的努力和付出，繼續為民服務。青出於藍那尚有說服力，最不堪的是一蟹不如一蟹，不單自己得不到好處，還連累了父輩的形象。
韋伯的意思大概可以這樣理解，政治人物不管是透過世襲或法理登上權力寶座，都必須融會3種類型，要大量吸收魅力型的做法，提昇本身的形象和地位。然而，要做一個超凡魅力型的領袖，談何容易，個人若缺乏這個品質，有再強的“政治化妝師”也無法化腐朽為神奇，一旦遇上手法拙劣的化妝師，更是災難。經常看到某些政治人物，無論在甚麼場合，談甚麼課題，都以一貫的高八度聲音嘶喊，再美好的詞藻，再吸引人的政治配套，從他口中吐出，效果馬上大打折扣。
一個魅力領袖，先別說具備“超凡”這個特質，都必須曉得在適合的場合和時空，用最貼近民心，以一般民眾聽得明白，說進人們心坎的語調，讓人感覺他與民意並無脫節感。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上台8天就開始了在電台的節目《圍爐夜話》，讓國民通過想像自己正和總統圍爐火親切閒聊。羅斯福的表現成功拉近了官民距離，這個年代，看看媒體的報道，文字或影像，或者通過粉絲和網絡打手的形象設計，和造勢大會場面調度，很多時候官民間的認知鴻溝只能說是災難性的擴大，往往得不償失。
政治化妝相信更在於，擅長不擅長“術”的技巧，還有“力”的運用，才能成功為主子出謀獻策，把曲的說成直的，把苦搞成甜的。除此之外，政治上的“嗜血”症，一旦成為了政爭的主軸，很快的，甚麼樣的花招都會以污衊和毀謗為攻守之間的利器，屆時也不必談甚麼形象了。
說到底，政治領袖有實事不幹，做了事卻做不好，加上身旁幕僚個個只勤於獻媚，說真話者少，偽善者多，即使搬出了大堆理論，捧出了再大再美的畫餅，化妝太多，人們看了就愈加討厭。（27.5.2015 星洲日報／騎驢看本‧作者：張立德‧《星洲日報》主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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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璟燁·FB是怎麼一回事？
在facebook裡
如果你的照片
夠美……夠正……夠辣……夠優……
迷倒所有人
只要你塗鴉牆打上一句
我肚子餓
就馬上一堆人關心你
留言問候你
甚至要幫你買吃的
或帶你出去吃
哄哄你去吃別餓到
然後幾百個"讚"
就在幾秒鐘……幾分鐘……幾小時……
以倍數上升……比股票跌停還快……而你心情不好……隨便打上一句 xxx……
也隨隨便便幾百個"讚"……安慰的話……問你怎麼了……
關心你之類的留言……如雪片般飛來……
如果你照片……不夠正……不夠優……不夠辣……
或是放風景照……車子照or沒放照片……
就算你打發燒到40度……感冒快往生了……
我想也是只有小貓2-3隻或本來就認識的朋友問候……
就算很多人看到……也不會刻意去理你……
而你的"讚"……比股票漲停還慢……
要怪Facebook上太現實……No No……
是這個社會太現實……不只在facebook上……
是整個社會就是這樣……
人醜被歧視人美被捧高
這……就是現實黑暗面……他不但現實……
而更真實……流動在你我之間……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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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鍾情
鍾璟燁的文字，真是一針見血、一劍封喉、一鍵百態。。。。為何說“一鍵”？因為在外貌協會稱霸的年代，“臉值”就是“臉書值”；很多人都是“一鍵鍾情”，充滿憧憬。再見？發現自己在作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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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廷‧網絡時代的兩種讀者
兩年多來，我常和媒體界新舊同事們討論新聞媒體的前景。
不少同事覺得當下年輕人不讀新聞，只愛娛樂內容，儘管她們希望向讀者呈現有價值的報道，但不得不屈服於市場的意願。受人敬重的老前輩則抱怨年輕人“拒絕理性思考、不關心時事、容易被人煽動、只相信謠言”；就算不認同前輩觀感的年輕記者，也難免心灰意冷。
爭取新聞自由之餘還要在媚俗和新聞價值之間取捨，是多麼沉重的包袱呀。傳統紙媒報道手法謹慎、著重於真相，反覆核實新聞才敢刊登消息反而成為累贅，結果網民覺得報紙不夠快和大膽，這對毫無怨言地為真相賣命的記者、編輯而言一點都不公道。
不過，我想媒體前輩實在沒必要過度悲觀。有一次我告訴某前輩，同輩朋友都常常分析、深入討論社會議題，而且熱心於公益。結果前輩一臉吃驚，問我這些青年都在哪裡，從事甚麼行業？彷彿在他的刻板印象中這些人不可能存在。這種觀感在老一輩中很常見；不難想像，若帶著那樣的成見吸引年輕人會適得其反。
當然我狹小的社交圈子毫無代表性可言，事實上，同輩多忙於事業，為房貸、學貸等操心，很少有精力關心切身利益之外的課題。
但認為年輕人都不愛思考絕對不公道。
確實，資訊時代充斥著各種謠言和騙取點擊率的偽新聞。但今天年輕人多能分辨是非，每天在累積社會經驗。何況我們自小在資訊時代成長，比年長者更善於分辨消息真偽，不易受騙。
青年是報章明天的主要讀者群。新聞媒體可以選擇侮辱我們的智商，也可以和明天的國家棟樑平起平坐地交流。近年海內外一些報章一心吸引“只上臉書不閱報”的年輕人，不惜將新聞做得低俗，使用煽動性卻毫無實質的內容；結果學得四不像，反而淪為大眾笑料，公信力下挫。
其實在網路媒體盛行前，小報也一直沿用這類報道方式（所謂黃色新聞始於十九世紀初），反而今天不少網絡媒體都相當認真專業，報道深入可靠。因此一些報章今天突然覺得“必須”採取膚淺、煽動性的報道風格和網媒競爭，大概是對網路存在前的大眾品味有所誤解，對網路世界的印象過於偏狹吧！
新聞的確應該通俗，若能以幽默吸引人、深入簡出的形式呈現，讓更多人關心社會議題，那絕對值得。但若為了呈現出讀者想要讀到的新聞，不惜刻意誇大或淡化新聞的情節，甚至製造恐慌、模糊焦點，反而會危害自己的公信力。
既然這樣，新聞媒體可以如何吸引更多讀者？
從事網路銷售的人都知道，互聯網遵守所謂“90/9/1定律”（又稱“1%法則”），只有大約1%使用者會經常創作內容，9%網民則是“休閒創作者”，偶爾分享信息或評論。其餘90%是平時潛水、被動吸收資訊的一般讀者。因此企業家都在1%用戶身上經營，鼓勵他們源源不絕分享內容，吸引99%讀者前來閱讀。
在資訊氾濫、口碑至上、讀者忠誠度不高的今天，新聞媒體必須搞清楚要吸引哪一些有影響力的讀者。任勞任怨的記者和編輯自然屬於1%創作者（當然，很多濫竽充數的“新聞平台”則只是轉載他人的血汗成品）；至於在讀者群間有一定影響力的9%，同樣是媒體必須取悅的一群人。
依我所見，新聞媒體有兩個選擇：
1.致力於吸引對新聞水準要求不高的一般讀者。這些讀者一般上不在乎新聞是否來自有公信力的管道，傾向於閱讀他人分享、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忠誠度不高。
2.致力於吸引有想法、在乎新聞質量、見解在同濟間有一定影響力的讀者。這些讀者不在多數，但較忠於有公信力的新聞管道，並樂於評論、分享。
第一種讀者能短期為媒體帶來龐大閱讀率（刊登煽動性的新聞就能吸引大量讀者了），但長期而言，第二種讀者更有助於樹立、捍衛一家媒體的聲譽。
當然一些媒體人會說，大家不都愛分享搞笑、煽情、低俗的東西嗎？但網上處處是娛樂，我們已有太多選擇。新聞媒體不做好新聞，偏要和9GAG等經驗豐富的網絡平台和零成本、中學生都搞得很成功的臉書page競爭，豈不是白白放棄優勢，變得可有可無？
人都有上進心和自尊心，就算不在乎國家大事，都想分享讓自己顯得有見識的內容、宣傳讓自己有面子（而非讓自己顯得庸俗沒腦）的品牌。在忠實讀者自願宣傳下，要是發生大事件，就算不關心時事的一般讀者，都自然會想到有口碑和公信力的媒體。
令大家欣慰的是，《星洲》相較於不少媒體，依然可以提供深入可靠、引人思考的報道，並有一群熱血、有才華的記者、編輯，因此才經久不衰。這是極寶貴的資產，但願她再接再厲！（17.8.2015 星洲日報／一派胡言‧作者：曹建廷‧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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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記者直播時遭槍擊，兇手深諳社交媒體病毒式傳播
8月26日，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旗下媒體WDBJ7的兩名記者在弗吉尼亞州進行新聞直播時遭槍擊身亡。
隨後，推特上一名為布萊斯·威廉姆斯（Bryce Williams）的男子發布了槍手自己視角的視頻，該視頻隨後被瘋狂觀看並轉發。而他的真名是韋斯特·李·弗拉納根（Vester Lee Flanagan）。當前普遍認為，弗拉納根就是射殺自己在WDBJ同事的槍手嫌疑人。
《紐約時報》分析稱，這起槍擊案似乎進行了熟練的安排，為了獲得最大化傳播，造成最大化的恐慌，而在推特、臉書和手機間傳遞。這一視頻的上傳，給這個網絡分享和紀錄片視頻無處不在的時代帶來了恐慌。
策略一：利用社交媒體上的好奇心
弗拉納根的這一視頻非常靠近現場，並且以槍手自己的視角。另外，他在警察追緝兇手，自己的賬號變得有名後才上傳這一視頻。不同於過去的直播式死亡，這次的槍擊案並未大規模在電視上直播，卻被大範圍傳播。這一切，是成千上萬社交媒體用戶不自覺地觀看並分享視頻而造成的。
隨著視頻在網絡傳播，恐慌很快蔓延開來，弗拉納根預料到了人們之後的舉動——他正是利用了網絡視頻的服務機制和人們對發布內容的好奇來完成這一傳播。許多人意識到這一切的時候為時已晚。因為殺手知道，在社交媒體上，你往往會轉發、點贊或是分享給他人，但這麼做之後，你可能才意識到自己幹了什麼。
弗拉納根的賬號很快就被推特和臉書註銷，但兩家社交媒體的註銷速度並不夠快。在弗拉納根從社交網絡上消失前，他的視頻已經被媒體和普羅大眾廣泛傳播，同時從網絡登上電視直播間，並被無數人下載再重新發布——因此，只要你會搜索，這些視頻將永遠存在。
策略二：利用平民式自拍的吸引力
另外，在YouTube上，弗拉納根為槍擊案曾試發過樣片，內容是弗拉納根在不同的電視節目上作為報道者或主播的鏡頭剪輯。鑒於弗拉納根對媒體“報道死亡”這一課題的熟悉程度，這一切便變得“合理”了。
《紐約時報》稱，弗拉納根似乎明白，在一個每年有數萬人因槍擊而死亡的國度，如果不是被直接記錄下來，那麼這兩人的死根本不可能傳播得如此快。“無圖無真相”，變成了一句網絡諺語。因此他等到WDBJ直播時才做出行動。
而作為一只“新聞獵犬”，他也深諳平民化自拍對網民的吸引力有多大，那些晃動的、第一人稱的拍攝，零距離不間斷地記錄已經成為電視新聞事件的常態。因此，他還自拍了整個過程。在這個移動設備橫行的年代，他有能力單手垂直舉起相機，從而用另一只手開槍。
策略三：利用網絡上的“人肉”沖動
弗拉納根大概也預料到，在任何一次被廣泛報道的槍擊案中，記者只需要去網上搜索一下，兇手的名字就會流出。因此弗拉納根準備好了，他的社交媒體賬號上發布了職業照和童年照。因此在他的名字流出的一剎那，他就登上了推特和臉書，開始公布自己的辯護和槍擊原因，以及他自己拍攝的視頻。
最開始推特網友曾懷疑殺手賬號的真實性——這是“合理質疑”的過程。關於槍手的所有生平很快搜集並拼接成本人的這種行為也已經成為新聞報道儀式中的一個套路。不過隨後，弗拉納根的賬號@bryce_williams7開始直播，使所有人都相信了他的話。
布萊斯·威廉姆斯是弗拉納根出鏡時使用的藝名。在20分鐘裏，弗拉納根在推特上更新了6次推文，最後以槍擊視頻結尾。他很快獲得了數萬粉絲，而這種“受歡迎”的程度一般只有國家級的大人物和明星才會享受到。
人們對於分享會產生遲疑；人們會在看兇手的推文和資料時持保留態度；人們會要求推特和臉書快將他的賬號註銷；人們會對WDBJ的直播視頻發布和兇手上傳自己的槍擊視頻產生新聞道德方面的質疑。這一切似乎都是他期待發生的。但他也知道，這些問題並不會阻止視頻的飛快傳播。
這是一條鐵證，證明人們的潛意識裏已經習慣了社交媒體的方式，對於直擊事件現場有著近乎自動的渴望。
助推者：推特的視頻自動播放功能
《赫芬頓郵報》撰稿人艾麗希斯·菲茲（Alexis Sobel Fitts）26日報道稱，由於推特方便的新功能“自動播放”，使得這一視頻獲得了無數的觀看。“自動播放”功能本意是為廣告商提供便利，使得廣告視頻等內容在用戶瀏覽時自動播出。
推特一直在試圖減少其用戶觀看視頻的步驟。“自動播放”功能6月上線，而此前，推特用戶已經只需要點一下屏幕，就能播放看到的視頻。推特的本意是“讓用戶享受更好的實時體驗”。
“多點一次鼠標，意味著你可能會錯過一些自己關註的東西。”推特的公司博客寫道。
菲茲認為，這裏的畫外音是：“多點一次鼠標？呵呵，那你就會錯過一個廣告。”自動播放的視頻能夠第一時間吸引到用戶的註意力。在社交網絡環境中，靜態信息中突然出現動態視頻，會使人們的註意力轉移，從而“不得不”觀看這個動起來的視頻。對於廣告商來說，這確實是非常實用的服務。因此廣告商也會向社交網絡等平臺施壓，希望他們啟用自動播放功能。
同樣，Instagram和Vine等社交軟件的標準設置也是自動播放，而臉書的視頻會在移動端自動播放。當推特啟用自動播放後，首先遭到的批評是“耗費流量”並且設置很難取消。接著由於不斷出現卡頓閃退等毛病，使得這一功能更加受到詬病。
漏洞：推特的暴力內容監管機制
大多數社交網絡媒體都會在出現暴力內容和圖像時獲得極大關註——尤其是推特，一旦出現突發新聞，推特的流量就會暴增。《查理周刊》遇襲事件、美國記者詹姆斯·弗萊作為“伊斯蘭國”（IS）人質遭到處刑的圖像都最終出現在推特上。
而推特對於圖片內容只有一條一句話規範：你不能用極端暴力的圖片作頭像、首頁頭圖或背景圖。
而推特的發布者引導手冊中提到了稍許多的一些內容：“我們不會進行內容管制，但被認為包含有敏感內容將有一條警示信息，用戶必須點開才能觀看。”
2014年8月弗萊被IS斬首後，推特在其家人的要求下刪除了所有的行刑圖片，並在自己的隱私政策下增加了一條。
“為了保護受害者家人，推特會移除在特定場合去世的個體信息。直系親屬和相關個體能夠提出刪除去世個體的圖片、視頻，尤其是當嚴重傷害在死亡前後發生時。這一要求可以通過我們的隱私表格發往推特集團（Twitter.Inc）。在審核這一類移除要求時，推特會將公眾利益放在考量範圍內，由於事件的新聞價值，可能不能滿足所有人的移除要求。”
值得註意的是，推特並沒有保證移除所有的暴力、死亡相關圖片。推特公司聲明稱這是“將公眾利益，如新聞價值等因素納入考量範圍”。
《紐約客》撰稿人傑·康（Jay Caspian Kang ）稱，推特並不是一個新聞機構。因此想象一個公司不讓可怕的視頻發布出來，包括IS的斬首視頻在內，這是很奇怪的。
但推特正不斷向一個真正的新聞媒介公司轉變。推特最新的“閃電計劃”，就是在突發新聞發生時綜合編輯並摘出有價值的相關推文。但“自動播放”功能使得其風險增加了。這一功能使得用戶直接面對的載體不僅僅是圖片，還有各種各樣的恐怖視頻。而推特承諾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刪除視頻，並在恐怖視頻前加入警告，並不是特別有幫助。而且推特做出反應的速度，可能還不夠快。
最終推特可能會做出動作，對暴力內容進行規範。現在，由於弗吉尼亞的槍擊視頻，這種規範或許很快就會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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